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西藏地方媒体围绕这一重大政治节点组织了大规模的战役性对外报道。本研究以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海外社交媒体iXizang账号发布的两组系列报道为编码端案例，以Facebook平台275条海外用户评论为解码端样本，考察编码策略与解码立场之间的匹配程度及其错位成因。研究发现，两组报道分别采用“新旧对比＋数据佐证”的宏大叙事和“个人口述＋情感共鸣”的微观叙事作为编码策略，但样本评论中对抗式解码均占据绝对主导。编码／解码的错位根植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文化距离与心理距离、社交媒体平台技术特性等多重因素，同时两组报道的编码策略本身也存在叙事简化、话语同构等局限。

关键词：编码／解码；西藏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海外社交媒体；内容分析

202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围绕这一重大政治节点，西藏地方媒体组织了大规模的战役性报道。中国西藏新闻网英文版及其海外社交媒体iXizang账号集中发布了多组对外报道，试图向海外受众传递西藏60年来的发展成就。然而，这些精心设计的报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遭遇了怎样的解读？编码者的传播意图是否得到了预期的解码效果？哪些因素导致了编码与解码之间的错位？这些问题值得系统考察。

既有研究对西藏对外传播的探讨已形成多条线索。在战略层面，杨静雅、汪海洲等强调了对外传播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政治定位与叙事主轴；在跨文化传播层面，廖云路提出的“三重跨文化传播”模式揭示了涉藏报道在国内生产与海外传播之间的意义折损机制，仁增卓玛、巴典曲查则从“承认共同体”视角呼吁从单向输出转向互认性叙事；在平台化与受众层面，祝丹文、李慧杰等已开始关注短视频平台上的受众解码问题。但是，上述研究或停留于宏观策略倡议，或聚焦于民间自媒体内容，对西藏地方党媒在重大政治节点投放的战役性报道如何被海外用户解码，仍缺乏基于真实评论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以此为契机，引入编码／解码理论，以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两组系列报道为案例，结合Facebook平台海外用户评论，分析编码策略与解码立场之间的匹配程度及其错位成因。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说明

1.1　理论基础

197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提出，传播是一个包含生产、流通、消费和再生产的复杂结构，信息并非被简单地传递给受众，而是经历了“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编码和解码不仅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传者的编码和受者的解码具有不对称性。编码是意义的生产环节，编码者（如媒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对信息进行编排和呈现，编码者的“意图”构成媒介文本的主导意义。流通中的媒介文本，是一个开放、多义的话语系统。解码者（受众）会根据自身的经验、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对媒介文本进行解读和理解，形成三种差异化的解读方式：一是主导—霸权式，即全然接受并认同编码者嵌入文本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意义，解码过程与编码意图高度一致；二是协商式，即基本接受编码者设定的总体意义框架，同时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处境、经验，对文本意义进行局部的修正、协商或调整，形成一种有保留的接受；三是对抗式，即完全理解编码者嵌入的主导意义，但基于自身完全不同的立场（如阶级、文化、政治），对文本进行颠覆性的解读，拒绝其核心信息或意识形态框架。这一理论为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争夺提供了分析工具。在西藏议题的对外传播中，编码者（中国官方媒体）与解码者（海外受众）共享着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语境和历史认知，编码意图在跨文化传播中可能遭遇系统性折损。本研究以此理论为框架，分析两组系列报道的编码策略与海外用户的解码立场。

1.2研究对象

从2025年8月初开始，中国西藏新闻网英文版、海外社交媒体iXizang账号均集中发布了相关的对外报道，构建关于“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主题的媒介议程。其中，＂Historic　transformation　in　Xizang　across　the　ages＂（《跨越时空的西藏巨变》）和＂Plateau＇s　Six　Decades·Marks　of　the　Times＂（《高原甲子·时代刻度》）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系列，本研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跨越时空的西藏巨变》系列（以下简称系列1）由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策划，发布时间集中于8月22日至30日，采用“文字消息＋信息海报”的呈现形式，共18期。标题统一为＂FromX　to　Y＂的格式，正文长度约50—200个英文单词，信息海报包含图片与简短说明，均为“旧西藏／过去—新西藏／现在”的对比结构，报道内容覆盖人口、教育、衣食住行等领域，整体形成西藏各方面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叙事。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系列（以下简称系列2）由西藏日报社全媒体特别报道选译而来，发布时间集中于8月15日至29日，采用“视频通讯”的呈现形式，共15期。每期以一位当地人的口述为主线，视频时长约1分40秒到5分钟不等，配以中英文字幕、工作生活背景和历史资料画面，从个人视角讲述60年来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重要时刻及其带来的变化，形成以个体故事折射整体变迁的发展叙事。

