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新闻业面临信任危机、情感疲劳与传播失序的背景下，源于欧洲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作为一种新闻创新范式，为新闻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认为，建设性新闻所倡导的“问题解决导向”、“面向未来的视野”及“赋权于民”等原则，与中国的“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和谐社会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存在深层次的对话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索建设性新闻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路径，从理念重塑、生产流程创新、人才培养与效果评估等多个维度，提出一套系统化的本土化实践方案，并对其在风险挑战与未来前景进行辩证思考，以期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中国语境；正面宣传；媒体融合；社会治理；本土化实践

一、引言：时代背景与问题提出

进入21世纪，全球新闻业共同置身于一个充满悖论的传播生态之中。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迭代前所未有地拓展了新闻的传播渠道与速度；另一方面，信息过载、舆论极化、公众信任度下滑以及“坏消息偏见”的泛滥，使得新闻业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功能性危机。受众在持续的负面新闻轰炸下，容易产生“同情疲劳”与无力感，这不仅削弱了新闻的社会整合功能，也可能加剧社会的冷漠与撕裂。建设性新闻并非对新闻核心原则如客观性、真实性的否定，而是对其的一种补充与完善。它要求记者在准确报道社会问题的同时，主动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案，展现多元视角，尤其关注社会各界的积极应对与努力，从而赋予公众以希望、知识与行动力。

二、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与特征辨析

要探讨建设性新闻的中国化，首先必须准确理解其内涵与外延。建设性新闻并非“正能量新闻”或“宣传稿”的简单同义替换，而是一套具有严谨方法论支撑的新闻实践体系。

（一）理论渊源与核心主张

建设性新闻的兴起，深受积极心理学、和平新闻与公民新闻等思潮的影响。其核心主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解决方案导向：这是建设性新闻最显著的特征。它要求报道在揭示问题时，必须同时探寻并呈现针对该问题的已有或潜在的解决方案。这不仅包括政府政策，也包括社区、企业或个人的创新实践。其目的不是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开启关于“如何做得更好”的公共讨论。

2.面向未来：报道的焦点从“发生了什么”和“谁的责任”，部分转向“我们将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到达”。它引导公众将视线投向未来可能性的构建，而非沉溺于过去的过失与冲突。

3.包容与多元视角：建设性新闻致力于呈现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通过对话与理解，弥合社会分歧，而非激化对立。

4.赋权于民：报道的最终目的是给予公众行动的灵感、信息与信心。通过展示普通人的成功经验或提供可行的行动指南，激励公众从新闻的被动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5.坚守新闻核心价值：建设性新闻绝非放弃批判与监督。它坚持事实准确、客观平衡和公共相关性。其“建设性”体现在报道的意图与方法上，而非对问题的回避或美化。

（二）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为避免概念混淆，有必要将其与几个相近概念进行辨析：

与“正面宣传”的区别：中国的“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舆论引导功能，其首要目标是凝聚共识、提振士气，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而建设性新闻源于新闻专业主义内部的自我革新，其出发点是修复新闻业与公众的关系，重建信任。它不回避社会问题，甚至以问题为起点，其“建设性”体现在对解决方案的探寻上，内含着一种温和的批判性与推动变革的诉求。二者在“积极效果”上存在交集，但逻辑起点、操作路径和核心诉求存在差异。

与“和平新闻”的区别：和平新闻主要关注冲突报道，旨在减少敌对、促进和解。建设性新闻的适用范围更广，涵盖社会、经济、环境等各类公共议题。

与“善感新闻”的区别：“善感新闻”可能流于肤浅的情感慰藉或鸡汤式故事，而建设性新闻则强调严谨的证据、深入的调查与可行的方案，其情感基调是理性、乐观且充满力量的。

三、中国语境：契合、张力与对话空间

将建设性新闻置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进行考察，会发现其与既有体系既存在深刻的契合点，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张力，这构成了其本土化实践的复杂语境。

