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拉萨贵族过年习俗(二)

“初三日起，三大寺喇嘛（僧人），即相继下山，入拉萨市。自藏历初五至二十六日，为喇嘛传召之期。在此期内，拉萨之行政、司法各权，改由哲蚌寺之铁棒喇嘛负责执行，政府机关一律停止办公，三大寺及拉萨附近各寺僧众，约二万余人，须于初五以前，集中拉萨”（朱少逸《拉萨见闻录》）。新年第四天，“僧院司教工从哲蚌寺来走访外廓（拉萨古城外环），并公布大愿法合（传召）期间要遵守的规定。在大法会前夕，他宣布在这段期间内任何人不得吵闹、不得酗酒、……这一切禁令从新年的第四天开始生效。前一天晚上，所有主要僧院的喇嘛都会来拉萨。大愿法会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节日，这些外来的喇嘛被安置在拉萨人家的储藏室休息。在法会那天清晨，所有的喇嘛都会到杰坎，三层楼很快站满了喇嘛，异常拥挤”（《我子达赖》）。“新年”传召大法会是西藏拉萨新年的一个特殊的重大宗教活动，在这个宗教活动期间宗教权威广泛地而又无限地被扩大，以至于在这段时间里把拉萨地方政府的司法权力也移交给宗教。《拉萨见闻录》一书较为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活动：“（初三）上午九时，哲蚌寺铁棒喇嘛二人至布达拉宫报道，旋即乘马急驰而下，后随袒背佩剑威武有力之喇嘛十余人，绕拉萨全市行一周，且行且呼曰‘自今日起，全拉萨的官民，除热振（当然包括达赖喇嘛）钦差外，都要归我管理，尚有滋事及不守规律者，不论僧俗，一律严惩’。于是拉萨市之统治权，随铁棒喇嘛之宣言而无形转移。……初四下午，铁棒喇嘛接受浪子厦。浪子厦为管理民事之机关，相当一市政府；自今日始至藏历一月二十六日止，拉萨之政治形态完全消失也”。

关于传召，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一四０九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办大祈愿法会（俗称传召法会）。自始起每年藏历初五日在拉萨举行隆重的传召法会。传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借新年之际而举行的祈福驱邪的宗教活动。有了规则，就自然会有行为。尤其是贵族家庭不会放弃这种求功德获荣誉的行为。传召当天，贵族家庭纷纷给寺庙和僧人发放布施。传召期间朗朗颂经声顿时把藏族对于宗教的信仰提高到无限。尽管如此，贵族家庭之成员不会因此而影响新年的节庆世俗活动。

在年庆的互访活动中，能够凭借高贵的出生来激起贵族阶层强烈的感情有几种现象。首先引入眼帘的是居住建筑外观粉刷，与此相呼应的是宽敞美丽的院子、洁净精致的客厅、阳光灿烂的阳台以及从中透出的暇逸生活之气氛。任何一个贵族家庭都不会放弃想象可能说明的一切行为，追求外在的形式，不外乎是要增加周围的想象。由于贵族阶层统一的认识，对于观察而引起的想象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可以通过可能进行的修饰来获取想象，进而通过想象说明某个贵族家庭可能有的富裕和享乐的图景。正因为如此，家具的布置，以及器具的精致既是用来点缀整个建筑，也是用来说明该家庭的等级品味和财产显现。事实上，某个贵族家庭都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把客厅摆设得古朴典雅，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很少去讨论这种统一的追求，但有一种相应的阶层等级心情，他们会把棕色作为一种古老的典范成为建筑装饰的主色。与这种棕色的主调相一致的自然是贵族家庭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的礼仪社交生活。

由于贵族成员的想象是建立在贵族家庭生活主调的重复出现的基础上，因此年庆互访活动中，很少有家庭受着冲动的支配，把建筑外观和与之相呼应的房屋装置不会进行一些可能超出贵族阶层等级想象的改变。既是新型的达赖喇嘛家庭，他们也会在有经验的仆人指导下，谨慎地接受贵族应具备的审美要求。对于贵州来访者来讲，最能增加强烈的想象力的是美丽而宽敞的院子，无疑它是重复家庭温馨的幕帘，通过这个幕帘揭开了贵族家庭之间极端的生活本质和精神实质。所有展示的形式既然有了这么强烈的感情，自然就会成为每年贵族家庭所极力追求的对象，同样也成为每个贵族来访者所注意和感觉到的对象。

