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惠和我的青春岁月

想起惠惠,就不由地想起她十六七岁时在川东一个叫临江镇的小集市上卖自家的土公鸡的情形。说是川东的一个小镇,其实现在早已经划归重庆所有了,但对于久居边远地区的小镇居民和周围的山民们来说,多年来内心的意识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四川人,开口闭口多会说出“我们四川”之类的话来。大概是因为地处绵延不绝的丘陵的一片广阔的低洼处,一条百多米宽的河流从小镇穿越奔腾而去,这里便聚集了不少的人气——小镇的居民、四周的山民和来自本地及邻近县乡的大大小小的商贩,往来穿梭,给这小镇平添了许多繁荣和兴旺的景象。尤其是逢到赶场天,那些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挑担子的、提篮子的、背筐子的、推车子的、端盆子的,你挨着我,我贴着你,喧嚣徘徊在镇里那条七八百米长、铺着乌黑泛亮的青石板的街道上。街道两边是一家紧挨一家看起来像鸽子棚般简陋、低矮、灰暗的小店铺,每家每户的小店铺前就好像约好了似的摆着同店铺门槛一样宽窄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的,卖鸡鸭鱼肉的,卖廉价衣服、鞋帽、小饰品的,卖锄头、镰刀、斧头的,卖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的,卖花花绿绿塑料包装的小食品的,卖糖人的,卖棉花糖的,卖刀削面、水面、抄手、水饺、米凉粉的,都纷纷在这里安营扎寨,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嬉笑打骂声、跑动追逐声、鸡公车嘎吱嘎吱的叫声和挑担、竹篮、背筐碰撞、擦挂时的声音,此起彼伏,搅动得空气都好像流动不畅了。

惠惠就站在这条街道拐角处一家小药店的门口,神情落寞而羞怯不安,一双手一会儿放在嘴边吹吹气,搓几下,一会儿又抻一抻衣服的下摆。其实刚进入秋天,天气还没有要冷下来的意思;身上的衣服也是比自己高挑、家境殷实的堂姐才淘汰下来的,虽然袖口处被磨得褪了点色,但整体上依然是既鲜亮又厚实,穿在身上显得宽宽松松的,实在没有必要一会儿怕冷似的哈气,一会儿嫌衣服小似的拉扯,但惠惠实在不知道除了这两个动作外,她还能做什么。出门前跟二妹赌咒似的话语还响在耳边:“等着吧,看我今天怎么把我们家的土公鸡卖了!”但此时,站在喧闹、拥挤的集市上,她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眼前这只毛色油光滑亮的鸡脱手。这只鸡原也是自家鸡舍里引人注目的佼佼者,平时打鸣声音拖得又长又响亮,走起路来也是一副左顾右盼、气宇轩昂的样子,但此时它的双脚被拇指粗的稻草绳紧紧地缚着,静静地侧卧在冰冷潮湿的青石板上,也许是受了小主人情绪的影响,也许是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它松松的眼皮向下耷拉着,也露出一副茫然失措、落寞惶恐的样子。

