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内与青海、四川、云南、新疆相邻，外与印度、不丹、缅甸、尼泊尔等国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矿产、水、林业、动植物等资源储量丰富。区内人群以藏族为主体，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夏尔巴人、僜人等）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90%以上，且绝大部分藏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特殊的地缘区位和自然环境，以及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等，使其成为东西方目光交汇的焦点。

长期以来，东西方之间关于西藏，逐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稳定认知（西藏观，对西藏的想象、认知与理解）。西方式的西藏观历经古典想象、殖民叙事、香格里拉神话到冷战后的意识形态化，已沉淀为一套自洽的话语体系。中国式的西藏观则建立在“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史实基础之上，以考古证据、历史文献和历代中央管辖记录为支撑。两种西藏观的对立，并非简单的信息差或误解所能解释，其背后交织着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政治利益的现实冲突以及文化心理的深层差异。这种对立构成了西藏对外传播无法回避的前置语境，任何关于西藏的对外传播活动，都必须在这一语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策略。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东西方两种西藏观的形成脉络与核心逻辑，剖析话语博弈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新时代西藏对外传播的启示。

一、西方式西藏观的形成及演变

西方式的西藏观，是历史记忆的延续、现实诉求的投射和文化想象的叠加。从古希腊时期的异域想象，到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实地探察，从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等人的旅行叙事，到文学作品、媒体报道的形象构建，西方人对西藏的想象、认知与理解形成了相互交织的二元框架：野蛮的、蒙昧的、基督教以外原始社会状态的西藏，与宁静的、祥和的、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

西方人的西藏想象，最早可追溯至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述了印度北边一个黄金遍地的国度，这为后世附会西藏埋下文化伏笔。到了中世纪，欧洲流传东方世界存在一个由约翰长老统治的基督教王国，这个被赋予富庶、神圣特质的虚幻国度后来与西藏联系起来。13世纪时，蒙古西征打通了东西方的道路，初始进入亚洲、踏足蒙古的欧洲人，带回有关“食人生蕃”的道听途说，成为西方人妖魔化西藏形象的历史由来。《马可·波罗游记》中，虽已提及西藏归元朝统治，关于西藏的描述多基于传闻，却流传甚广令西方人深信不疑。事实上，他们既没亲抵西藏，也没考证过那些二手信息。

西方人对西藏的实地考察，发轫于文艺复兴晚期。17世纪初，最早进入西藏的传教士，带回了相对真实的西藏见闻，才打破此前关于西藏的荒诞传闻。另一方面，却也印证了西藏的遥远和神秘特质，吸引无数西方人前来探险、征服和传教。后续进入西藏和涉藏州县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等，带着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观察、描述、记录和研究西藏、藏民族和藏传佛教，妄言藏传佛教是基督教分支或在基督教影响下建立，宣称藏传佛教中的仪式和教义“迷信、蒙昧、无知”甚至“黑暗”，藏族人是“过分依赖宗教的、肮脏的和懒惰的”，催生了以贬低、讽刺和污蔑等为主要特征的负面西藏观。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开始加大对东方国家的侵略力度，多国列强意欲掠夺与瓜分中国。西藏成为觊觎对象，不得已对外进行封锁，这反而使西藏形象更添神秘性和诱惑力。英国和沙俄作为主要渗透侵略国家，在西藏关闭门户之前便派遣了大量人员进藏“探险考察”。英国更是利用地缘政治优势，先后于1888年、1903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并深入腹地，强迫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合理化其殖民侵略举动，使西藏成为英属印度北部缓冲区，英国政界、部分学者与大众传媒密切配合，构建并扩散了一个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他者”形象。对西方公众，它强调西藏的“神秘”、藏族人的“无知”和藏传佛教的“落后”，使西方人错以为西藏与外界尤其是中国没有联系，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只有待西方去拯救；对西藏上层，则盛赞西藏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煽动部分上层人士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这正是后来所谓“西藏问题”的历史缘起，其实质就是西藏分裂势力与外国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图谋“西藏独立”。

