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最后的流氓”非得坐穿牢底吗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正面临着牢底坐穿的命运。近日，相关监狱管理局回函确认，牛玉强刑期顺延至2020年的决定有“合法依据”。

    27年前，时年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抢了一顶军帽”、“砸碎一户玻璃窗”、“打了一个人”，受到“流氓罪”指控。根据原刑法第160条，流氓罪可处七年上下两个档次浮动的刑期。在1983年“严打”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流氓罪中首要分子或持凶器作案的，可处以死刑。当时牛玉强在打人过程中，曾持军刀，虽未用军刀伤人，但还是按《决定》中所规定的“严重情形”判了死缓。

    由于特殊时期的刑事政策背景深厚，牛玉强所领的刑较之于其罪，显得“畸重”和失衡。但问题或许不在此。刑法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其功能除了具有“复仇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修复性”。所以，我们的观测点应更多地放在以“死罪”入监的牛玉强，最后得到了什么。

    显然，牛玉强入监表现来看，应该是肯定的，其死缓之身，后改为无期，后再减为18年有期徒刑，法律的“修复性”功能在其身上已经在体现。即使在其保外就医到事实上处于超期未归期间，牛玉强按规定向当地派出所报告，并娶妻生子，开始重归正常人生活，他的行踪并非“失控”和处于“危险”状态。

    很难想象，一直固定居住于原籍地的牛玉强，监狱方居然需要动用“网上追逃”的方式来应对一个因存一份侥幸心理而拒绝重回监狱服刑的人。牛玉强11年超期未归这一事实，显然是监狱管理方的纵容与不作为等种种因素造成的。到2004年，监狱方首次派人来“抓”其回监，就“轻松得手”，只能进一步证明牛玉强根本就没有潜逃等心理和行为准备。

    所以，法律的不公，就在这儿出现。一个基本“修复”了的人，将因对方的管理过失而受到再一次的刑事惩罚。由于监狱方机械地援引司法部等部门就超期未归的保释人员视为“潜逃犯”对待，在刑期重新计算时，把超期时间从原刑期在2008年届满后顺延十二年，致使牛玉强为“流氓罪”要坐牢到2020年，这显然是不公正和不必要的。

    第二个观测点是，牛玉强入监服刑之罪，乃属旧刑法之罪，在新刑法中已经取消，牛玉强所获之刑“畸重”之社会条件，在其重归监狱之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依一个不复存在的“原罪”，在其基础上，重计刑期，这还有多少合法和合理性？重计刑期，推定了原刑法之罪的“存续”，这显然是荒谬的。一个合乎法理的做法，应该是服刑剩余刑期，这个刑期应在2008年就立即结束，重计刑期的基础是新法，而不是旧法。

    旧法的“流氓罪”被称为“口袋罪”，内容庞杂，又留一个“其他流氓活动”的活口，任何人稍微不慎，就有可能掉入其陷阱。曾有组织家庭舞会的西安马燕秦，受此罪之控遭枪决。往事不堪回首，今又碰上了一个重归社会的牛玉强困境。这样的没有一个明确预见性的法律适用，只会背离法律的宽容精神和“救济正义”，它无异于用一种更大的“不法”对付另一种或许不存在的“不法”，从而导致社会对法律信仰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