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格萨尔史诗的文化意蕴

说唱艺人仁孜多吉有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而奇幻的说唱艺术世界。迄今为止，仅他能够说唱的格萨尔史诗分部本《墨日器宗》《日巴器宗》《日朗器宗》《木雅器宗》构筑了他的说唱艺术地位。美国美学家布·洛克说：“艺术品不等于从一扇透明窗子看到的外部世界的景象，而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对于仁孜多吉而言，这种独特的人类观就表现在他对史诗艺术审美意识的把握上。进人新时期以来，尽管仁孜多吉说唱的三十多部分部本中仅有《墨日器宗》被抢救整理以外，其余各部均流散于民间，但是，他说唱的一部部风格独异、空灵的史诗分部本在众多的听众中掀起阵阵波澜，他的说唱以其丰厚的文化意蕴获得了世人的认同。仁孜多吉历经痛苦的磨难，饱受沧桑，这无形中使得他的说唱艺术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

一 仁孜多吉一往情深地行走于民族史诗文化走廊之中，他把民族文化的精神指向和美学特征在史诗中挥洒得淋漓尽致，深刻映衬了他的艰深而复杂的史诗文化心理。

仁孜多吉的精神命脉中融入了青藏高原极其藏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仁孜多吉曾说：“我说唱格萨尔不是要追求什么，而是我想说不说我就吃不好睡不好。”“我希望我的说唱能被多数牧民群众所接受。”这些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他所说唱的史诗在审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体系。在仁孜多吉的说唱中，不仅有那种雷霆万钧、气吞山河的雄壮景观，而且也有静穆幽远、秀色可餐的美丽情致。艺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种平淡超脱的境界中寻求人生与大自然的和谐、完美。如：“玉隆松多三岔口／那时玛域边缘处／这里的颜麻最香甜／这里的地鼠最忙碌／是上行茶商过路地／下来的褐商歇脚处／去乞讨一路有饭吃／坐等待回来大施主／它是乞丐的栖身地／留给我郭毛母子来居住。”

马克思曾经说过：“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与史诗是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形式相联系的，而在于理解它们何以到现在还是美感享受的源泉，何以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不可追攀的标准和模范而流行着。”格萨尔史诗正是因其“不可追攀的标准和模范”而得以流传至今。说唱艺人心中审美理想的最高境界和标尺，他们期望在史诗的叙述中体味人生的价值和精神上的永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在摧残吞没着艺人心中富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史诗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审美价值，而且人们的心灵世界也正日渐疲惫和焦灼，如何守住人类史诗这块珍贵的精神文化家园，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仁孜多吉致力于格萨尔史诗的继承和创作，表现出他的执着的奉献精神，他酷爱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他坚守这片神秘土地的人文理想，因为在这里面浸润着他生命的情感和信念。他用恰似史诗那样的语调来诗意地描述生命中的那分恬淡和舒卷自如，一切都是那样从容，淹没了艺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听他的说唱，恍然与世隔绝，仿佛看见一位牧民老人挑开一层层的历史帷幔在尽情诉说。仁孜多吉就这样兴致饱满地耕耘在这种似历史非历史、似传统非传统的精神王国里。虽然他的说唱还不能过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评判，尤其不能从他主观上去评判，但是他带给人类社会的数十部史诗分部本以及这些分部本所显示出来的审美价值和史学价值却是可以肯定的。记得作家汪曾棋说过：“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惟有在富有大自然的人文气息中人们才能找到最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仁孜多吉说唱的富有历史和生活的原汁原味特征的格萨尔史诗，虽然也不乏轻巧清丽，但更多的是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对远古人类文化生活的依恋和痴迷。正是上述种种价值观的缘由，仁孜多吉才能在风雨如晦，漫漫的岁月长河中始终保持一种傲视、不屈的独立人格，守住自己钟情的史诗这块精神家园。无论是仁孜多吉本人还是史诗所透视出来的民族文化中对待生活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的说唱中都有意或无意地表现了这一点，体现了对人生完美境界的寻求。

二 我想在这里进一步探讨仁孜多吉及其说唱的史诗在民俗学、文化学上的意义，美国著名学者乔治·萨顿指出：“艺术史对我们的帮助，首先是了解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精神。从这一角度看，艺术作品具有一个高于人类精神其它表现形式的巨大优越性。”在仁孜多吉的说唱中，有相当篇幅描写了看似很普通简单的事物，如：“快去快去提水去／快来快来烧水来／锅里烧水要适当／不多不少舀三瓢／大块茶砖要用大瓢舀／小块茶砖要用小瓢舀／茶叶只能放三盘／即不能多也不能少／火焰烧得要象猛虎跳／风带打得要象野牛叫／柴烟要象采云飞／茶气要象雾练绕／茶末点点和块块／要象半空落冰雹。”

然而正是这些事物使史诗呈现出一种民俗学、文化学上的意义，起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一种文化。

如描述牧场：“平坦坦的大草原／象金盆内凝住了酥油那样的美／在它的中央／散布着牧民们的黑色帐房／密麻麻象天上的万点金星／”又如：“上沟高高的草山／叔叔超同给我拉／下沟的小木桥／叔叔超同给我拉／中沟的决蕨麻海／叔叔超同给我拉／你们来放牲口／ie草都给踩坏啦／你们来饮牲口／把水都给弄浑啦／吃草／草钱要留下／喝水／水钱要留下！”

描述狩猎活动：“在贡庆杂扎滚玛地／山峰顶上鹿满山／山峰峭崖有麋獐／山下河水鱼儿繁／即便是上午渔猎空手回／傍晓收获也可观。”

农事描述：“……／撒下珍珠般的种子／庄稼苗象松儿石一般绿／秋天快刀割庄稼／两个犏牛往回拉／圆圆的石臼捣成米／糠皮儿被风吹到海角和天涯。”

仁孜多吉热爱自己的家乡，他在漫长的说唱生涯中，始终满怀挚爱之情，向人们述说故乡风物的美好，在一种温婉、恬适的文化心态背景下，把自己的情感沉浸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使史诗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情感。

仁孜多吉善于在这种貌似琐碎的事物中寄寓自己的人生体验，他对自己的故土太熟悉、太热爱了，以至这些寻常的风情万物都变得流光异彩，充满了诗情画意。聆听仁孜多吉的说唱，我们不仅看到了如泣如诉，悲哀艰辛的生活图景，而且还能看到时代风云变迁的画卷，只是这一切都是诗化了的，处处是美，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不仅仅是仁孜多吉对故土的热爱和留恋，更重要的是烘托出了他的一种雍容，悠然的文化心态，这是一位真正经历了心灵磨难的民间艺人在更高层次上对悠久深造历史文化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艺人情感的烛照和丰厚的生活阅历使得仁孜多吉在复杂的远古社会文化对象面前游刃有余。

仁孜多吉凭借他淡泊，宁静的心态塑造了个性极为鲜明、文化意蕴极为丰厚的人物和场景，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史诗园地里的一道神奇而幽丽的奇观，给世人留下了倍感亲切、留连忘返的审美空间。假如我们一如既往地对仁孜多吉的说唱艺术予以足够的重视，假如我们在热闹非凡的西部大开发中将格萨尔史诗作为旅游文化中的一大主题，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仁孜多吉及其他所唱的格萨尔史诗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将证明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