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传》：活形态史诗

 

格萨尔艺人在表演中。

“格萨尔”是在藏族群众中广泛传颂的英雄人物，《格萨尔王传》流传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藏族地区。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断以吟唱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和赞美之情。

《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地区民间流传的史诗，它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且至今还在民间流传。它所流传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藏族地区，蒙古族地区以及云南纳西族、白族、土族地区都有流行。这部史诗反映了古代高原社会从部族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高原社会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通过征战逐渐走向统一。由于它在民间流传，因此带有明显的口头文学特征:民间艺人根据原始素材加工、理解，使故事本身变得更加神奇。作为史诗，《格萨尔王传》反映了藏族史前历史，它在流传过程中，把藏族古代高原社会的一些社会制度，当时的道德水准、价值观念，还有一些民风民俗、语言特色等等都融进去了。因为藏族本身有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苯教，后来又有佛教传入，通过多少代艺人的传唱，把他们的信仰不断融入到史诗当中。

由于藏族史前史这部分，除了考古以外没有任何发现，人们要想了解藏族的史前史，《格萨尔王传》可以提供很多这方面的素材。它是藏族古代高原社会整个社会历史画卷的百科全书，因此在学术上有了更高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杨恩洪女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从事《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谈到《格萨尔王传》，杨女士说:“《格萨尔王传》从始创到现在1000多年间，仍以活形态方式在民间流传，这在世界上是比较少有的。因为在国际上一些知名的长篇史诗，像《罗马史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等，都是经过了口头传播的阶段，然后变成了文本形式，被人们记录下来。人们要看它们只能通过书面阅读，听不到史诗是怎样传唱的，当时也没有人记录它，所以什么人传唱，怎么传唱，用什么样的曲调传唱，用什么样的形式传唱，现在人们都不知道了。《格萨尔王传》现在还在传唱，一些藏族民间艺人用他们的大脑进行记忆，所以能代代相传，流传至今。”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格萨尔王传》在藏族流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杨恩洪:上世纪80年代我在做艺人调查时调查了一批艺人，现在很多人都去世了，我们抢救了一批资料。我们前两年又下去调查了一次，很多藏族的年轻艺人又培养了起来。现在我们对这部史诗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从一个文学作品，提高到这种口头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支撑，多元文化的社会对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都是很重要的。藏族老百姓非常喜欢这部史诗，它基本属于牧业文化，老百姓把格萨尔和他们心中的神结合起来了。实际上在说唱中表现了一种对祖先神和英雄二者合一的崇拜。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对格萨尔非常崇拜尊敬，除了艺人演唱，在民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婚丧嫁娶中也要唱格萨尔，有鼓舞士气、带来吉祥、祈福等功能。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藏族百姓一听说是来调查格萨尔、研究格萨尔的，都非常欢迎。

三联生活周刊:在现代文明面前，一些传统的民间文化往往免疫力很差。为什么《格萨尔王传》在民间流传了那么多年，还能保持那样的生命力，在藏族保证了一代代的传承？

杨恩洪:按照史诗流传的规律，它是一种口头叙事，产生于古代社会(民族形成时期)。为什么西方口头传播的史诗现在都没有了？实际上这种史诗都有其发展的共同规律，即经历了从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转变的过程。《格萨尔王传》也在遵循这种规律，逐渐从口头传播走向书面传播。我们现在正是在这种传播中，老艺人一个个都去世了，现在一批年轻艺人又开始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书面文本最终会替代口头说唱，因为某一种文体属于一种特定的时代。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保护很早就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时候，民间文学研究所就开始对民间文学进行抢救和保护，当时我们藏文室，首先抢救的就是《格萨尔王传》。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抢救过程是怎样的呢？