1.3　数据采集

本研究于2026年4月15日采集了两组系列报道在Facebook平台上的用户评论数据。系列1总阅读量为6，672，224次，总评论数为572条；系列2总阅读量为25，679次，总评论数为107条。两组报道的阅读量和评论数差异显著，可能与系列1获得平台流量支持以及其内容争议性更强有关。

评论形式包含文字、图片、图文、文字＋链接等，以英文为主、少量藏文，最高回复层级为三级。本研究仅对有效一级英文评论进行人工分类，剔除无任何文字信息的图片、链接，包含文字的图片则提取文字信息，最终收集到275条样本评论，其中系列1为205条，系列2为70条。

二、相关系列报道的编码策略

2.1　　《跨越时空的西藏巨变》的编码策略

系列1采用“过去—现在”的对比结构，加以定性评判和数据佐证的话语表达，构成西藏各方面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叙事。

文字消息中，均先描述民主改革前的黑暗、落后，之后呈现当下的发展、进步，由标题点明转变的方向。以妇女命运篇为例，＂In　old　Xizang，　women　were　treated　as　property＂（在旧西藏，妇女被当作财产），＂Today，　women　in　Xizang　fully　enjoy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life　at　bo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如今，西藏妇女充分享有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生活的权利），妇女命运从＂worth　a　straw　rope＂（值一根草绳）转变为＂hold　up　half　the　sky＂（能顶半边天）。

与文字结构类似，海报的顶部为报道主题，上部或左侧为黑白历史影像、下部或右侧为彩色现实影像。旧西藏的画面中，人物通常处于贫困和劳役情境，瘦骨嶙峋的老人、衣不蔽体的妇女、身戴枷锁的男性，以及背负沉重物资的儿童，对应的图说表明他们基本是农奴及其后代，以此象征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新西藏的画面中，人物则呈现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老人衣着洁净面容祥和，妇女从事医生、教师或人大代表等职业，儿童和青少年在现代学校接受教育。

文字与海报相互呼应，将西藏的历史切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旧西藏是＂an　extremely　barbaric，　cruel，　and　dark　feudal　serfdom　society＂（一个极其野蛮、残酷、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95％的人口是＂serfs　and　slaves＂（农奴和奴隶），新西藏则有着＂modern　metropolis＂（现代化都市）、＂prosperous　life＂（繁荣生活）与＂cultural　freedom＂（文化自由）。新旧西藏的二元意象传递出明确的认知：1959年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的分水岭，在那之前西藏处于落后停滞状态，在那之后则迈入现代化发展进程，各方面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成就之大均有数据证明。如，人口总数从100万增长至365万、平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高到72.19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多元。

除此之外，该系列在整体叙事上呈现时间与内容的递进。以政治权利开篇，前14篇逐一报道教育、住房、温饱、妇女地位、信仰自由、医疗健康、养老、粮食、服饰、经济脱贫、儿童成长、文化权利及城镇发展，集中展示旧西藏的极端落后与新西藏的基础性跨越。第15至18篇则转向现代教育体系、电力能源、公路网络、航空交通等更高层次的现代化成就。通过这种编排，编码者传递了一个递进式论证：从基础人权到现代化发展，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得以保障、进而发展权得以实现，这一切的发展成就始于制度变革，中国治理的正当性由此得到证明。

2.2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的编码策略

系列2则以微观视角和个人口述史为主线。讲述者的核心表达作为视频主题，通过“核心表达开篇—人物经历讲述—历史资料画面—现实场景交替”的模式展开叙事。

该系列的受访者由11名藏族、2名汉族和1名门巴族组成，涵盖基层干部、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职业。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和时代，既是发展进程的建设者、见证者，也是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如，罗则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队员之一，与其他8名队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完成测高任务；次仁旺堆是墨脱县门巴族人，亲历了墨脱公路通车带来的变化；德吉措姆是《四部医典》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专班组成员之一。

与系列1突出数据、对比不同，该系列由具体可感的个人讲述亲历的某个重要时刻，以及之后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发生的变化，数据更多作为背景信息字幕显示。以次仁旺堆的讲述为例，墨脱是全国最后通公路的县，他曾是一位翻越多雄拉山的背夫，“当时的路只有马能走”“只能以物换物”，2013年通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波密买东西”“人越来越多，所需的生活物资也和外面接轨”“买东西也便宜了，出去也方便”，老百姓的就业、住房、收入越来越好。类似的个人经历贯穿整个视频系列，历史资料画面与现实场景交替出现，西藏的发展变化在个体生命轨迹中得到呈现，增强了叙事的现实感与情感共鸣。

