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辉文：“恐归族”或可“再使风俗淳”

    春节临近，是否回家过年又让“恐归族”十分纠结。最近，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上广等六大城市的人群进行过年回家意愿的调查，探寻“恐归族”不愿回家或不想回家过年的原因。结果显示，有近70%的受访者“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上。(《楚天金报》1月16日)

    按我国传统，春节最讲究团圆，过年回家团圆也象征着一年的美好。这在传统农业社会不算太麻烦，因为那时人们要么极少离乡，要么离开了想回来也因为没条件而干脆作罢。到了现代工业化社会后，家庭成员面临多样化选择，这使得更广的地域分布成为可能，工作的异地化甚至成为一种必要，它显然使传统的春节团圆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罕见的社会大挪移，有了据称30多亿人次的春运出行，有了购票难、乘车难、出行难、回家难的种种诉说。在再远也要回去团圆、再难也要回家过年的习俗面前，春运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年复一年地加剧，哪怕交通事业再发展、高铁速度再快，也难以跟上民众“意恐迟迟归”的企盼。

    相关调查材料印证，“恐归族”已逾七成，我想，这一数据的可信度或可存疑，但它至少证明，城市里有一个较为庞大的“恐归族”存在。而他们之恐归，不仅是因为交通、出行方面的困难，也不止于传统的经济、事业、婚恋等方面“近乡情更怯”的原因，甚至于也不只是极为被动不得不如此的选择，还有假期太短以及在城市组建家庭后回农村过年不适应因而主动选择不归等因素。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微博上的一句常见调侃：发呆这件事，如果做得好，那就是深沉。同理，在“恐归”这个问题上，社会舆论如果引导得好，社会关怀如果体现得到位，可能会催生我们企盼已久的春节新风尚。

    个人的命运与抉择同社会风尚的形成和更新是大有关联的。“恐归族”的一些担心、思考与进而采取的一些行动，并非没有任何意义。春节团圆固然重要，但团圆也可以有多个时段、多种形式的选择；春节回家固然可乐，但事业发展更非可有可无；春节固然需要当面拜年，但也可借助其他技术手段部分解决或更新；家乡的山水固然美丽，但当下的风景尤其不容错过。将恐归的人们引导好、安慰好、分流好，于个人于社会都将是两利，不仅有“再使风俗淳”之可能，而且从解决春节用人荒、跨年度事业延续性等角度看，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转亦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