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纳入政绩”如何回答“你幸福吗”之问？

    近日，有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2011年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表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新京报》，10月30日）

    GDP很“丰满”，幸福却很“骨感”，“经济牛市”遭遇“幸福熊市”，类似的尴尬，足以说明GDP的局限。相比政绩完全盯着GDP，将幸福列为施政目标，倒也不失为执政理念的回归。现实中，政绩锁定GDP的弊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杀鸡取卵式畸形发展，早已饱受诟病。既然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为追求幸福，那么，以幸福作为施政目标，当然要比“唯GDP是举”来得更加科学和全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18个省市区提出“幸福社会”的概念，并以此作为施政目标，能否成为对过往“GDP政绩观”的纠偏，幸福又会否如期而至，的确都令人期待。

    应该承认，幸福作为施政目标，相对唯GDP指标论政绩，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相比看得见、摸得着且可以直接用数字来衡量的GDP，幸福无疑要虚无缥缈些，究竟何为幸福，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既然如此，要把带有更多主观性的幸福感作为施政目标，如何衡量并评判“幸福”这项政绩，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既然幸福各个相似，那么，对幸福归类统计看来也并非绝无可能。在这方面，各类幸福指数的调查与排名，似乎也可以用作测算“幸福政绩”的办法，例如，芝加哥商学院一位教授曾研发的幸福感评价体系，其中指标中囊括了生活感受、房价、物价、交通状况、医疗便利程度、治安状况、对外来人口的包容程度等22个指标，应该说是事无巨细。不过，即便是完善如此，是否能将幸福一网打尽，的确还不能过于自信。此外，相比设定指标，如何量化，也同样绝非易事，既然幸福与否归根结底仍是一种主观感受，那么调查的手段，调查的口径，调查的覆盖面，自然会极大的影响最终结果。以央视记者“你幸福吗”的发问为例，之所以引发热议甚至戏谑，与其说是因为问错了场合或对象，毋宁说是缘于这样的发问很难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幸福政绩的置信度会如何，自然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事实上，在提出幸福政绩之前，各类“幸福城市”的评选早已并不鲜见，尽管比纯粹经济层面上的桂冠来的更有“含金量”。但即便如此，选出的“幸福城市”仍不乏争议。“幸福城市”常常受到自己市民的质疑乃至反对，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旦所谓的“幸福”，与居民的真实感受之间存在差异，其实都不能算是名至实归。毕竟，在“幸福”这件事儿上，其实并不能玩“四舍五入”，更不能“去掉一个最低分”。按照木桶理论，“幸福城市”其实不能只看幸福人群的幸福指数，而更应关注幸福感最低群体的感受，甚至以最短的那根板来作为衡量基准。

    可见，“幸福政绩”并非毫无缺陷，相比GDP的客观性，幸福的统计因为有了更多主观的成分，其实难免在统计的过程中产生偏差，尤其是当幸福政绩的衡量方式本身尚不完善，统计样本也不够完备和多样的话，幸福政绩被人为操纵的可能性恐怕也更高，会否“为了政绩故，公众被幸福”，自然也就绝非杞人忧天。基于此，即便真要将幸福纳入施政目标，其考核与评判也不妨交给第三方机构，而不宜由官方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