杨恩洪以:最早搜集整理《格萨尔王传》的除了藏族人以外是外国人，像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达维·尼尔、石泰安教授都曾在藏族地区搜集过。后来我们四川的一些汉族学者也做了一些努力。《格萨尔王传》为什么以前没有得到重视呢？因为当时藏族的官方上层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俗言俚语，称不上一种文化。1949年以前，唱《格萨尔王传》的民间艺人也像乞丐一样，浪迹高原以说唱为生，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到1959年国庆10周年，青海省民研会搞了一个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活动，下乡搜集民间文学，其中以《格萨尔王传》为重点，搜集了很多《格萨尔王传》的版本、手抄本、木刻本，以资料形式出现，但当时忽略了民间艺人这部分。其实，故事大部分还保留在藏族艺人的记忆中，文本只是记录了艺人说唱的一小部分。当然整个故事大同小异，格萨尔的诞生，下凡，通过赛马称王，然后开始征战，征服了很多周边的魔，统一三界后完成人间使命，最后是地狱救母，返回天界。但艺人分的部是不一样的，有的分成80部，有的60部，整体的故事从来没有人做过整理。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的一个重点项目，我们开始抢救，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包括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另外流传省区(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内蒙古和新疆)也参加了，成立了《格萨尔王传》工作领导小组。从80年代初到现在，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普查、出版、整理、研究等等，出版的藏文《格萨尔王传》大概有130部，另外除了抢救手抄本、木刻本外，抢救艺人的工作做得很多。我自己就采访到40多个藏族说唱艺人，实际上当时应该有100多个艺人，对重点艺人进行了重点采访、录音，把他们请到大学、研究所做研究录音。比如扎巴到了西藏大学，桑珠、玉梅到西藏社科院，果洛的格日尖参到了果洛群艺馆等等。我们为艺人录音大约6000小时，最多最全的就数桑珠了，桑珠艺人今年86岁，在西藏社科院，他录了将近2000小时，他是目前能说唱《格萨尔王传》比较完整的艺人。中国社科院和西藏社科院有一个合作项目，专门抢救桑珠艺人大脑中的完整故事，到现在为止我们计划出45部，已经出了30部，还在陆续出版。这在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容易了(老艺人都去世了)。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过去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却在国外，现在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外国学者的认可，格萨尔的研究中心又转移回了中国。建国后政府在文化上给藏族人民做了两件实事:一是抢救《格萨尔王传》，解放前一些西藏上层根本不知道格萨尔。另一个就是《大藏经》的对勘，过去《大藏经》有不同的版本，如卓尼版、德格版等，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做的大型对勘，把不同版本放在一起，包括国外版本，一章章一句句对，最后出一个校勘本。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回忆一下当年在西藏调查研究过程中印象较深的一些事情吗？

杨恩洪:我在昌都的类乌齐县见到一位70多岁的老艺人，名叫卡察扎巴·阿旺嘉措，老人眼睛不太好，他很奇特，从小看铜镜，放一个铜镜，格萨尔的故事就出来了，他能从铜镜里抄写格萨尔，抄出来以后再说唱。这种形式在史诗的演绎过程中也是唯一的，其他的很多艺人都说是做梦或是神授，但这个艺人不是这样。我们在他身边待了一周了解他，聊他的身世，采访他，采访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生活困难，连从铜镜中抄写格萨尔的纸都没有，没有钱买。我们就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既然国家这么重视，艺人需要的纸要多少就给他多少。我们说他要抄写格萨尔，不放牧的话，生活还有一定的困难。最后在县政协给他安排了一个职务——政协委员，就有一定的津贴，能保证他抄写格萨尔。

我们在寻访中也了解到了艺人是怎么代代相传的，怎么得到这个故事，一代代传播下来。我们也解决了很多艺人的生活问题，慢慢很多艺人就开始有积极性了，抢救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开始虽然有很多不便、很多困难，但经过这20多年的抢救，情况大有改善，很多艺人会主动找我们，比如昂日，他向我们保证如果给他出书的话他可以一年唱出一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他们能唱出多少？

杨恩洪:他们说都能唱出来，这个故事有大概的脉络，学术界称之为一个开放型结构，比较固定的是头和尾，如天界而来、诞生人间、赛马称王等，都是一些固定的故事母题，是不变的。完成人间的征战后返回天界，这也是一个固定的内容。所不同的是中间的征战部分，有的人能说50个战争，他们根据本地不同传统或本人说唱特点划分，有人分得细一点，有人分得粗一点。但总的来说划分方法是18大宗，一个大宗就是一个城堡，降服一个城堡，取回财宝。有的人能说唱30部，有的人能说唱34部，大宗中又夹杂着小宗。但我们搜集到的像木刻本、手抄本这样的文本中还不能涵盖内容的全部。艺人头脑中的故事更丰富，所以说为什么要抢救桑珠一个艺人头脑中的一个完整故事呢？这是他头脑中的一个完整故事。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会抢救其他艺人头脑中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题是相同的，但在具体情节、语言处理上，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或者本地的一些民俗都有差异，所以搜集起来都有价值。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现在只整理了一个桑珠本，也找了几个优秀艺人每人出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