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逐渐适应百姓的怀疑和挑剔

    新华社下属的一家报纸近日做了一组有关社会信任的报道，网络关注度颇高。该报道用了近几年发生的大量事例，包括前不久的钱云会案，直指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用该报道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

    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普遍的信任不复存在，后果的确非常可怕。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信任问题，不能让不信任像癌变一样到处扩散。但由此是否就可得出结论，所有的不信任都不好？不是的。在我看来，对政府的怀疑和不信任未必就是坏事。

    道理很简单。现实中的政府一般都处于强势，而政府又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既然是人，官员也就具有人的优点和弱点，其道德不会比普通人高尚，因而，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难保他们不会利用行使公权力的机会，以权谋私，出台损害社会公益的政策和措施，尤其当这种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时，更是如此。退一步说，即使政府的施政动机出于善的考虑，由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也难保结果对行政相对人不造成损害。现实中，不少政府行为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结果却是假公济私。

    所以，在一个举措出台时，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其行为，怀疑其动机，竭力找出它的害处来。不仅如此，还要设计一套制度和体制，对政府的“必要之恶”加以限制，使之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随时处于民众的监督下，最大程度减少政府打民众“坏”主意的机会，从而去施良政，达善治。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架构设计和运作体系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设基础上的，认为管理者具有比普通百姓更高的道德，所谓“爱民如子”，因而在政治架构的设计中，也就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制约和制衡内容。尤其是基层政府，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其一言一行都被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政府像一种“不可抗的超自然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既无须向百姓解说，也不用征求他们的同意或意见，而百姓除了被动接受，别无选择。那么，政府纵然是出于好心办好事，也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同。

    因此，人们看到，尽管执政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颁布了很多法律和制度强化对官员和政府施政行为的约束与监督，但民众对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信任有增无减。有关调查显示，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不仅民不信官，官也不信民，官在民看来是贪官，民在官看来是“刁民”，两者互相影响和强化，彼此猜忌，致使社会的裂痕越拉越大，最后的结果，就是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对抗。

    要改善政府的公共治理，重建官民互信，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政府应当在行政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增强公开性与透明度；二是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的讨论和行动中，要有意识地遵循公共理性；三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对话精神，形成良好的官民沟通机制；四是培育和建立一支独立的第三方仲裁力量。

    如果处处用怀疑的眼光去挑剔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能够在管治中努力改善自身的行为，以良好的政绩让百姓来信任自己，从而最终成为“好人”。以此建立起来的官民关系，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而当前的关键，是政府要逐渐适应百姓的这种怀疑和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