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安全叙事深刻重构的时代。从国际舞台上“中国威胁论”的此起彼伏，到身边反间谍案例的悄然传播，国家安全早已不再只是边防哨所和隐蔽战线的事情，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每个人的信息流和日常交谈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传播教育必须回应的命题浮出水面：我们如何用中国话语讲好安全故事？这不仅是讲故事的技巧问题，更是一种深层的叙事自觉：一种清醒地意识到“用什么话讲、为谁讲、讲什么”的文化自觉与安全意识。

一、中国话语：安全叙事的根与魂

要讲好安全故事，首先要回答“用什么话讲”。中国话语不是另起炉灶的封闭系统，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的意义体系。它天然携带着中国人观察、理解安全和维护安全的独特方式。

在传统文化中，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治理智慧和生存哲学。“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周易》这句话把安全与忧患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的持久安全观。“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的告诫则把安全建基于预见和准备之上，而不是消极避险。这些话语积淀，塑造了中国人面对安全时特有的思维方式：不追求绝对的零风险，而是注重长治久安；不只看重一时一地的平安，更看重整体和长远的安定。这里面有一种将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贯通考虑的“大安全”视野。

这种话语传统在今天凝结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它用“总体”二字，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统合在一起，构建起一套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在这套话语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每一个普通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发展和安全”则给出了处理安全与发展关系的中国方案：不是要安全就不要发展，也不是只发展不顾安全，而是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把中国安全故事推向了全球共同安全的维度，用“天下大同”的东方智慧，超越“零和博弈”的西方安全困境。

这些话语，就是我们讲好安全故事的根本“语法”。它们决定了故事的价值底色和叙事走向。如果不能用这些中国话语来讲故事，而习惯性地套用西方安全叙事中“民主和平论”等概念，那就不仅讲不好中国安全故事，还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别人设定的话语陷阱。

二、传播教育：何以需要叙事自觉

传播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的信息生产者、内容把关人和舆论引导者。他们的叙事自觉，直接影响着安全故事被“讲成什么样”、被“听到什么程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偏重技术操作层面，如何写倒金字塔消息，如何做数据新闻，如何运营社交媒体账号，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在国家安全这个特殊的议题上，技巧远远不够。因为安全叙事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依赖立场和框架的意义建构。同样一个事件，用不同的框架去讲，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安全认知效果。

在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的报道中，他们使用“西藏人权问题”“民族同化”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标签，构建起一套罔顾事实的叙事框架。这套框架之所以能在全球产生误导效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掌握了一套成熟的话语生产机制：先设定一个道德高位的概念如“人权”，然后把复杂的社会治理实践塞进这个概念的否定性版本里，再通过持续重复和视觉化呈现，让远方的受众在缺乏一手信息的情况下形成刻板印象。面对这样的叙事攻势，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澄清事实”“批驳谎言”，而不去主动构建一套更有吸引力、更能抵达人心的中国安全叙事，就会始终处于被动接招的状态。这就是叙事自觉的第一层含义：清醒地意识到，安全故事不仅是事实的传输，更是话语权的争夺。

叙事自觉的第二层含义，是对受众认知规律的尊重。安全故事不是说教，也不是文件语言的平移。传播教育要培养的，是那种能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普通人可感知、可参与、可共鸣的微观故事的能力。传播教育的叙事自觉，就是要把这种转化能力作为核心素养来培养，在面对任何安全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去套用西方模板，也不是去生硬灌输，而是去寻找那些带着泥土气、烟火气、生命力的中国故事，然后用中国话语把它们讲出来。

三、叙事自觉的三重理论意涵

叙事自觉不只是一个实践命题，更是深刻的理论内涵。它是传播主体对自身话语立场、叙事框架和价值取向的清醒觉知与主动选择。在安全叙事这个特定场域中，这种自觉至少包含着三重理论意涵。