其实这些叙述都是我的想象。惠惠虽然对那次上集市去卖鸡的经历感受强烈,而且那次经历也好像是被她深深地烙入了自己以后的生命历程里,总会被她不时地翻捡和曝晒出来。但以她小学四年级的水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用“落寞”、“失措”这些儒文雅字的。她只会说:“我就只能站在那里,东看看西望望,瓜兮兮的——”我不知道在她“瓜兮兮”的凝望中,有没有留意到一个梳着长长的辫子、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蓝色校服的同龄女孩的身影,那个女孩就是我。那年我正在镇上读高三。如果赶场天恰逢是在周末,又不用补课的话,我就会跑到集市上吃一碗热腾腾、辣酥酥的米凉粉,来慰问一下一连几周吃白水煮老南瓜的胃和因此而寡淡得要淌出涎水来的嘴。那时候,一个读到高三快毕业的山里女孩的命,是足于让周围一辈子就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坑洼不平的山丘上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贫瘠土地里“刨光阴”的人们惊叹的,而这惊叹常常又化成了爸妈脸上自以为是的神情和堆挤在眼角的笑容。所以只要压在爸妈的薄薄的、乌黑泛黄的被褥下一个卷得像炮仗似的布包里还能翻腾得出几张红色、绿的面值稍大一点的钞票,哪管家里几个幼小的弟妹眼巴巴地望着,妈也是会舍得抽出几张来供我读书的。也因此我的两条辫子总是在身后一下一下地甩得很轻松自在,一双修长的腿像安了弹簧似的,走起路来一蹦一蹦的。当我向脑海里回味了无数遍的美味无比的米凉粉奔去的时候,满眼里是一个又一个挡在面前、拨也拨不动的大人和小孩子们不停乱晃的身子,哪里会注意到街道的拐角处,那个不知是该站着还是蹲下的惠惠,以及她那张木呆呆的脸?

如果说这次我从米凉粉摊前抹着油乎乎的嘴走开,仍像往常一样,是带着满脸的满足和惬意的话;那么,惠惠在那天傍晚,拎着那只垂头丧气的土公鸡离开集市往家走的时候,内心真是无比的失望和难过!那真是一只好公鸡啊,硬邦邦的、血红血红的大鸡冠直挺挺地立着,一身油光滑亮、披红戴彩的漂亮羽翎直晃人的眼,那一身紧致细密的肉摸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可惠惠愣是没把它卖出去。其实也并不是买主们不识货,就算惠惠自始至终都没有勇气把“卖鸡”两个字喊出来,也还是有几个四五十岁、满脑子都透着精明的家庭主妇在她的摊位前踯躅徘徊了好几个来回,但看看惠惠局促的、左顾右盼的神情,还以为她在等人,才有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其实惠惠多想她们中的哪一个随口问一句:“妹儿,卖鸡啊?”她就会赶紧重重地点点头,把鸡提到她们跟前给她们看一看,让她们摸一摸,可是没有,从半晌午到太阳都要落山了,也没有人多问她一声。她就好像被人遗忘了似的,在慢慢涌上来的傍晚的薄雾中瑟缩着瘦小的身子,看起来是那样孤独无助、失意寂寥。这种感觉在一年后拉萨那条坐落着一座古老的清真寺的集市上惠惠也有。虽然那时,她已经可以偷觑着主妇们的眼睛略微读懂她们的心思了,但眼瞅着自己面前打了水后又吹干的、蔫不拉叽的几样绿叶蔬菜,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身子沉在越来越暗的暮色里,远远望去,就好像一片漂浮在水中的枯叶。

当然这还是我的想象与叙述。它们就像我吃饭、穿衣一样随意,而且无处不在。有人的时候,我逮着谁就爱跟谁唠叨,比如我老公周老蔫儿啊,女儿朵儿啊、果儿啊,还有那些熟得不能再熟了、一进店门就跟进了自己家似的老主顾们;没人的时候,就天马行空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想自己的过去、现在、将来,想亲朋好友,想那些见过的行行色色的人,也想惠惠,想我们两个交往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有时候想着想着就笑了,或者就有些伤感了,再或者就有些索然无味了,但刚刚丢开,只要店里静静地还是没有人光顾,飘走的思绪就会像刚断了片的电影,接上了,又一幕一幕地继续放开了。

