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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娟谈长篇小说《红雪莲》:​我想写一部六十年援藏史

2017年07月11日 16:29 来源: 中国西藏新闻网    杜文娟 字号:

随着在青藏高原行走年岁的增加,愈加觉得应该为这片高寒之地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以此来对应广博深厚的雪域圣地。

《阿里,阿里》出版以后,多个省市援藏领导小组或援藏人员联系到我,希望为他们写一些文字,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相关省市执行中央政府对口援助西藏政策以来,多地涌现出大批援藏题材作品,我依然不为所动。

不写受邀之作,不等于对援藏这件国家大事不关注。2010年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前往西藏堆龙德庆区定点深入生活,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也是一位援藏者。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和回望半个多世纪,即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以来,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生活情感,以及与藏文化藏民族的交融与碰撞,一直是我思量和叩问的主题。

某一天,我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不停地催促司机开快点,司机问我这么急干嘛呀。我说做援藏干部的节目。他立即转过脸,提高嗓门问我,什么是援藏干部?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我问他是哪里人,开了多少年出租车。他说是长安县人,现在叫长安区,在西安城里开了20年出租车,第一次听到这么奇怪的名字,嗨嗨,援藏干部。

说话的当儿,车身一抖,差点撞到路边护栏上。我惊得半张着嘴,望着两只麻雀从石榴树飞向雪松,浓密的松针间并没有鸟巢,但依然义无反顾,悠然轻盈。

西安暮冬的清晨,空气总是那样粘稠,撞开麦浪般的浮尘去赴一场文学盛宴,为一个区的文学爱好者讲写作。教室在四楼,并无电梯通达,上楼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老先生被人搀扶着,走得缓慢而蹒跚。老人头发没有全白,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互动提问时,他双手撑着桌沿站起来说,40年前听茹志鹃讲她走村串乡动员老百姓抗日的经历,今天听小杜老师讲西藏故事,讲孔繁森为什么二次援藏的故事。我立即起身双手合十,向他表示敬意。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望向窗外,梧桐高过窗棂,枯叶飘落一片,又飘落一片。风过时,哗啦啦脆响,光裸的枝干在冷意中愈显苍劲,树皮莲花一样被拂起,露出斑斑驳驳树的脸。睫毛闪烁间,想起广袤的藏西和藏北大地,无论是农牧民还是机关干部,只要不走出当地,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到耄耋老去,没有谁见过如此高的树木,这般繁盛的萧萧落叶,因为他们一生一世不知道树长什么样子花开什么颜色,甚至连一株高过脚踝的植物都不曾见过。

西藏就这样忽近忽远,似风似雨又似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无力逐一向所有人解释,讲述我眼中的西藏不是那么简单,我经见的藏族同胞深广如海,缤纷盎然。

的确,我不应该一直沉默,要以自己的方式和情感向更多人诠释一个领域、一种姿态、一个人的万千思绪。我不是藏族人,一生一世也融入不了藏文化,但我有一双外来者的眼光,一颗关照远方的心灵,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写什么和怎样写是每个写作者必须面临的考验,为此我辗转纠结,惆怅满怀。

哪个点才是小说的种子?这种子如何生根发芽、茁壮蓬勃?一个听来的故事如同雅鲁藏布江之夏,汹涌浩荡、一泻千里。

那位热血青年原来一直藏在记忆深处,我是多么欣慰,还有一方润泽失败者的清净之地,他在我心中,不离不弃,从模糊到清晰,从笑谈到肃穆。

我把他从尘封中请出来,走近他,打量他,探究他,与他屈膝长谈,同床共枕。其实,我万般清楚,他是不情愿被打扰,不想被人知道,如果还活着,也是隐姓埋名,如果已经离世,更是寂寥无声。

好像是2011年6月过罢,我请一位当地官员帮忙寻找从阿里到拉萨的长途汽车,他是一位“藏二代”,父辈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较早一批援藏者,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曾经有一位青年学生,从内地千里迢迢来到西藏,有关部门希望他留在拉萨工作,所有部门任由他挑。可他希望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就把他分配到藏北一个县当老师,校园里第一次响起了二胡笛子声,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热闹,两个月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那位老师也不知去向,有人到内地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感觉他从来就没有来过西藏。

记得非常清楚,听完这个故事,我俩相对而立,哈哈大笑,高原阳光照耀在脸上,刺得两只眼睛不能同时睁开,嘴唇虎口因为皲裂,笑的时候撕扯得疼痛,伸手去摸,抹一把艳红。

这位知识青年就是柳渡江的原型。

确定了男主人公,就得有一位女主人公相匹配。西藏和平解放60余年,雪域高原是否经历了汉地那样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她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心路历程怎样、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交集?思索良久,认为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藏北高原,尤其是茫茫无人区,但他们肯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有人相连,还有事相牵,这人就是柳巴松,这事就是援藏。柳巴松便成为连接柳渡江和南宫羽的桥梁与纽带,同时也串联起几十年风雨援藏路。

这条路不是康庄大道,没有浩荡气势,有点荒僻甚至私密,属于一个人的心灵史。

作家写一辈子,永远也绕不开自己,我非凡人,南宫羽当然有我的影子。

万物生灵都有关联与矛盾,和谐与斗争并存,小说是人学,更是社会学,自有避不开的法则。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冲突又在何方?是自然环境的?时代背景的?还是民族认知的?或者是人性原罪,种种可能都有,而每一种可能背后都有相匹配的庞杂内容。人物命运、性格特征、政治生态、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动物植被、气候地貌等一切,都需要谨慎取舍,细细铺排,悠悠锻造。

所有成品都是简单的,成书过程却相当杂芜,千头万绪常常使我怀疑自己,内心的坚韧是不够的,强健的身体很快被拖垮,在庞大浩繁的工程面前,所有豪言壮语和妖艳玳瑁都一败涂地,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广厦千间,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抗争。从开笔动工,每天日出而写日落而息,朝思暮想,念念不忘,调动思维肌肤乃至血液,目的只有一个,让柳渡江、柳巴松、李青林、欧珠久美、老白、扎西校长、王副县长、河北大胡子们栩栩如生,让南宫羽、土丹卓玛、秦姨、冀苗苗们风姿绰约,让所有人动起来舞起来,不但让有生命的人物多姿生辉,请他们的影子也随之蹁跹。

话剧人物在舞台上张扬个性,小说人物在细节中鲜活生动,无处不在的细节最能检阅小说家的功力。洋洋洒洒30余万言,单靠语言、情感、意念、景物描写是支撑不住的,海量的信息源自几十年的储备和积累,信手拈来靠驰骋万里的魄力和自信。

有人说小说不讲政治,只是男女纠葛,情感波澜,与政治毫无关联。其实小说讲大政治,政治像阳光空气和水,无时不在,如影相随。谁说托尔斯泰、路遥不是政治家,《离骚》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头,《论语》是儒学思想的原乡,鸿篇巨制不可能没有大时代大政治。所幸,我有在藏区跟随慈善机构做公益的经历,接触过众多当地人、外来者、知识分子、普通农牧民,悲悯和仁爱是我的文化立场。

知道写不出扛鼎之作,但虔诚和努力是具备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以我的视觉平视那片高地,真诚地呈现出这部援藏史。

《红雪莲》从素材积累到成书历时数年,也把自己变成了一朵红雪莲,经受风霜,历尽严寒。仓央嘉措说,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我想说的是,我创造了一部《红雪莲》,我就是汉地最艳的雪莲花。

责任编辑:王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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