与此同时，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西方人开始向往一个纯净的精神家园，西藏因其“神秘”和“原始”而成为理想的载体。神智论者公然声称，“西藏”便是传说中的“香巴拉”，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生活着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1933年，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出版，最终造就了西方乃至世界的“世外桃源”意象。众多影视娱乐作品不断复制这个关于香巴拉或香格里拉的故事，西方各国也根据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和政治意图加入这种建构，香格里拉——一个神秘莫测但充满智慧、没有战争、人人幸福、时间停滞的世外桃源——就此成为西方人心目中（和平解放前的）西藏的代名词。

1959年，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发动叛乱失败后，裹挟数万藏族同胞出逃印度、尼泊尔等地，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在此过程中，美国接替英国，在之后的“西藏问题”国际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达赖集团，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暗中支持下，利用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迎合其“香格里拉”幻想，美化、神化旧西藏，丑化、歪曲新西藏和中国的西藏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和西方民众对西藏的认知偏差。

二、中国式西藏观的核心共识

中国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多民族造就的历史共同体，中国的历史和现今的中国是由古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以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在此范围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此范围内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史上的政权。历史逻辑下，西藏处在历史中国的疆域范围内，西藏任何时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上建立的任何政权包括吐蕃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中国人的西藏认知，基于理论依据和大量的事实证据，形成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核心共识。

考古证据表明，距今约10万年前，人类便踏足青藏高原。自西藏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人群便与周边人群有着密切联系，但其主要文化面貌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系统相近。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西藏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多样，自身特点也逐渐加强，至少可分为藏东河谷、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以及藏北高原三大文化区，这三个区域内的文化都与内地存在联系，且受到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强烈影响。距今3000年左右，西藏高原步入青铜时代，开始产生原始宗教、艺术与早期知识体系以及早期的复杂社会，先于吐蕃政权出现的“酋邦”与中央王朝有着多方面的交往。

自吐蕃王朝开始，西藏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而在“吐蕃”这个名称出现以前，周秦汉晋时代的汉文文献就已有对青藏高原东北部一带族群的记载，泛称为“羌”。羌民族在与汉民族互动过程中，或继续向青藏高原内部及周边区域迁徙，或进入中原地区而融入汉民族。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重要来源之一，吐蕃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不断将女国、附国、苏毗、大小羊同、党项羌等古羌人部落吞并，不同时期多种族群融合后形成了藏民族。羌、汉同源，汉、藏同源，只是由于子系的分离和迁移，加之平原、山地、草原等地形差异，以及进化速度的不同，才逐步分化形成今天的汉族和藏族。

在中国历史上，吐蕃与唐王朝是两个并列的政权，二者互不隶属但政治联系紧密、经济文化交流活跃，文成、金城两位公主的和亲是唐蕃交往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吐蕃王朝崩溃后，藏族区域分裂成许多互不统属的割据势力，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的政治联系。13世纪中叶，元朝中央政府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此后，尽管中国历经几次王朝兴替、多次中央政权更迭，西藏始终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元朝设总制院（后称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明朝实施“多封众建、贡市羁縻”政策。清朝设驻藏大臣，明确规定达赖和班禅等大活佛的寻访认定须经中央政府批准。1912年，中华民国一成立就宣布是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同年7月，民国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蒙藏事务。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

近代以来，外有西方列强入侵、内有封建统治腐败，中国在英、俄等国侵略下不断丧失西藏权益，加之清末的治藏策略失误使藏、汉间的关系遭到严重损害，西藏分裂势力开始孕育和形成。民国时期，内地长期处于战乱，中央政府无力强化对西藏的经略，致使西藏地方分裂势力进一步壮大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产生了背离祖国和谋取“独立”的想法，但这些图谋始终没有得逞。1907年，英俄秘密签订《西藏协定》，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3年，英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地方代表提出“西藏独立”的无理要求。1949年，西藏地方政府下令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并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新中国成立后，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西藏各族人民，中央人民政府在和平谈判未果后决定进军西藏。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再之后，西藏与全国同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全面改善了民生福祉。今日西藏，政治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环境友好、人民安居乐业。