不知怎么的,最近我老想起惠惠,想起她单薄瘦弱的身子和那张总是带着一丝迷惘和失落的脸。那张脸大概是因为“无所思”而显得十分单纯素净,但如果仔细看,也恰恰是由于过于单纯素净而露出一些遮挡不住的蠢笨的痕迹来,就好像谁在一张平滑光亮的纸上狠狠地对折了一下,打开来就怎么也抹不平顺了。我原本以为随着她的离去,她脸上的纯净也好、疑惑也好、迷茫也好、孤寂也好、蠢笨也好,都会埋到那空旷寂寥的野地里那层薄薄的黄土下,但她好像在那里也找不到安身之处,却总是在那些常常会提起她的亲朋好友的零星记忆里找到安歇的地方,比如她那佝偻着身子、像她一样单薄干瘦的妈妈。每次当我拉扯着朵儿、果儿回家过年,经过她家稍作停留的时候,她都会迈着小碎步急急地迎上前来,一只手紧紧地拽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在上面不停地摩挲,嘴里不住地说:“你好命哦,霞妹儿!娃儿都长这么大了,快赶上你高了哦。再不像我家那个短命的惠妹儿,连个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哦。她倒是走得‘撇脱’(四川方言,指轻松、洒脱的意思)了,留下我在这个世上有莫个活头!还不如把我也带了去,免得有遭不完的罪……连想她都是在遭罪哟……”一席话说得我和围拢过来的惠惠的三个妹妹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也许人总是对“生”怀着很大的奢望和念想吧,于是“生”的欲念就变得十分强大,势不可挡。就像周建军,虽然我常常会像一个东北人似的喊他“老蔫儿”,但其实他一点都不“蔫”,他只是拿表面上“蔫”掩盖住一个内衣店小老板的精明、圆滑和狡诈。他那颗顶着稀疏的头发、看起来并不出众的脑袋像一口冒着浓浓的水汽的泉眼,里面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主意。当然这些好主意在我看来,往往与卖内衣无关,但倒可以看作是他“生”的欲念的一种表现,比如怎样通过常来买内衣的教育局一位副科长的小姨妹,跟这位副科长攀上点关系,以便把自己老乡的儿子弄到市里一所重点的中学,好从中收取高达上万元的好处费;再比如怎样到老乡们开的几家浴室去转转,好跟来洗澡的“兵油子”老乡们套套近乎,以便让他们从服役的部队上那些表情严肃、但性情豪爽的司务长手里弄些米啊、面啊、菜油啊、罐头啊什么的来倒卖,等等之类。我不知道惠惠躺在那个仅用一道沾满乌黑油渍的门帘隔开的黑诊所冰冷的床上,感受到两腿间医疗器械散发的阵阵寒气和持续袭来的钻心的疼痛时,是不是也有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但也许她那单纯而带点愚笨的头脑,并不能清晰地感受到危险正像一只闪着绿莹莹眼光的阴险的老猫悄悄地蹩上来;又也许,从“生”到“死”有时候短暂得就像是电光火石,一眨眼,还没等她选择该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就“倏”的一声跨越了中间的界限。总之,惠惠就这样被那道乌黑发亮的门帘隔在了“死”的一边。也许,临终时她脸上还像平常一样带着一些疑问,带着一些傻傻的还来不及反应的神情?又或者,她在那一刹黑暗来临之际也有过本能的挣扎和抗拒,她那总是游移不定的眼光在那一刻也像是要抓住眼前什么东西似的直愣愣地盯着前方?但以她平素孱弱得刮一阵风都能吹倒的身子和总是流露在嘴角、眉梢怎么也抹不掉的倦怠与迷茫的神情来看,就算是真有片刻的挣扎也是羸弱无力、微不足道的吧?这样的挣扎,又怎能燃起一点“生”的火光、撬动一点“生”的杠杆呢?  

