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一）

作者简介：土呷，藏族，西藏昌都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现任西藏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兼西藏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多年潜心研究昌都及康巴文化，出版专著《西藏昌都历史文化研究文集》，担任《昌都地区志》总编。该文由土呷先生授权西藏新闻网陆续发表。

 

西藏昌都地区是青藏高原人类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连接藏、川、青、滇的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西藏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昌都地区既是西藏自治区所辖七地（市）之一，又是藏族三大区域划分中康区的核心地区。5000年前，勤劳、勇敢、智慧和富于开拓创新的昌都先民，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三江峡谷，创造了令世人称道的昌都“卡若文化”。随后，卡若文化又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更多地从中华母文化的机体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营养的同时，也接受了邻近其他文化圈的某些文化因子，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有震撼力的藏区地域文化——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那么，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生态与人文环境怎样，它的源头在哪里，其发展脉络如何，又有哪些丰富内涵与特点？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历史环境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联系。为此，我们首先要了解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历史环境三大因素。

 

1、昌都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

 

对藏族居住和生活的青藏高原，藏族史学家有一个形象而又特色鲜明的三区划分法，这就是“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按照藏族传统的地域观念，将昌都地区划归在三区划分中的“下部朵康六岗”之内。“朵”在藏语中的本意为水汇合地方，引伸为四通八达之地。“康”指“边地”，是相对于“卫藏”中心地区而言的“边地”。“朵康”合在一起意为“四通八达之边地”。“六岗”是指色莫岗、勃波岗、察瓦岗、芒康岗、玛杂岗、木雅惹岗，这“六岗”大体位于康区。“岗”是藏语，是对两水之间高原的称呼。康区藏族是藏民族的一支重要分支，而昌都地区是康区藏族的核心区域。康区既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区域之一，也是藏区三大方言中使用康巴语区域的名称。“康”在历史上并无固定的疆界，习惯上是指西藏昌都边坝丹达山（夏贡拉山）以东操康巴方言的藏区。大致包括了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等藏区。朵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意，但昌都地区作为康区文化的核心区，始终包括在朵康的广义和狭义之中则是没有争议的。

 

昌都地区位于西藏东部“红山红土地”的横断山脉北部。昌都总体地势是西北部高，山体较完整，分水岭地区保存着宽广的高原面，东南部低，山体被切割成星罗棋布状。昌都境内自西向东矗立着巍峨峻拔的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和芒康山。在这逶迤延绵的山脉间，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向南涛涛流去，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三江峡谷地带，故我们形象地称昌都传统文化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这些深沟峡谷形如一条条沟通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交通的天然通道，成为古代部落人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活动的民族走廊。石硕教授在昌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中剀切详明地指出：“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统荟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注定要对康区昌都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昌都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势险要、交通阻隔，生存条件较为艰苦的条件，造就了康巴人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性格特征。

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是康巴人鲜明的性格特征

 

2、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昌都境内由于峡谷纵深，海拔高差悬殊，导致气候多样化带状特征十分明显，从海拔2200米的亚热带到海拔4700米以上的高寒带，形成了明显的植物地带性分布规律，这就决定了昌都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昌都西北部山体比较完整，三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区保存着较宽广的高原面，为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部山势陡峻，河谷深切，分水岭窄，高原面破碎，牧业发展受到较多约束，而深谷地则为农业为主的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地理结构使昌都地区农牧业格局呈现出以下特征：农业由北至南呈循三江流域河谷地及支流两岸分布状态，构造了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种植带，是典型的河谷农业。牧业则属高山坡地牧业，沿三江流域两旁山地构造了三道牧业带，形成了山地与河谷的农牧分异结构。以上这种地带性分异规律决定了昌都传统的经济为农业、牧业、半农半牧业这三种类型，其中以半农半牧业为主。

 

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类型有重大作用。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西藏由奴隶制度社会过度到封建社会。在西藏的腹心地卫藏地区逐渐建立了典型的封建领主庄园制，也既谿卡庄园制。但在昌都地区直到1950年解放时，还没有建立谿卡领主庄园制。从经济形态看，这是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康区不同于卫藏地区的重要标志。昌都地区没有采用谿卡庄园制的原因，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昌都地区地处三江流域、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耕地分散零碎，交通不便，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而不利于集中经营。昌都地区松散的部落制度使昌都领主的经济难以集中经营。从而形成农奴以户为单位对领主土地的租佃式经营。昌都地区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是昌都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根基。

昌都地区耕地分散零碎，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所以没有形成卫藏常见的庄园经济。

 

3、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

 

在隋唐之前，藏汉文献对昌都已有初略的记载。早期苯教文献和敦煌发现的古藏文中，多次提到了昌都西北部的“苏毗林几金秀”。在汉文史料中，早期对藏东昌都一带统称为“西羌”、“西南夷”等。后来，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对昌都一带的不同地区分别称为“苏毗”、“附国”、“东女国”等。公元7世纪吐蕃在雅砻河谷崛起，昌都一带被吐蕃征服，而这一征服过程是伴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而开始，并随着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不断传播和渗透而完成的。昌都为当时吐蕃军政区划“五茹”中的“苏毗茹”管辖范围，并以此为基地向唐朝和南诏方向扩张。其防守边地的精锐部队之一“中勇士部”就驻扎在昌都境内。赤松德赞时期，特意授予昌都拉多头人为“拉多王”封号。804年夏天，按照赤德松赞的诏令，在今昌都地区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上雕刻了刻经兴佛、祈求唐蕃和好等为内容的藏汉文字和造像。

842年，吐蕃王朝灭亡，西藏地区陷入分裂割据状态。13世纪中叶，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昌都在内的中国大统一。在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藏区，其中“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昌都地区。当时，忽必烈把昌都一带作为“三个却喀”中“朵堆人区”的一部分，将管辖权封赐给了八思巴。八思巴又任命吐蕃王室后裔，当时属于昌都“沙贡德巴”家族的董·新巴贝为多康的“谢本”（总管）。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昌都一带属于“朵甘卫指挥使司”管辖。明末清初，先是康区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的势力扩展到昌都、贡觉、类乌齐、芒康等地；再是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进兵昌都，经过一年鏖战，于1639年消灭了白利土司。1719年，朝廷派大军进藏平乱。康熙帝先后授封昌都帕巴拉、察雅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济隆等四大活佛为“诺门汗”、“呼图克图”等名号。进一步加强了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直接管理。1726年，朝廷官员鄂齐、班第会同川、藏、滇三方官员会勘地界，决定以金沙江西的宁静山为界，以西为达赖喇嘛的“香火地”，以东属四川，中甸属云南。又将丁青等在内的三十九族划归驻藏大臣管辖。这是清朝入关以来对西藏昌都行政区划的最大一次调整，奠定了此后近300余年昌都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从康熙年间开始，清军入藏均以昌都为必经之地，昌都成为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

1908年，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昌都拉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1913年，西藏噶厦政府在昌都设立了地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朵麦总管，由一名噶伦主持昌都地区的军政事务，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19日武装解放藏东重镇昌都为止。昌都的解放，不仅打开了进军西藏的东大门，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也翻开了昌都历史新的一页。1951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政务院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性政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总之，在一个封闭的雪域藏东高原上繁衍起来，以农牧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以全民信教为特征的政教合一封建社会，便是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昌都人民世代生存于此，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与高山、峡谷、江河、草场、森林相依为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为吐蕃时代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