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万元重奖能够救赎“扶老”的美德

    前些日子，深圳罗湖区两名高三学生在路边看到一位老奶奶跌倒，路人都不敢上去搀扶，他俩扶起老人，将老人送进医院包扎并垫付医药费。事后，学校奖励两人每人800元，而近日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也给每人颁发了1万元慰问金的奖励。(1月13日《深圳晚报》)

    在著名的江苏南京“彭宇案”之后，类似拒绝、害怕“扶老”事件在各地可谓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深圳这两名中学生“扶老”的义举，无疑增添了民众助人为乐的勇气。

    对于两位中学生的义举，深圳有关部门认为这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风尚、一种导向”、“不仅仅是扶起、救助了一位老人，也重新扶起、匡正了我们社会日渐衰微的良知”，因此对其重奖“是正确的”、“完全值得的”。

    这意味着，此份重奖，不仅是对两位中学生行为本身的褒扬，也是对此前众多见死不救现象，以及“彭宇案”荒诞判决背后失落的社会良知的一种矫正和救赎。恰如当地教育官员所言：“一个连老人跌倒了，都不敢扶起的民族，谈何崛起。”

    如此重奖深意，当然非常值得尊敬和肯定。但回到社会现实，这份重奖的良苦用心，能够救赎濒临溃塌的道德良知吗？

    和“彭宇案”相比，中学生“扶老”的区别在于，被救老人及其家属对救人行为态度迥异，因为他们碰到的不是徐老太，而是具有感恩之心“苦寻三天到学校致谢”的黄奶奶及家属。

    也就是说，两中学生救人行为的最终被认定，其实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是依赖于被救者及其家人良知情感和高度认同的基础上。试想，如果黄奶奶和家人，也和“彭宇案”中的徐老太及家人一样，反咬一口，该事件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当然，笔者无意臆断所有被救老人的道德水准，想说的只是，要想实现对一种道德良知的救赎、弘扬，单靠个别人的努力和偶然态度以及物质重奖，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既需要救人者的道德之善，也需要被救者的道德之善，而在所有这一切背后，我们更需要坚实可靠的制度之善，比如，便捷可及、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度、完备无忧的养老制度等等。如果不是因为时下我们的医保制度还不够完善，何至于会有被救者下意识地选择以怨报德、反诬救人者？

    道德崇高可敬，但它其实并不凌空蹈虚，同样也是建立在凡俗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除了公众的道德实践之外，更有赖于大量具体入微的制度来支撑、滋养、引导。以制度的力量来降低化解行善做好人的风险，抬高为恶做坏人的成本，惟其如此，包括“扶老”在内的美德，才真正有可能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