我不知道该拿怎样的话去安慰惠惠的妈妈。对于有的人来说,“生”和“死”就像是一块没有着墨的画布的两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我在闲得发慌时看的武侠小说中那些武功高深而又从不出手、不知怎么就坐化了的得道高僧,再比如隔壁卖各种各样餐厨用品的回族马大爷给我讲的万能的真主安拉,还有那些动不动就拿“生如鸿毛”、“死如泰山”之类的话来形容的英雄好汉或者独夫民贼,但这些人和事总不是能与现实生活中一般人能扯上点什么关系的;而事实上,当我慢慢地、一步步地走过三十五岁的光阴,看到身边太多太多的悲欢离合和生老病死的世事变迁之后,在我漫无边际的冥想中,我也不是没有这样想过。但我却不能跟一个在老家的山坡上生活了几乎一辈子、连钟表的时针和分针都分不清楚的山里的老妇人讲这些,更何况,她还是一位无论自己的子女怎样穷困潦倒地生活,她都愿意看着他们表面上健康、安稳的母亲!尽管她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活着遭罪,不如死了算了”之类的话。我只有赶紧一手拉着朵儿,一手拉着果儿,“吭哧吭哧”地从惠惠家的屋后翻过两道山梁,往自己的父母家走去。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抱怨:要不是散落在山里的人家总是把自家的房子修在路边或者路中央,使得从这家到那家不得不从别人的房前或屋后穿过的话,我就不会差不多每年回家过年都要至少一次面对惠惠妈妈那凄楚悲怆的、快要让人疯掉的眼光了。但如果真是那样,我又怎会认识惠惠?就算认识了她,又哪会有那么多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呢?她又怎会连存在的痕迹都已消失殆尽后,又常常像一条拖着长长尾巴的鳗鱼一样无声无息地游到我的记忆里,来我怀念、让我记挂呢?

人和人的关系是很奇怪的,有时候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识,而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因某种机缘巧合倒成了相识、相知且难以忘怀的人。我至今都还记得1993年的那个骄阳似火的夏天在拉萨遇到惠惠时的情形,记得她穿一件红的耀眼的衣服倚靠在门框上伸长了脖子呆呆看我的样子。她大概已经看了很久,也辨认了很久,最后才下决心轻声问:“是你——住在我家屋后那座山上的?”我却怔怔地想不起眼前的人到底是谁:去遥远的镇上上学要从家里经过一个有三四个足球场大的坪坝,然后爬下好几道山梁,山里散落的人家翻过了一两道山梁就早已不是一个乡一个村里的了,更何况我从初中就开始在学校寄宿,回家的时候确实不多。

见我还在迟疑,惠惠的脸开始微微泛红:“就是那个……你不是扎两条长长的很粗的辫子吗?”她用手比划着,“你还穿蓝色,呃……好像是灰白色的校服?袖子上有两条杠杠的那种,我爸说是镇上的高中生,我们那里哪有几个高中生,又是个女的?所以我就记得你。咦,你的辫子呢?”

我再仔细想了想,我那少得可怜的记忆里确实挖不出跟眼前这个身材矮小又纤细瘦弱的女孩相仿的更多的信息了,但分明又觉得眼前这个人真有几分熟悉——也许是在回家的蜿蜒盘旋的山路上瞟见到的那个身子弯得像虾米、被一大筐红苕藤胡乱冒出的藤尖遮住了一半面孔的女孩;或者是坐在自家宽敞的院坝,一只手轻松自如地挥舞着磨得铮亮的砍柴刀,一刀一刀砍着猪草的女孩?这样的女孩在我去学校或回家的路上随处可见,但我当时大概只顾心无旁骛地向每天都触手可及的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奔去,所以并不能真切地记住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反倒是在她们更容易记得我——一个总是活蹦乱跳、欢实得像一匹野马驹似的女高中生。