然而，系列2的报道主体虽然是基层人物，但讲述者的表达逻辑、价值立场与官方主流话语高度契合，形成叙事同构特征。如，拉萨市第一小学副校长次仁拉姆结合工作实际，解读教育“三包”政策（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用品）和学校营养餐等民生举措；原日喀则地区行署副专员蒙邵潜回顾工作经历，“用一辈子的精力为西藏人民解决吃饭问题”。看似普通人的自主讲述，实则以个体口述为载体，完成政策成效的阐释。通过这种编码设计，发展不再只是抽象的数据，而是被个体所经历并认可的生活改变。

三、Facebook平台样本评论的解码立场

样本评论呈两极分化，霍尔所言的三种解码立场结构比例完全失衡：少量用户评论（约12％）接受并支持报道叙事，大部分用户评论（约86％）则在另一套政治或价值框架中对其进行否定，真正基于报道内容进行理性协商的评论非常稀缺。本节基于对样本评论内容的质性观察，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评论进行摘录，分析其解码立场。

3.1　政治立场主导的对抗式解码

样本评论中，对抗式解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解码者理解报道文本的主导意义，但基于自身的既有立场进行政治化解读，主权、文化（藏语教育、传统文化）等成为争论焦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对抗方式，且这些方式常常交织出现。

命名争夺，对抗式解码最集中的表现，是对官方英文表述Xizang的拒绝。解码者坚持使用Tibet以否定编码者的命名权，本质上是对编码者嵌入文本中的主权归属的拒绝。多数用户的对抗方式简单直接，有的仅留下口号宣示立场，如＂Tibet＂或＂Tibet＂；有的则强调＂Tibet　is　not　Xizang＂（西藏不是Xizang），或断言＂There　is　no　such　place　as　xizang＂（不存在Xizang这个地方）。可以说，所有的对抗式解码都首先表现为对命名权的争夺。

框架替换，解码者并不否认数据本身的真实性，但赋予数据增长完全相反的含义。如，人口总数增长本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证明，对抗式解码者将其歪曲为＂how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moved　to　Tibet＂（有多少汉族移居到了西藏）；西藏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藏汉双语教育普及、人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本是教育进步和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成果，对抗式解码者将其污蔑为＂forcing　to　learn　Chinese＂（强迫学习中文）与＂colonial　boarding　schools＂（殖民寄宿学校）。可见，即使编码者与解码者在事实层面达成一致，在意义层面也完全对立。

历史相对化，涉及旧西藏落后的生存状态时，解码者不否认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但强调这种贫困或落后并非西藏独有的。他们质疑＂Why　not　comparing　in　China　at　that　time＂（为什么不拿同期的中国进行比较），并发布中国内地贫困历史图片，构建中国同样有苦难历史的叙事，＂Look　Chinese　people　are　also　poor　at　that　time＂（看，那时候中国人也很穷），把西藏的苦难历史转化为普遍性的发展阵痛，从而消解民主改革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正当性。

宣传指控，则预先为所有报道贴上了“不可信”的标签。无论报道涉及哪种议题，都有同样的“观众须知”评论出现，干扰其他用户对报道内容的解读。＂Viewer　Advisory：　the　video　was　made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Propaganda　—　it　seeks　to　misinform，　deceive　and　distort　your　perception　of　Tibet.＂（观众须知：该视频由中国宣传部制作，其目的是误导、欺骗并扭曲你对西藏的认知）。此类话语在评论区中，多次以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措辞出现。

3.2　认同发展叙事的霸权式解码

样本评论中，霸权式解码相对较少。解码者完全接受报道框架，肯定西藏发展成就并支持中国的主权立场。首先表现为对官方英文表述Xizang的接受，其次使用＂Great　advancement／transformation＂（巨大进步／转变）、＂Big　progress＂（显著进步）、＂Beautiful＂（美丽）等积极词汇表达对报道内容的肯定。

部分用户不仅接受编码者的框架，还主动提供历史论据来强化Xizang命名的合法性。如，＂Tibet　is　a　corrupt　word.　It’s　an　Arab　word　used　by　the　British＂（Tibet是一个异化词，英国沿用的阿拉伯语）。这类用户通过澄清Tibet一词的殖民渊源来否定其合法性，从而为编码者使用Xizang提供历史依据。