年庆所花费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每个贵族家庭在趣味的高雅上和概念的统一上尽管非常相似，但是在时间的认同上可能缺少某种意义上的和谐。然而，家庭内可能具有的时间模糊之概念，必然会被外面环境的一些象征性表演所提示，年庆也就在这种提示中被结束。

在年庆中，拉萨还要举行一些最为古老的奇特的活动。其中最为奇妙和精致的是年庆的某一个晚上能够观赏到的“大昭寺酥油灯展”。“高越十公尺的木架自地面升起，……黄昏过后，这些由僧人用酥油制成的艺术品，就会被带过来，这些五颜六色的酥油花，是由僧院里特具才华的僧人，以艺术家的匠心，慢慢捏揉塑造出来的。由于动用了极大的耐性，这类作品往往做工精致，美轮美奂。酥油花创造大赛某晚举行，政府会颁奖给最优者。这奖多年来都是由密宗学院获得（《西藏七年》）”。酥油花的展出再一次丰富了贵族官僚们的年庆活动，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地来到“噶厦”办公驻地（大昭寺隔壁一墙之隔），等待着达赖喇嘛或者摄政的到来。黄昏临近，月亮当头，这时会出来数目不等的开路藏军，看热闹的人们开始向两边散去，腾出一条空路，这时大昭寺数千盏酥油灯开始被点亮，与此相呼应的是每个贵族在自家窗户上也点燃几十盏酥油灯。整个拉萨被大昭寺被酥油灯和皎洁明亮的月亮辉映得无限光彩。达赖喇嘛和贵族世俗官僚开始缓步走出大昭寺，开始观看“酥油花”。周围的人们双手合十，口颂经文，双眼垂地，接受着可能与宗教符合的一切福气。

“酥油花”的观赏如同幕间插曲一样，随着月亮的西移便结束了。官僚以及他们的家庭，乃至整个拉萨都非常熟悉和习惯这样的庆典活动。当八廓街只剩下一些无主人的狗在毫无顾忌地来回走动时，“酥油花”展示的辉煌活动顿时成为一个难以让人理解的剧目。一年之后，如同烂漫的儿戏，在八廓街再一次会展示“酥油花”的景观。这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涵盖了文化影响和文化传播，但是，西藏人，包括那些曾经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西藏贵族家庭或贵族子弟，似乎对此从未想过进行分类和解释，或者改变。

“新年”是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内容贯串在其中，就在结束“酥油花”的神圣展示活动的时候，大昭寺“广场”立刻成为随意启闭的“竞技场”，具有喜剧色彩的“运动竞赛”便开始了。“运动竞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具世俗特点的娱乐活动，所有的拉萨人都喜欢观看这种游戏。达赖喇嘛或者摄政往往是从大昭寺西厢阁楼内探观该活动，由于棉布窗帘的遮掩，一般人是看不到他们。而噶伦以及官僚成员，他们也会坐在固定的位子上，从上往下地观看节目。

与所有的活动一样，“运动竞技”同样也没有固定时间作为开幕，但是初升的太阳位子成为开幕可能依据的最佳时间。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开场下，两个赤膊的年轻人开始进行摔跤。摔跤“有自己的规则。身体任何部位（除了脚）碰到地面，都算摔倒。既没有参赛者名单，也没有如何比赛开始的宣布。只有一块草席往外一铺，人从人群里走出，彼此一抓就开始比赛。参赛者除腰上一块布外，啥也没穿。……比赛很快结束，又换一对新选手上阵。从没有势均力敌，赢观察家不易的扎实比赛。胜利者也没有如何殊荣，而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共同接受白巾（哈达。实际上哈达的等级不一样）。他们向大人（四大噶伦）鞠躬，大人微笑递上白巾，比赛者当着摄政的面磕上三个响头然后回到人群中的亲朋好友间”（《西藏七年》）。摔跤是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尽管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比赛规则，但是赢者会在一片欢呼声中绕着观众围圈炫耀自己的胜利。与此相一致的比赛还有“举重”。“继之进行举重比赛。举一块沉重、平滑的石头，这石头八成已看过数百次新年节庆了。石头必须被举起，绕旗杆一周。殊少有人能表演此等绝技。往往是大踏步充满信心而来，却发现丝毫举它不动，或好容易举起，却一会儿又溜了手，险些砸到脚趾头。每有这等情形发生，总引来满堂笑声”（《西藏七年》）。尽管这些活动并不象现代意义上的运动一样尽善尽美，但是这种随意的展示，有如轻松的戏剧，能给拉萨的蓝天带去一些颜色。