尽管被惠惠这样言之凿凿地指认,但一开始我并不想与她相认,或者相认也不想因为老家挨得这么近而又与她年龄相仿而变得稔熟。高考失利的阴影虽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但在一个很少有人知道我底细的陌生城市,突然冒出来一个并不熟悉的人,亲眼看着我怎样从一个闻名于四乡八里、高傲自负的女高中生变成了帮人看小百货店的烦躁琐碎的售货员,那种感觉真是让人又难堪又羞恼!所以我只好一边假装整理货架,一边期期艾艾、含糊其辞地胡乱应承了一下。但惠惠好像并不以我的冷漠为忤,就好像迷蒙的黄昏一只迷失在广袤荒凉的野地里的羊,在模模糊糊的视线里远远地看见了另一只,就不管不顾地一路奔跑而来。在她简单而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逐渐明白了我俩之所以在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逼仄拥挤的小店“他乡遇故知”的原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川渝地区,不,应该说在全国各地兴起的第一波“打工潮”仍然像一个巨大的发面团持续地发酵着。那些散布在川渝地区各个乡村城镇、各个角落的男男女女就像一群披红着绿、叽叽喳喳叫着、嚷着的林中鸟,向全国各个地方不断飞去,一时间,东到广东、福建,西到西藏、新疆,到处都能看见一帮帮身材矮小敦实、身手敏捷矫健,或操着一口脆生生如秋后刚摘下来的黄瓜的地道川话,或鹦鹉学舌般说着蹩脚的、让人忍俊不禁的“川普”的四川人。这些勇敢而坚韧的四川人就像一颗颗种子,在或松软肥沃、或贫瘠沙化、或温暖湿润、或干燥板结的土地里顽强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肆意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和无限的活力。同许许多多的打工者一样,惠惠和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亲戚们、老乡们从千里之遥的古老而宁静的山村,带到这个处处充满神奇而又颇具神秘的诱惑力的城市的。所不同的是,我是在爸妈像被冰雹打的稻子扶正后露出的灿烂的笑容里,在弟妹们重新又燃起的敬畏而期待的眼光中,挎着堂姐的胳膊,昂首挺胸地走的;而惠惠则是在她爸妈凄凄惶惶的目光和忐忑不安的絮叨声中,心情沉重地跟着村里外出打工的一对年轻夫妇离开的。也许她早在那次上集市卖鸡之前就打定了主意,决心“要到外面去闯一闯”,也许那次卖鸡就是为了要偷偷地攒足她去外地的川资。不管惠惠的爸妈怎样担忧流泪、妹妹们怎样留恋不舍,看似心思简单的她执拗起来也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人生的离奇就在于人的命运和前途往往在若干年前就已经以某种方式显现过,只是当事的人都茫然无知罢了,就像那时我们这两个不同家庭的亲人送别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不就恰恰印证了我和惠惠未来的命运、前途是那么的迥然不同吗?

一连好几天,不管我乐不乐意,惠惠都会在午后顾客最少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踽踽的向我打工的小商店走来,倚着门框,坚持有一句没一句地同我搭话,脸上始终保持着那种莫名的欣喜与激动的神情。不知不觉中,我那传承于我妈的天生热情和爱唠叨的本性就慢慢“暴露”出来,几天下来,等惠惠再来时,还不等她开口,我就像一只勤劳的啄木鸟一个劲儿地啄着树干,说个不停了。后来我才知道,惠惠之所以带着这付雷打不动的表情来看我不是没有缘由的。原来,带她出来干活的那对夫妻要随着现在他们待的这支建筑队辗转到青海格尔木的一个工地上去,而建筑队的头儿认为只有十来人的队伍是犯不着多请一个人来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这样一来,惠惠要么就得打起背包“打道回府”,要么就得继续留在拉萨找别的活儿干。她当然说什么也不肯选择回去,且不说出来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赚的钱还不够买一张长途卧铺客车票的,就是离过年回家还为时太早,外出打工的人哪有这时候回去的?这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她扭捏着、有点羞赧地问我,像我们这样卖一些外国香水脂粉和糖果饼干的小百货店要不要像她这样的人,我跟她说应该不会要的吧,至少我现在帮工的这个店是不会再要人了。