三、话语博弈的本质与对外传播启示

东西方两种西藏观的话语博弈，实际上是一场围绕“西藏是什么”的定义权之争，其背后交织着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政治利益的对立冲突以及文化心理的深层差异。西方式的西藏观始终服务于特定的政治议程，从殖民时代的“缓冲区”构建到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再到后冷战时代的价值观输出，西藏始终被置于“他者”的位置加以审视和定义。这种定义权的争夺，使得西藏对外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而是一场涉及历史解释权、主权合法性、文化话语权的系统性博弈。

中国式西藏观虽然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但在国际舆论场上长期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客观原因在于，西方凭借其数百年来积累的话语优势和传播霸权，已经将“香格里拉”神话和“受害者”叙事深深嵌入全球大众的文化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套自我循环、自我验证的话语闭环。其运行逻辑为：先预设“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独立国家”这一前提，然后用“香格里拉”的浪漫想象包装旧西藏，用“人权”“宗教自由”“文化灭绝”等标签指控新西藏，再用“受害者”叙事激发同情与道德义愤。中国的声音要想穿透这套闭环，不能仅仅依靠事实的堆砌，还需要在叙事策略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一是，正视西方式西藏观的二元结构，实施差异化的传播策略。西方式的西藏观存在两个面向，“野蛮蒙昧”与“香格里拉”相互交织。前者服务于殖民侵略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正当化，后者则满足了西方人对精神家园的想象性需求。针对前者，西藏对外传播应以事实揭露为主，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保护的具体数据和案例，消解“野蛮蒙昧”叙事的可信度；针对后者，提供替代性叙事，对香格里拉是否存在不予置评，但一个既保留了自身文化传统、又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真实西藏比香格里拉更精彩。

二是，由“回应式传播”转向“议题设置式”传播，打破西方的话语闭环。一直以来，西藏对外传播习惯于回应式传播，如西方抛出“宗教压迫”“文化灭绝”指控，我们就展示宗教自由、文化繁荣的画面。这种传播方式是在对方设定的议题框架内行动，对方换一个议题，我们就得重新回应一次，永远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想要打破这一话语闭环，必须成为议题的主动设置者而非单一回应者，并增强西藏故事讲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使话语博弈的主动权逐步向我方转移。

三是，针对中国式西藏观的传播瓶颈，从“历史合法性叙事”拓展到“当代吸引力叙事”。在国际舆论场上，单纯的历史合法性叙事存在天然的传播劣势：它诉诸的是“过去”，而国际受众更关心的是“现在”和“未来”。因此，在坚持历史合法性叙事的同时，有必要大力拓展当代吸引力叙事，告诉世界西藏在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西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生活得更安全和幸福，这些宏观层面的成就和微观层面的体验本身便是最好的传播内容。

归根结底，西藏对外传播的目标是让国际受众看到西藏的真实面貌。西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现代活力的真实存在，而不是西方想象中的黄金国或香格里拉。东西方两种西藏观的博弈，终局不取决于谁的小说写得更精彩，而取决于谁的历史叙事经得起考古发掘的检验，谁的现实描述经得起田野调查的核实，谁的发展成就经得起普通民众的评判。当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走进西藏，亲眼看到布达拉宫脚下现代化的城市、寺庙里修行的僧侣、校园里朗朗读书的藏族儿童、牧场上用手机直播带货的年轻牧民时，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终将在事实面前消融。西藏不需要被想象成什么，它只需要作为一个真实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追求着更好的生活、更公平的社会、更有尊严的未来。而这，正是中国式西藏观最具说服力的终极表达。

（作者：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 段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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