其一，叙事自觉是对“谁在说话”的主体性确认。任何叙事都有其言说主体，但主体并非天然在场，它需要被反复建构和确认。在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安全话语体系中，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被言说”的位置：由他人来定义我们的行为是“威胁”还是“合作”，是“扩张”还是“防御”。叙事自觉首先意味着打破这种“被定义”的被动状态，从“别人讲我们的故事”转向“我们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这种转向不仅是叙事权的回收，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主体建构。只有当一国能够以自己的话语体系言说自身的安全理念与实践时，它才真正成为安全叙事的主体，而非他者叙事中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自觉就是一种话语主权的觉醒。

其二，叙事自觉是对“使用何种框架”的认知。每一个故事都是在特定框架中被讲述的，框架决定了什么被凸显、什么被遮蔽、什么被赋予意义。叙事自觉要求传播者不仅会使用框架，更要对框架本身保持反思能力。为什么同一个反恐行动，用“维护稳定”的框架和用“压制自由”的框架讲述，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认知效果？因为框架背后站着不同的安全哲学。“维护稳定”框架背后的逻辑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而“压制自由”框架的预设则是：安全与自由是零和关系，任何安全措施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叙事自觉就是要穿透表层的措辞差异，看到深层的话语机制在如何运作，理解框架背后安全观的碰撞，从而在自觉的框架选择中讲出更符合事实、更经得起价值追问的安全故事。

其三，叙事自觉是对“为何讲述”的价值回归。安全故事的讲述从来不是为了讲述本身，它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凝聚安全共识、筑牢安全防线。但如果叙事仅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把讲故事视为一种策略性传播技巧，就容易滑向另一个误区：为了“讲好”而脱离真实。用中国话语讲安全故事，之所以强调“中国话语”，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区别于西方话语的言说方式，更因为它内在包含着对人民安全的真诚关切、对和平发展的坚定追求、对公平正义的价值承诺。叙事自觉，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自觉：知道为谁而讲、为何而讲，不在传播技巧中迷失方向，不在流量压力下背离本心。

四、叙事自觉与安全的话语防线

将视野从传播教育延伸到更广阔的国家安全场域，叙事自觉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在当代国家安全的版图中，“认知安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维度。传统安全关注的是领土、军事、资源等物质性领域，而认知安全关注的则是思想、观念、话语等非物质性领域的安全状态。一个国家安全与否，不仅取决于它的物理边界是否坚固，更取决于它的意义边界是否清晰：国民对国家安全的认知是否准确，对社会主流价值是否认同，对外部叙事攻势是否具备辨别力。

话语正是划定这条意义边界的关键力量。外部势力对一个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往往不是从军事入侵开始的，而是从话语渗透开始的。它可能表现为一套精心包装的政治叙事，用所谓普世价值的名义否定一国的政治制度；可能表现为一种有选择性的安全议题炒作，用双重标准解构一国的反恐正当性；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叙事，用生活方式和消费主义的表象传递价值偏向。这些话语操作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受众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框架置换，即用另一种话语体系悄悄替换了受众原有的认知坐标。当一个人开始用“威权”“专制”这样的外来框架理解本国的社会治理时，就表明认知层面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

叙事自觉，正是用语言构筑这道认知防线的基础性工程。无论是专业的传播工作者，还是普通的公民，在这样的叙事教育下都具备一种“话语免疫力”：能识别叙事中的隐含框架，能觉察概念背后的价值预设，能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话语体系进行意义重建。这不是简单事实纠错，而是更深层的认知能力建设。正如生物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并清除外来病原体，话语免疫系统则能够识别并抵御那些试图解构国家安全的叙事病毒。

这种话语防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封闭的围墙，而是一种开放的、生成性的能力。用中国话语讲好安全故事，正是这种能力的集中体现。当我们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也在讲述中不断丰富和巩固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安全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自身对安全的理解。叙事自觉推动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循环：越讲述，话语越有力；话语越有力，安全防线越牢固。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安全叙事的历史使命：在一个话语与安全深度交织的时代，讲好安全故事本身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传播者拥有了叙事自觉，当中国话语成为他们讲述安全故事的自然选择，当这些故事不仅在国内凝聚起广泛的安全共识，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真诚的对话与共鸣，我们就拥有了一道无形而坚韧的话语防线。这道防线不在边境线上，而在每个人的认知深处。

作者侯艳丹 系西藏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话语机制及话语操控、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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