部分用户通过个人经验或外部观察，对报道内容进行补充性说明。如，＂I’ve　travelled　to　Tibet.　All　I　see　are　happy　kids　at　school.　Everything　is　just　normal，　and　the　school　is　free　while　in　my　own　country，　I　still　need　to　pay　for　my　kids.＂（我去过西藏，看到的都是在学校里开心的孩子们。一切都很正常，这里学校免费，而在我自己的国家，我还得为我的孩子支付学费）。这类评论从外部视角强化了报道所呈现的发展现状，即西藏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条件以及生活水平等方面明显改善。

观察发现，霸权式解码者往往与其他对抗式解码者发生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农奴制历史、命名争夺、发展数据等多个方面，呈现出“编码者—解码者”之间的意义争夺在用户评论中延续的特征。如，有霸权式评论反问对抗者，＂How　many　serfs　did　you　have　or　did　your　monastery　have？＂（你家或你的寺院以前有多少农奴？），试图以历史事实回击对方的指控。然而，争论多以人身攻击和情绪宣泄告终，难以形成有效的理性对话。

3.3　几乎缺失的协商式解码

协商式解码表现为受众在总体接受媒体叙事框架的基础上，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有限的调整或质疑。而在样本评论互动中，用户表达往往呈现出明显的立场对峙，讨论较少围绕报道内容展开理性协商。

看似符合协商式解码的评论，承认发展的事实但质疑自由状况或怀疑发展动机。如，＂China　shows　modern　cities　in　Tibet　to　the　outside　world.　But　behind　those　facades，　people　live　without　peace，　without　freedom.＂（中国向外界展示西藏的现代化城市，但表象之后，没有和平、没有自由），或＂The　goals　of　giving　some　foods　and　building　houses　in　Tibet　are　not　positive　intentions，　but　to　get　the　land　and　CCP　wants　to　send　all　poor　Chinese　to　Tibet.＂（在西藏提供食物、建造房屋并非善意，而是为了获取土地移民）。这类评论仍是将西藏与中国并列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把藏族人与中国人区分开来，本质上是对西藏主权归属的否认，更应当归入对抗式解码。

少数调和性解释的评论，勉强可算作协商式解码。如，＂Learning　in　Mandarin，　English　or　Tibetan　are　all　education＂（用普通话、英语或藏语学习，都属于教育）。这类评论将讨论转向教育本身的普遍意义，尝试在报道叙事与个人理解之间进行调和，但往往被淹没在对抗性评论中，可见度相当有限。

整体而言，协商式解码在样本中极为罕见，这与西藏议题的高度政治化、编码者与解码者基本预设的对立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平台技术特性的影响。样本评论区被少数高活跃度、强政治立场的用户群体所主导，中间立场的话语空间被系统性挤压，理性协商难以展开。

四、基于样本评论的编码／解码错位成因分析

结合前文分析可见，系列报道的编码策略与样本评论的解码立场之间存在明显错位。究其根源，西藏英文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三重跨文化传播”，报道先以中文在国内语境中生产（国域），再翻译成英文面向海外受众传播（国际域），而报道内容涉及藏族文化、西藏社会等族域议题。当报道从国域进入国际域时，解码者不共享编码者的政治立场、文化语境与基本预设，编码意图层层折损，遭遇系统性消解。

4.1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

追踪样本评论账号的归属地信息显示，对抗式解码者绝大多数集中于印度。这种地域集中特性，揭示了地缘政治因素对解码立场的影响。印度境内存在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达赖集团长期活动的据点，自1959年以来，大量境外藏胞聚居在印度北部及南部地区，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群。相关势力长期坚持“西藏独立”的分裂立场，自有一套歪曲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历史、神化十四世达赖宗教政治身份、炒作所谓“西藏文化灭绝”等虚假叙事的认知体系，与中国官方传播编码形成根本对立。相关群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高度活跃，成为对抗式解码的主要参与者。

与此同时，印度媒体与学界对西藏议题的持续关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对立。印度主流媒体的西藏报道，常强调“人权”“宗教”等议题，与西方叙事框架高度一致。长期的媒介环境塑造，使印度受众在接触中国官方报道前，已形成与编码立场相背离的前置认知。加之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两国在西藏议题上的立场差异被进一步放大，部分舆论将西藏塑造为所谓“缓冲区”，并将西藏的发展进步歪曲为“殖民统治”的象征。在这种高度极化的舆论环境中，编码者与解码者的基本认知预设难以调和，中间立场空间极为有限。

4.2文化距离与心理距离

文化距离导致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共享意义空间不足，产生“文化折扣”现象。中国通常被归为高语境文化，信息传递相当依赖语境和共享预设，而西方国家多属于低语境文化，信息需明确编码于语言本身。西藏地方媒体的报道既依赖本土官方数据，又往往隐含大量不言自明的政治预设，如“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这类话语在国内语境中司空见惯，但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被拒绝的风险，叙事本身易被视为“宣传”，进而导致报道内容的低可信度。