当西藏随着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二十世纪时候，社会制度并没有为此给人们提供了想象为基础的发明，人们按照传统的风格演绎着存在的事务，即使是贵族阶层最为热衷的运动项目“赛马”，也在机械的装置中进行。

“赛马”项目是在年庆中最能够刺激贵族感情的活动。每年“赛马”的起点是不定的，一般会在拉萨城郊，但是绺是固定的，为贵族“拉鲁”府第旁侧的坪坝上。拉鲁坪坝占地面积是非常宽阔，它不仅是新年“赛马”的终点，也是举行“马术”表演的重要场地。“赛马”和“马术”表演是年庆的最后一个活动它的结束宣告着“新年”的结束。就在当天，拉鲁坪坝上扎满了各种营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次展示贵族经济实力的较量。每年贵族家庭都会把最好的马匹进行精心的装点，并由身强力壮的仆人身穿名贵悠久的服装。虽然仆人的服装给人以不调和的感觉，但是这种不调和不会影响贵族家庭极力想说明家族的历史和等级的机会。“……（坪坝上的）这些营帐构成一幅美的节日景象。此外还有男女身上色彩鲜艳的锦袍。四品以上官员穿光亮的黄色丝袍头带坠有蓝狐皮的大盘帽。……大节日实为展现浮华及权利的好机会，而名流们了解，他们之所以能作这番展现，实为一般人民所赐。在节庆的最后一天，四噶伦会摘下他们昂贵的头饰，而换上普通的红坠帽子，以显示他们在这一刻是与人民平等的……”（《西藏七年》）。马术的内容并不很复杂，参赛者均为家仆，接受过一定的训练，此时他们要代表自己的主人展示其骑术和射击两项。骑术主要表现在马背上的技能，动作的敏捷是项目取得的关键。而射击主要表现在弓箭运用的熟练程度。总之，该活动是政府和贵族家庭投入精力（包括人力物力）的大活动，赢者不仅得到上等哈达，还会得到嘉奖。同样在当天，贵族家庭也会犒劳自己的选手。

“新年”似乎在“赛马”活动的一片热闹之中打上了一个句号，而古韵幽幽的八廓街重新又回到了平常。月光透出冬日的苍凉，人们又一次坠入了睡梦。然而，月光之下的贵族庭院，似乎还透出年庆的几分喜色。就在“赛马”活动结束的一段日子里，尽管官僚们还是与往常一样在各自所属的机构内例行公事，但是他们在家中常常设宴、请戏子，“新年”仿佛停滞在这兴隆的庭院之中。

聚会、送礼是西藏贵族家庭固有的特点和喜好，而“新年”正好给贵族家庭提供了这个条件。然而由于各种频繁的活动使得他们没有了一个充分显示“新年”闲情的机会。就这样一种合情合理的社交活动拉开了帷幕。

亲朋好友作客聚会是贵族家庭公认的“年庆”内容之一。由于这种心态，贵族家庭之间的效巩固和扩大显得人情而又自然。

一般地说，同一个等级的贵族家庭往往会聚在一起。当然也会存在一些跨等级贵族家庭之间的来往，但这种现象较为少见。高等级的贵族家庭由于它自身拥有的声望，除非是因为姻亲关系，否则极少向低等级家庭登门。同样由于等级界限，，低等级的贵族家庭除非有求于高等级家庭或者存在姻亲关系，否则也不会登门拜访。

