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波兹曼通过指出人类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揭示了技术从服务文化到主宰文化的演进逻辑：技术内嵌的意识形态偏向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连锁反应，瓦解传统价值体系，文化遭遇困局。“数字化生存”的深化印证了波兹曼的预言：数据化将人类存在量化为可计算的符号，算法重构认知模式、唯科学主义消解人文价值，导致“数字亲密”与“数字孤独”的悖论。

【关键词】技术垄断；社会制度；数字化生存；数据化生存；数字孤独

一、理论出处

粗略来讲，传播学可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坚持实证研究，聚焦“传播效果”，服务于媒介产业的管理优化和现行制度的维护。批判学派以思辨为主，批判、揭露传播背后的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操控。媒介环境学派，根本的关注点则是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并由此阐发以技术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如何改变人类的思考方式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1］。

通常，人们会将马歇尔·麦克卢汉看作媒介环境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尼尔·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私淑弟子，他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于1970年创办了media　ecology的专业和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的灵魂、精神领袖和组织领袖^［2］。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三大基点：其一，媒介即讯息，传播研究应以媒介技术或媒介形式而非媒介的内容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二，媒介并非仅仅是一种实体，它更是一种隐喻，而且不同的媒介在不同的意义框架里意味着不同的隐喻；其三，媒介是社会的组织者，媒介变量的发展变化（包括力量、速度、范围等要素的变革）会重新建构目前的各种关系，从社会关系到人的感官比例都会因为媒介框架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媒介环境学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基点，首先强调媒介形式本身而非内容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分析一切传播问题的出发点；其次强调媒介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关于生态环境的隐喻；最后强调新媒介会重构原有的社会环境，并使旧有的媒介及其文化发生深刻的改变^［3］。

波兹曼谦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但又说自己“不听话”，因为他与麦克卢汉在如何对待技术、道德关怀、社会批评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相较而言，面对电视和计算机等媒介革命，麦克卢汉倾向于推崇其带来的文化进步效应，波兹曼则警惕其负面效应；麦克卢汉侧重于媒介文化的技术层面，而波兹曼侧重于媒介文化的伦理道德层面；麦克卢汉憧憬和预言互联网时代，波兹曼则痛批“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挞伐极权主义的技术垄断；麦克卢汉自称道德中立，波兹曼则高举人文主义旗帜，主张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麦克卢汉梦想人类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太和之境”，而波兹曼则警钟长鸣：文化绝不能向技术投降。波兹曼的媒介思想从其生平和著作中可以窥见：他拒用打字机或计算机，坚持手写完成一切文稿；他在《童年的消逝》里叹息电视文化抹杀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戕害了人的读写能力、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里揭示唯科学主义和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美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危害。《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被学界并称为“媒介批评三部曲”，这三本书层层递进、一以贯之地呈现出波兹曼对技术的谨慎、担忧和批判的态度。就是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波兹曼说：“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

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以传说中塔姆斯法老对文字发明作的评判开篇，波兹曼指出，“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然而，技术爱慕者只能或只愿看到和宣扬新技术的恩赐，技术怀疑者往往只议论新技术带来的包袱，两者所持技术革新只会产生片面效应的观点是错误的。波兹曼承认技术的成就，却也忧虑技术的渗透会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变革。在此，波兹曼所说的技术，更偏重于媒介技术。

当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文化和技术就开始了博弈，技术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化的攻城略地，无论是以潜藏还是外显的方式。从技术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出发，波兹曼把人类文化历时性地划为三代：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波兹曼认为，在17世纪之前，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在工具使用文化时代，无论技术总量多寡、先进或是原始，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然而，技术的创新和发明可能基于很好的目的，却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　技术统治文化肇始于中世纪发明的时钟、印刷机、望远镜，成熟于现代科学和现代产业，英国、美国分别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步入技术统治文化时代。在技术统治文化时代，一切都给技术发展让路，技术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尚不足以完全摧毁此前的文化，“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换言之，文化并没有向技术投降。