（一）深层次的契合点

1.与“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共鸣：尽管存在前述区别，但建设性新闻所追求的积极社会效果，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方针在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它为解决“如何使正面宣传更可信、更有效”这一现实课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通过引入解决方案和未来视角，建设性新闻可以使“正面报道”摆脱简单化的歌功颂德，变得更加丰满、深刻，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2.与“和谐社会”及“以人为本”理念的契合：　建设性新闻强调包容、对话与赋权，其精神内核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契合。它关注普通人的福祉与能动性，通过新闻实践促进社会理解与协作，这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人性化水平。

3.对“走转改”与“三贴近”原则的深化：中国新闻界倡导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求记者深入一线，反映人民心声。建设性新闻为此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工具。记者在基层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与智慧，将其转化为具有推广价值的“解决方案”，从而使报道更接地气、更有建设性。

4.顺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变迁：　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公众对媒体的需求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信息告知。他们渴望获得能够指导生活、启迪心智、参与社会的信息。建设性新闻回应了这种对“有用新闻”和“希望新闻”的深层需求，有助于提升媒体的服务功能与用户黏性。

（二）潜在的张力与挑战

1.与调查报道、舆论监督传统的平衡：中国新闻界同样肩负着重要的舆论监督职能。建设性新闻的引入，是否会冲淡媒体“啄木鸟”的角色，导致对尖锐问题的回避？这是一个核心关切。成功的本土化必须处理好“建设性”与“批判性”的辩证关系。建设性新闻应被视为调查报道的补充而非替代——在揭露问题之后，追问“怎么办”，使监督的终点落在推动改进而非仅仅制造轰动。

2.在特定议题上的报道边界：对于某些敏感、复杂的社会问题，探寻和报道“解决方案”可能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或政策因素，这对媒体的报道空间和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现行政策框架内，创造性地运用建设性视角进行报道，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与专业能力。

3.商业逻辑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流量至上的媒体环境中，冲突性、负面新闻往往更能吸引眼球。倡导建设性新闻可能需要对抗这种商业惯性，需要媒体机构在价值取向与经济效益之间做出权衡，甚至需要探索基于公共价值的新商业模式。

4.记者角色认知的转变：传统的记者习惯于做中立的“记录者”和“批判者”，而建设性新闻要求他们同时成为“连接者”、“催化者”和“解决方案的探寻者”。这需要对新闻教育和工作流程进行系统性重塑。

四、实践路径探索：建设性新闻的中国化方案

基于以上分析，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实践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必须是一个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以下从多个维度提出本土化的实践路径。

（一）理念重塑：从“宣传思维”到“建设性思维”

首先，需要在新闻从业者中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要明确，建设性新闻不是削弱舆论监督，而是强化监督的“后半篇文章”；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它要求记者具备一种“建设性思维”：即面对任何社会问题时，本能地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否有人在尝试解决？”“成功的案例有哪些？”“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公众可以如何参与？”。

（二）内容生产创新：四大报道策略

1.“问题＋方案”型报道：这是最基础的实践形式。例如，在报道“城市内涝”问题时，不仅描述灾情、追问责任，同时深入调研并报道国内外先进的海绵城市建设案例、社区层面的应急管理经验、居民的自救互救智慧等，为其他城市和公众提供参考。

2.“未来导向”型报道：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如“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碳中和”等，媒体可以策划系列报道，不局限于政策解读，而是聚焦于各地的创新探索、技术突破、先行者的故事，描绘通往美好未来的具体路径图，激发社会的集体行动

3.“对话与和解”型报道：针对社会分歧议题（如代际矛盾、医患关系、城乡认知差异），媒体可以搭建对话平台，邀请不同观点的代表进行深度、理性的沟通，记者作为中立的流程引导者，旨在促进理解而非制造冲突。此类报道有助于软化社会对立，构建社会资本。

