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解救童丐是愿景尊重现实是起点

    于建嵘教授在春节期间发起的“微博打拐”，成为一场公民行动。但随着公安机关、媒体介入，事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很多未成年行乞者，并非被拐卖儿童，而是在父母带领下行乞，警察表示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网友的拍照、警察的调查，的确伤害到了一些行乞者敏感的自尊。两盆冷水浇向这场公民行动的参与者，“微博打拐”的话题渐渐集中为“解救童丐”，舆论渐渐开始分裂，特别是于建嵘教授提出“禁童丐”的立法建议，更是引爆了争论：一些人认为这不切实际，更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嫌疑。

    中国社会对公民行动的游戏规则还不熟悉，产生争论很正常。但这场公民行动不应沦为一场无谓的口水战。在此，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使争论各方回归共识，回归建设：相信社会的进步，学会尊重现实，尊重弱势群体。

    首先，未成年人行乞，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伤害，且违反法律。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是违法行为。现在，我们绝不应捍卫所谓“未成年人的乞讨权”，也根本不存在这种权利。如果儿童行乞是一种权利，那么去做“童工”、“童养媳”是否也为儿童的一种权利呢？在一个权利意识相对薄弱的社会里，很多人并不知道权利能走多远，也不知道权利该停在哪里。

    我们应有这样的共识：在这个“大国崛起”的时代，“童丐”是全社会的耻辱，因为我们没能照顾好社会的未来。被拐卖儿童需要解救，童丐同样也需要切实帮助。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也有人想到了“严刑峻法”。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但事实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具体配套规定，这造成新闻所报道的：对利用孩子乞讨的父母，警察只好做口头教育，不得不马上放人。其实，即便堵上这个“法律空白”，又如何？拘留了父母，孩子由谁照顾？短短的拘留期之后，孩子还得回到父母身边。

    因此，指望通过一部法律或者警察的一场“飓风行动”，让街上的童丐消失，既不现实，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有人甚至将此与暴力强拆、城管收摊等而观之。这种担忧对妥善解决问题也是有益的：公众对公权力不再全然“托付”，无疑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如此激进的“禁童丐”手段，实际也并不存在，包括于建嵘教授的立法建议中，也没有这些内容。于教授主张加重现行的《刑法》中的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等罪的量刑，并没有将“父母带子女乞讨”作泛刑罚化处理。相反，他主张由国务院统筹协调，建立长效机制；在救助方面，民间的NGO应积极介入，李连杰的壹基金也打算成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童丐，不会因为法律的禁止而自动消失，全社会的关爱却能让他们的数量减少。

    这次公民行动的初衷，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希望唤醒利维坦巨兽。在这个问题上，各方没有矛盾；争议的核心无非是具体措施的缓急。所以，宝贵的舆论空间，没有必要浪费在细枝末节的无谓争论上。我们应相信社会进步的力量，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为之努力，这才是公民行动的意义所在：君子和而不同。首先，公民行动有助于倒逼相关职能部门更“给力”，包括完善义务教育、救济残疾儿童、严打拐卖犯罪以及建立国家级寻子系统等等。同时，问题的解决需要民间力量的积极配合和介入，包括热心公民“随手拍照”、成熟NGO的参与和技术支持等。

    国人每每惊羡于外国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之完善：父母不尽责任，警察可以介入，追究法律责任；孩子会被带到福利机关，得到妥善照顾。这一切使儿童辍学、被拐卖、被迫行乞成为不可能。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走，就永远停在原地；走，就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只要我们坚守法治、坚守尊重现实的共识，一起努力，声音未必整齐，但一定会在“力的平行四边形”机制下，向共同的愿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