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引入社会力量促和谐”的思考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3月，贵阳市成立了“和谐贵阳促进会”，动员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化解信访疑难案件和社会突出矛盾。促进会成立两个月以来，共吸引非公经济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人士等124名会员，接受会员捐款5000余万元，化解80余件信访疑难案件和社会矛盾。贵阳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认为，和谐贵阳促进会以第三方力量介入，给社会矛盾的化解注入了新活力，开辟了新渠道。

    在以党委、政府为主导，以各级信访部门为依托化解社会矛盾的传统模式下，由于不少矛盾的产生和积累与某些公权机关不无关联，由这些公权机关来负责解决矛盾，本身存在着一定的逻辑矛盾。同时，信访部门一般不具有强制调处力和执行力，各种矛盾容易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日积月累发展成为更大的矛盾。现在贵阳方面引入非公经济人士等第三方力量，他们的身份更中立，角色更超脱，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能够起到一些不一样的作用。

    但是，像贵阳市这样引入社会力量促和谐，也需要避免走入误区。和谐贵阳促进会接受会员捐款5000多万元，如此相对雄厚的资金，为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提供了物质支持。比如，贵阳黔峰食品厂为职工缴纳社保费用面临很大困难，退休职工医疗保险即将脱保，部分退休职工为此多次到省市上访， 和谐贵阳促进会名誉会长、贵州宏立城集团董事长肖春红出资330万元，为该厂114名退休职工缴纳10年期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彻底化解了这一矛盾。

    这种做法在一时一地能收立竿见影之效果，却不具有普遍意义。对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问题，政府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国有股减持、土地出让金等多方面收入充实医保、社保账户，而不可寄希望于非公经济企业出资，对国企职工医保、社保进行“个案援助”。

    近年来，一些地方采取“花钱买稳定”的策略，主要以经济补偿手段满足群众的维权诉求，以求减少信访上访，达到维稳的目的。这种策略容易走入两个误区，一是把群众的诉求简单等同于经济利益诉求，忽视了维稳问题涉及的其他复杂因素；二是很容易产生示范效应，让一些人觉得只要敢“闹”，就能迫使政府花钱了事，于是往往“闹”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花钱不但“买”不来期望中的稳定，反而可能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贵阳市用和谐贵阳促进会会员的捐款解决社会矛盾，尽管花的不是财政资金，实际上也是“花钱买稳定”，恐同样难免于上述误区。

    此外，和谐贵阳促进会和市信访局联动，力求对有关案件“快速处理，一步到位”。这里突出的是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人士等社会力量给群众“做工作”的作用，希望借助他们的身份和角色，通过他们“做工作”，减少群众对公权机关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降低群众维权的期望值，引导群众更平和、更“客观”地认识和接受现实境遇。

    严格说来，这与各地方特别是基层常见的“陪访”、“控访”之类工作并无实质区别，都是旨在给群众维权“降温”，防止维权“扩大化”。大量事实证明，地方政府的“陪访”、“控访”、“截访”无助于从源头上解决群众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反而可能在刻意掩盖和无限拖延中使矛盾日趋激化。

    社会力量如果只是成为公权机关的辅助角色，或者出资为政府成立“维稳基金”，为政府“花钱买稳定”买单，或者帮助公权机关加大对群众“做工作”的力度，强化“做工作”的效果，这与传统的化解社会矛盾模式并无本质的不同。

    归根到底，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社会矛盾，应按照实行社会多边治理、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将社会力量整合成理性、合法的权利主体，以社会权利监督、限制公权机关的权力，而不是反过来帮助公权机关限制群众的诉求。社会力量要多针对公权机关“做工作”，而不是反过来给有正当诉求的群众“做工作”。社会权利主体也不能简单满足于信访案件和矛盾个案的具体解决，更应致力于推动各项改革，参与和扩大社会民主和基层自治，努力促成权利监督权力、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良性政治生态，在更高远层面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和谐创造制度性条件。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