4.“社区赋能”型报道：聚焦基层社会治理，报道社区在解决停车难、垃圾分类、养老互助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并详细剖析其运作机制、克服的困难及可复制的经验。这类报道极具操作性，能直接为其他社区提供行动指南，真正实现新闻的“赋能”功能。

（三）流程再造：将建设性融入新闻生产全链条

选题策划阶段：在编前会上，设立“建设性视角”环节，对每一个重大选题进行追问：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能否找到相关的成功案例？

采访阶段：记者在采访中，不仅向官员、专家提问，也要深入基层寻找“实践智者”；不仅问“为什么发生”，更要问“如何解决”、“有哪些经验”。

写作与编辑阶段：在稿件结构中，强制要求包含“解决方案”或“未来展望”板块。鼓励使用数据可视化、案例图解等形式，使解决方案更清晰易懂。

发布与互动阶段：利用新媒体平台，将报道转化为线上讨论、民意征集或行动倡议。

（四）人才培养与机构建设

新闻教育革新：在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开设建设性新闻相关课程，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跨学科知识储备以及引导技能。

在职培训体系：媒体机构应定期组织工作坊和案例分享会，邀请国内外践行建设性新闻的资深从业者进行培训，提升团队的整体实操能力。

设立专门团队或栏目：有条件的媒体可以尝试成立“建设性新闻工作室”或开设“解决方案”、“我们在行动”等固定栏目，进行集中探索和品牌化运营，形成示范效应。

（五）效果评估体系重构

改变单纯以点击量、转载量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引入更能反映建设性新闻价值的评估维度：

社会影响力指标：报道是否引发了相关政策讨论或优化？

解决方案采纳度：报道中的解决方案是否被其他地区、机构或社区借鉴和应用？

公众参与度：报道带来的线上线下的讨论热度、行动倡议的参与人数。

情感认知变化：通过受众调查，了解报道是否提升了公众对解决特定问题的信心与效能感。

五、风险警示与未来展望

在积极推进建设性新闻本土化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可能出现的异化与风险。

（一）需要警惕的陷阱

1.滑向“肤浅的乐观主义”：缺乏深刻问题洞察的“解决方案”报道，容易沦为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或技术至上论，忽视结构性矛盾，反而削弱新闻的严肃性。

2.成为“体制的化妆师”：这是最大的风险。如果建设性新闻在实践中被曲解为只能报道“成功”的、官方认可的解决方案，而对民间自发的、批判性的解决方案视而不见，甚至用以掩盖真问题，那么它将彻底丧失其核心价值，沦为一种更精巧的宣传工具。

3.新闻同质化与审美疲劳：如果所有媒体都采用相似的“问题＋方案”模式，可能导致报道模式的僵化与创新力的衰竭。

（二）前景展望

尽管前路挑战重重，但建设性新闻在中国依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它契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回应了公众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也为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信任危机的媒体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突围之路。

其未来的发展，很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1.从零星实践到系统集成：初期会以个别栏目、系列报道的形式出现，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效果的显现，将逐渐内化为更多媒体机构的常规操作理念。

2.与媒体深度融合共生：建设性新闻强调的参与、互动与赋能，与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方向高度一致。它将成为主流媒体提升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重要抓手。

3.技术赋能下的形态创新：利用大数据发现社会问题的规律与潜在解决方案，利用VR／AR技术沉浸式展示成功案例，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分析公众反馈并优化报道策略，建设性新闻的形态将更加多元、生动。

六、结论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新闻创新浪潮，其引入中国绝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一个在特定政治、文化与媒体生态中进行对话、调适与再创造的过程。它与中国“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既有共鸣亦有分野，其成功本土化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核心、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以解决问题、面向未来、赋权公众为特征的新闻实践方法论。

（作者：任书缘　单位：西藏广播电视台单位）

参考文献：

［1］晏青，凯伦·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8）：58－82。

［2］常江，田浩。建设性新闻的伦理争议与哲学反思［J］。新闻大学，2020（04）：1－15。

［3］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论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0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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