人际效有了较为森严的界限，但这不是贵族社交的基础。由于许多不稳定因素，这种限制性的人际关系也开始会在人为的基础上适当被调整，调整之后的“好友”关系不会变的很尴尬。毫无疑问，即使是那些纯属于家庭的社交关系，也无不打上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各种印记。贵族家庭相互之间进行的互动式邀请，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经有了完整的一套仪式，其中饱含了贵族应具有的礼貌和仪式，实际上这就是贵族的主要生活。通常，贵族家庭相互间订立时间，在“达成一种统一的意见”便决定将在某处消磨某日。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贵族家庭都热衷于这种活动，也喜好于接受这种感官上的享受，所以，每个贵族家庭都会在新年中进行几次至少是一次设宴款待仪式。

顾名思义，设宴意味着饮食的内容和形式。西藏贵族家庭几乎都有各自的厨师，尤其是那些高等级的家庭更是如此。哈勒在他的《西藏七年》中对贵族擦绒家庭有过这种的描写：“擦绒宽绰到能请得起好几位厨师。他在男主厨曾在加尔各答最好的饭店掌过几年厨，对欧洲菜肴知甚稔。他的烤牛肉做得很棒，此外他还很会做糕点和饼干。另有位厨师曾被派往中国（内地），学得一手好中国菜回来。擦绒喜以无名美味来博取其客人的惊讶”。虽然所有的贵族家庭都不会向贵族擦绒一样拥有厨艺高的厨师，但这不会影响设宴的饮食。与“炸面果子”一样，贵族家庭相互间可以借用厨师。

“强佐”和“涅巴”早早地把将要在设宴时需要的食物准备好。丰盛可口的菜肴是贵族家庭赞美和追求的设宴食品。虽然“强佐”和“涅巴”的精明是贵族家庭所需要的，但如果因为“强佐”或者“涅巴”的精细而造成食物的不充足，自然会受到鞭答。西藏贵族虽然无限地追求饮食享受，但是其饮食结构是比较单一的，即使是那些游历过外面、见过世面的贵族成员也不例外。在饮食上西藏贵族缺少冒险的勇气，他们崇尚的是引进已经定型的菜肴。正因为如此，肉食成为主要的菜种。

在西藏存在着一种说法：“汉食18种，藏食16种”。这种用数字归类汉餐、藏餐说明一种饮食现象，也说明一种饮食结构以及汉藏饮食文化的关系。当时的贵族家庭在用“汉餐”待客时才把一些蔬菜摆在桌面上，诸如西红柿、青辣椒、白菜、芹菜、葱。同样在摆设“汉餐”时才有可能食用一些水产品，诸如：干海参（水中浸泡后进行加工）、虾米、拉萨河的鱼等等。“汉餐”是在川菜的基础上藏化的一种菜种。与“汉餐”不一样的是“藏餐”，无疑“藏餐”是西藏自己的菜种。牛、羊肉是“藏餐”的主要内容。烤羊肉、烤羊头、灌羊肠、灌羊肺、萝卜炖羊肉块、煮牛肉、煎牛肉、咖喱土豆牛肉、牛肉包子、清蒸牛舌、干牛肉等等，为了点缀桌面，会增加一些蔬菜，即使这样，也会在这些蔬菜之中放许多牛肉。

所谓丰盛的菜肴是有一定的说法，“嘎初碟西”（六个固定大小的瓷碗和四个固定大小的碟子），六个瓷碗是热菜，四个碟子是凉菜。比这个规格更高的是“嘎杰碟初”（八个瓷碗和六个碟子），其意义是一样的。

尽管设宴是互访聚会的主要内容，但是一般来讲，共进宴餐的时间最多为两次，午餐和晚餐。所以，游戏和饮品成为当天消磨时间的主项。西藏贵族家庭比较注重饮品，与所有当时的藏族一样喜好饮用酥油茶《西藏七年》中有一段话是一个具有说明力的例子：“西藏人的用餐时间与我们的不一样。一大早天还没亮，人人就喝起酥油茶，且经常一喝就喝一整天。我听过有人一天喝两百杯（小瓷碗，男女有别）的，这我敢说是夸张的”。除了酥油茶，贵族家庭内还备有甜茶。甜茶是由红茶、牛奶、白糖加水而形成的一种饮品，据说是从英国传来。青稞酒是必不可少的假日饮料，它在假日里给人以刺激和活跃。假日里还会有一些外国的不知名的红酒，当然这只是一种点缀。