技术垄断文化滥觞于20世纪初的美国，兴起的三个标志性事件分别是：汽车大王福特发明流水线生产，这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1923年夏天美国南方的“猴子审判”，这是上帝造人的失败，生物进化论的胜利；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问世，许多人相信科学管理、实证研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必须依靠实证研究；科学至上主义如日中天，社会研究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此时，技术已然成为文化的威胁，“技术垄断清除任何替代它的选择”，“技术垄断并不使其他选择不合法，也不使它们不道德，亦不使之不受欢迎，而是使之无影无形，并因而失去意义”“技术垄断重新界定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能的意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它新的要求”，相应的文化理论也“不能给道德领域里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指引”。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波兹曼断言，技术垄断就是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

在描述技术何时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的过程中，波兹曼还试图说明技术为何，以及如何成为特别危险的敌人，他从技术－制度－文化的连锁反应机制上对文化何时、如何、为何向技术投降作了回答。

“技术的功能是技术形式的自然产物”，人们往往会疏漏且习焉不察，“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换言之，技术不是中性的，每一种媒介都内嵌了特定的“世界观”，体现和强化了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组织原则以及对世界和人性的基本假设。新旧技术之间，既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更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

围绕一种成熟的技术，会形成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防御信息失控的机制，包括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都行使控制机制的功能”，“维持新与旧、创新与传统、意义与观念紊乱的平衡，它们求得平衡的手段是‘摧毁’不必要的信息。”这些制度建立并维护一套文化符号的筛选与淘汰秩序，通过信息过滤、价值排序和意义赋予来抵御意义混乱。当新技术引发信息爆炸时，传统制度通过贬斥、遗忘、重构旧符号的意义来保护文化内核。如若新技术的颠覆性远超制度的调适能力，传统制度将丧失价值裁定权，最终，文化在无防御状态下向技术投降。

波兹曼认为，早在16世纪印刷机就开创了信息时代。新技术带来新形式、创造新词汇，生产、储存和分配更多信息，造就了全新的信息环境。信息类型和信息总量不再稀缺，信息流动的时空和流经的人群不断扩大，甚至于泛滥、失序、失控，引发焦虑和混乱。相应的控制机制应运而生，书籍版式革新为带有数字页码、标点符号、章节标题和分段等的形态，标准化和通俗语普及了科学思想；现代学校成形，学校发明课程设置，对信息源头进行组织、限制和区分，成为管理信息生态的手段……17世纪初，西方文化经历了重组的过程，直到200多年后才适应印刷机造就的信息环境。“新的制度比如学校和代议制政府开发出来；知识和智能的新观念得以形成；对理性和隐私的尊重大大提高……”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文化，“信仰隐私、个性、思想自由、公开的批评和社群的行动”，“获取信息的目的是理解和解决具体的问题”，直到下一个足以改变信息形式、数量或速度的技术出现。

此后，电报、摄影、广播、电视、计算机等技术的发明，带来一轮又一轮的信息革命，信息形式、信息数量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流动前所未有的迅速，信息、理性和实用性却进一步断裂。所有的事件独立存在、转瞬即逝，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毫无关联，这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新的符号不断生成，悠久文化符号不断流失，信息泛滥、失控、委琐化和泡沫化，人们被信息狙击却无处遁逃。而对信息进行过滤和防御的机制，诸如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等已经一一被突破，技术垄断只得寻求用技术手段控制大量毫无意义的信息流，官僚主义、专业技能和技术性手段是三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然而，这又产生恶性循环，“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一旦技术失控、防线崩溃，那么文化将是失去道德根基的文化，人们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也将被瓦解。

三、数字化生存时代，人的精神困局

《技术垄断》问世于1992年，彼时互联网尚未到来，但技术发展已然使美国人乐以忘忧。“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的文化”，波兹曼忧虑，美国文化可能会向技术投降。而且，这种年轻的文化类型不止追求独裁，它还追求扩张，技术垄断的蔓延和深化将是全球文化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实则是人的精神困局。

30多年后，人类全面进入“数字化生存”，计算机技术、智能设备、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和领域都在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来进行创新和改变。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打破时空边界，获取海量的信息和资源；连接上任何一个人或所有人；接触更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文字、图片、表情包等符号互动；既是信息的消费者，更是信息的生产者；根据兴趣、价值观、专业技能等构建自己的社区空间以及在线教育、求医问诊、远程办公……建立并加强自己的亲密关系；与非人（数字生命和机器生命等非人形态）交往，甚至建立情感关系。数字生命，如数字人、虚拟人、像ChatGPT这样的AIGC应用，以及AI加持的机器人，都在交往的意义上被视为一种生命^［4］。跨生命交往，乃至跨生命情感交往，都成为可能。