编码与解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传播者的意图无法直接决定受众的解读方式。长期的历史叙事对立、地缘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导致高度政治化的用户群体对中国官方传播主体不信任，对中国官方叙事框架系统性拒斥。在此意义上，对抗式解码不是跨文化误解的产物，而是心理距离驱动的立场表达。编码者试图建立“发展—进步—幸福”的意义链条，对抗式解码者则通过框架替换将其消解为“移民—同化—压迫”。这种意义链条的断裂，表面上是认知框架的对立，深层则源于情感与身份层面的疏离与拒斥。

4.3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

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对编码／解码错位的形成和放大具有重要影响。Facebook平台的评论机制鼓励简短、快速的情绪表达，而非理性、深入的讨论。平台的排序算法优先推送高互动内容，争议性评论因能够激发大量回复和点赞，往往获得更高的可见度。这使得对抗式解码者的声音在用户评论中更加突出，而理性、审慎的分析性评论则因互动量较低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平台的推荐算法容易催生“回音室”效应。用户在主动筛选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时，也持续接收算法推荐的同质化内容，长期处于观点高度趋同的信息环境中，认知框架不断固化。

追踪样本评论的用户行为，部分对抗式解码者的行为模式具有一致性。如，在多条报道下方重复发布单一词汇＂Tibet＂或＂Tibet＂，无任何论证展开，疑似自动化程序；以完全相同或高度相似的话术，将报道内容标签化为＂Propaganda＂，具有组织化协调特征。高度重复、低成本的话语复制策略，系统性地抢占评论可见区，挤压其他声音的表达空间。平台的技术特性，客观上为其提供了便利，使评论区域逐渐演变为强化既有立场的空间，而非理性对话的场域。

4.4不同编码策略的有限效果

本研究中，系列1依赖官方数据、对比结构，编码策略偏硬；系列2采用人物叙事、感性表达，编码策略则偏软。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预期来看，软叙事应当比硬叙事更容易跨越文化隔阂，引发情感共鸣。然而，两组报道的样本评论均以对抗式解码为主，存在命名争夺、框架替换、宣传指控等对抗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对抗焦点，系列1集中在数据和历史层面，解码者质疑数据的真实性、重构数据的意义、相对化历史境遇；系列2则集中在人物层面，解码者质疑引述主体的代表性、话语的真实性与讲述动机。

这种有限效果的原因，固然可以归为政治立场、文化心理距离和平台技术等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无法直接指导传播实践。从编码策略本身来看，两组系列报道均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系列1将西藏历史新旧二元对立，以高度浓缩的信息快速传播发展成就，却也牺牲了历史语境和发展过程的完整性，这种极简叙事在跨文化传播中易被拆解或重组。系列2虽采用人物口述史的形式，但其制作初衷是服务于国内传播需要，而非针对海外受众的信息需求与认知偏好。讲述者多使用汉语而非藏语，表达逻辑与官方话语高度同构，使得“普通人”身份在海外受众面前遭遇可信度质疑。软叙事仅在形式层面，内容生产始于国域传播需要，而非国际域受众的接受偏好，即便完成了语言转译，也较难真正适配跨文化传播。

五、结语

本研究以编码／解码理论为框架，分析了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两组系列报道的编码策略与海外用户的解码立场。研究发现：虽然两组系列报道采用了不同的编码策略，但样本评论中的海外用户解码立场均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对抗式解码占据绝对主导。这种编码／解码的错位根植于多重因素：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导致基本预设的不可调和，文化距离与心理距离造成共享意义空间的不足，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性放大了对抗性声音，而编码策略本身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局限。

这些发现对西藏对外传播的优化具有启示意义。首先，在坚持发展成就叙事的同时，应避免过度简化的新旧二元对立，适当呈现历史语境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以降低叙事被拆解的风险。其次，人物叙事应更加注重“去官方化”，在选题、采访和剪辑过程中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接受偏好，避免让“普通人”的身份沦为官方话语的传声筒。再者，应正视对抗式解码的结构性存在，不期待所有海外受众都能接受编码者的框架，将传播目标设定为争取中间立场受众、瓦解对抗阵营内部的叙事一致性。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样本评论仅来自Facebook单一平台，且采集时间点为报道发布后约八个月，未能捕捉报道发布初期的即时反应。此外，对抗式解码者的地域集中特征提示，不同区域的受众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后续研究可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受众进行分层分析，以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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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　段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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