对于贵族家庭来讲，吃饭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讲，老爷们的桌子是主桌，夫人们的桌子其次，少爷、小姐集资类推，儿童一般在另一间房子中被伺候着。仆人们从主桌开始摆菜，之后摆上筷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只要他们的身份为贵族，那么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专人伺候着。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一种贵族等级文化的底蕴也会表现行淋漓尽致。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等等都入座后，仆人们一一给他们端上主食。除了馒头、包饼子等等不带汤的面食以外，主食都会被盛在各自的瓷碗里。被用来盛饭的瓷碗称之为“族噶”（立碗）。“族噶”也跟茶杯一样有大小之分，大的同样被称之为“颇噶”（男杯），小的被称之为“莫噶”（女杯）。正当主子吃饭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些仆人站立着，等待着随时可能给予的服务，尤其是添饭。添饭同样也有讲究，仆人们手里拿着一个盛满饭的被称之为“色噶”（添碗）小瓷碗，顺手熟练地给主子们添饭。整个吃饭的过程是在主人的无限殷勤和客人的极度赞美以及假意推辞下进行。客套在吃饭过程中表现得极其明显，因此在贵族社会中浒着这么一句话：“做客的那一天是最饿的一天，穿新服的那一天是最冷的一天”。虽然，主人供应的食物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由于是一种应酬性的礼节，也是为了一种“尊严”，客人们决不会放开肚子大吃大喝。

家庭聚会对于贵族家庭来讲，无疑是一次传播文化、交流感情、活跃精神的主要途径。尤其是贵族妇女。西藏贵族社会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是男人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妇女的存在似乎是显得毫无价值。所以家庭联欢会对于贵族妇女来讲是一次契机，它能够把她们（当然还是以男性社会地位为主）聚合在一起。

家庭聚会在当时来讲是非常贵族化的一种社交现象。无论是那些显赫一时的老爷，还是那些气焰十足的少爷、或者隔绝了功名事业的老爷少爷，等等。都在家庭联欢会中进行各种游戏，谈论对于政治、宗教和世态的看法。老爷们自然会感叹社会的急剧变化，抱怨世道，或者进行一些刺激性的游戏，诸如“藏牌”（骨牌）、麻将。尽管政府有规定，不能在聚会中进行赌博。但是作为一种存在的贵族生活方式，赌博还是备受青睐。正因为如此，通过“麻将”、“藏牌”等等进行赌博自然就显得不怎么奇怪了。尽管赌博成为贵族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它毕竟是被罅的行为准则，所以女人和年轻人是几乎很少触及。

年轻的贵族成员，由于年龄因素，他们更喜欢有一些新鲜的娱乐。他们当中尽管有一些是终日无所事事，但是不会因此而抱怨世道，他们身上更多的表现是一种享受。他们的欢笑和娱乐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

家庭聚会对于贵族妇女创造了一次充分交流的机会，妇女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和鲜艳夺目的服装都能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妇女们的闲言碎语都是从家庭聚会中冒出，尽管她们之间常常表现出礼让但在实际上都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由于妇女们的好奇心和社交上的限制，喜好于探听问题，把打听到的内容又一次传递给别人，这种循环行为成了贵族妇女们擅长的游戏。讲述男人的故事、女人的故事、甚至说几句不正经的笑话或者脏话，有时还发出一些惊叹、作出一种害怕的模样。当然贵族妇女们的喜好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些言语表达的才能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更注重服饰的表现。

几乎所有的贵族妇女都会表现出对于服饰的爱好。由于服饰会把一个相貌平平的贵族妇女，表现的极为优美和高雅。所以，贵族妇女们不会压制自己对于服饰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深情。尽管贵族妇女对于服饰的热情是洋溢的，但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她们虽然称得上是高雅和谐，但是在式样上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与服装式样相同的是那些精致而珍贵的装饰品，装饰品的遗憾在于它的花样形式的单一质朴。即使是这样，贵族妇女们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对于服饰的追求。由于服饰，毫无保留地把一个女人的缺点被遮掩，同样也把一个女人美丽漂亮得到适体表现。服饰有了这样的功效，自然就成为当时贵族妇女们热衷追求的对象。毫无疑问，在贵族妇女身上集中体现了女人固有的爱慕虚荣的本色。

西藏阿里普兰婚礼中的迎宾仪式。加措 摄

昌都服饰 杨世君 摄

曲松拉加里宫遗址。加措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