而在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的数字化生存所倚重的表达符号，经历了文字化、视觉化，再到化身式的转移。早期的文字化生存时期，人们在“昵称”面具下开启精神漂流和现实出逃，文字精英赢得“江湖”地位。视觉化生存时期，图片和视频成为主要的表演道具，身体得以呈现成为重要的表演手段，草根开始崛起。及至化身化生存，人们在元宇宙再造身体、“重启人生”。虚拟空间也从普遍的匿名机制、陌生人社交，发展为实名制、现实关系“数字版”，数字化生存离现实生存越来越近。数据是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勾连与互动的重要纽带，“比特”取代了“原子”，信息数字化、数字网络化、数字信息数据化、进而数字智能化，数据取代原子、实体、物质，成为世界的新“基质”^［5］。人的身体、行为、思维等，被转变成各种数据，采集、分析、加工的过程，即人的数据化，人变成了一种被量化、计算、控制的“对象”。时至今日，人的“画像”、身体、位置、行为、情绪与心理、关系、评价、思维方式等被全面数据化^［6］。数据化将现实的人映射成数字，同时又将虚拟空间活动的人的真实面貌显性化，人因数字化而“隐身”，又因数据化而“裸奔”。数字化生存、现实生存，共同进入以数据为尺度的轨道。

数字化生存时代，人们通过电子设备和互联网平台，如社交媒体、即时通信软件、电子邮件等来建立和加强亲密关系，如友谊、爱情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形式的亲密联系。这种数字亲密，由多样化的符号表达、随时随地可连接、距离可近可远，既无须“身体共同在场”，又可以“匿名在场”，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甚至互动对象可以是“碳基人”，更可以是“硅基人”，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当人们习惯于借助技术方便地处理原先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的内涵已被重构，似乎有联系就代表着亲密关系的存在。

与数字亲密相伴而生的，是数字孤独。孤独源自“期望的社会关系的缺失”和“未满足的需求”，时空阻隔交往曾是人们感到孤独的重要原因。“数字亲密”缓解了传统的孤独感，但同时也导致了主体从“数字观众”到“数字演员”再到“数字工具”的异化过程，由此造成了新的孤独——“数字孤独”^［7］。数字时代的人们陷入“alone　together”的悖论：物理空间中的共处被屏幕分割为各自的虚拟世界，面对面交流让位于表情包与短视频的符号互动。数字时代的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亲密幻象”，数字化和数据化生存的人体味着与数字亲密相伴而生的新型孤独。

这一切有解吗？波兹曼指出了问题，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一条不算乌托邦的道路。波兹曼从历史、哲学、语义学、艺术、技术史和宗教多个层面勾勒出教育的愿景^［8］：所谓有教养，就是懂得知识的源头和发展，理解知识的体系，就是熟悉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熟悉这些优秀遗产赖以产生的思想机制和创造机制。尽管他认为学校在信息防御方面已经失败了，但这仍是矫正错误、解决问题的主要工具。教育未必真正能够阻挡技术思想世界凶猛的势头，但波兹曼仍乐观地认为，针对教育的愿景所设计的计划，或许有助于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使我们能够和技术思想世界拉开距离，批评它，修正它。

参考文献：

［1］李晓云.媒介生态与技术垄断——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批判［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70－74.

［2］何道宽.尼尔·波兹曼：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代宗师和精神领袖［J］.新闻记者，2019，（11）：90－96.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19.11.010.

［3］　胡翼青，王焕超.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4）：24－30.

［4］甘莅豪，王豪.从情感投射到数码情感：数字景观中人机交往的情感嬗变［J］.现代出版，2024，（03）：27－38.

［5］彭兰.“数据化生存”：被量化、外化的人与人生［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2）：154－163.DOI：10.19563／j.cnki.sdzs.2022.02.016.

［6］彭兰.数字化与数据化：数字时代生存的一体两面［J］.人民论坛，2023，（17）：42－47.

［7］　胡范铸，胡亦名.“数字孤独”：数字景观中空间认同的断裂及主体的异化［J］.现代出版，2024，（03）：39－48＋15.

［8］王鑫.忧虑，批判以及拯救——读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J］.文化与诗学，2008，（02）：372－380.

［9］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段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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