我说:“你别看我那个长得有点像印度人一样的老板娘——她自己说她的奶奶是尼泊尔人,出手好像很大方,对我也很关心、照顾,其实她的脑壳精得像孙猴子一样,要不是她自己喜欢东跑西跑,到处去找人摆‘龙门阵’,她只怕连我也是不会请的,更不要说再请一个人了。还有啊,她其实是又小气又抠门的,要不我怎能只拿那些散装的糖果给你吃?那些饮料啊、饼干啊,我可不敢动,她肯定是背后悄悄地数了数的,要不有事没事怎么会从柜台底下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写画画的?”我一边说着,一边一只手在一个装满了红的绿的黄的方形糖果的纸箱里拨拉了几下,拿出两颗来,一颗给惠惠,一颗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我其实还有好多话没有给惠惠说。心地单纯的人总是把好多事都想得过于简单,直到真的发现事情棘手或难以驾驭时往往就会自欺欺人、不管不顾地一味蛮干下去,就像她后来简单、草率地处理和叶家明的关系一样,她以为她只管忍着满腹的怨恨和委屈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叶家明就会兴冲冲地从那些妖娆的、浑身散发着浓浓香味的女人们的怀里挣脱开来,回来给孩子当爸爸、给她当丈夫,但却不知道这个内心和外表一样冷静淡漠的男人,只是在她即将入殓的时候被老乡们逼得匆匆地来看了一眼,便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没有告诉她,这种在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看似简陋的、卖印度或尼泊尔的小商品的店子,用人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内地来的汉族女孩一般缺乏与本地普通家庭的藏族主妇们交流、沟通的能力,也不懂得怎样同前来旅游的老外们打交道,所以,是很难被聘请的。至于我自己,我跟那满脑子透着精明的藏族老板娘说,我已经能把几元几角几分的藏语说得很顺溜了,而且我还知道印度香水叫“Indian perfume”,越南咖啡叫“Vietnam coffee”,所以要是那些高鼻子大眼的老外来,我准保让他们把自己的行囊塞得满满的,背在背上、喘着粗气而去。

“那——你姐那边呢?”

见我很明显嫌恶地瞪了她一眼,惠惠的脸腾的一下红了:“呃——我不是说做她们,她们那样的——活儿,她们那样的,我啷个会做得来?我妈要是知道了,非把我打死不可!我是说,她们也会找洗衣服、做饭的……”

“她们那里已经有两个做饭的了!”我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我不愿意谁在我面前提起我堂姐。自从我跟着她来到拉萨的第二天,我就再也没有主动在别人面前提起过她。所以就算现在周老蔫儿招待他的朋友或客户,喝得醉醺醺的偶尔从某个门帘儿很破的、打着理发店牌子、但从来不做理发生意的店门前经过,看到昏黄暧昧的灯光里,蜷缩在沙发上,穿得性感暴露但已颇露出一些老相的堂姐时,也不会回家来跟我提起;至于朵儿、果儿,可能到现在也闹不清楚那个总是露出胳膊、胸脯、大腿一片片白花花肉的、尖着嗓子说话的女人跟她们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亲戚关系。我始终怀疑当初妈把我交给堂姐的时候是别有用心的,也许在被贫寒困顿的生活折磨得身心俱疲的母亲的心里,对于我这个既不能捧公家的“铁饭碗”,又不能像普通的山里妹子一样薅秧田、砍猪草的大女儿,只要能暂时帮她卸下压在肩上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担子,那就不管是去城里端盘子、扫地,还是坐台当“小姐”,都是一样的了;又或者她当时纯粹就是被满脑子失望懊恼的情绪弄得糊涂混乱了,所以就那样不管不顾、毫不负责地把我交到了堂姐手里?但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自认为还有几分端正纯良的品行,又清高倔强的我并没有像堂姐那样走上她那条路,所以,每次回家,妈都会像自知理亏似的,问也不敢问一下堂姐的情况了。

我懒得去探究惠惠是怎样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堂姐的,也不想对她解释我之所以这么嫌恶,甚至有些憎恨我堂姐的原因。其实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清楚,到底我是嫌恶她那见不得人、但又总是被她不知耻地拿出来高调炫耀一番的“小姐”职业呢,还是恼恨她竟然曾经想要我也走同她一样的路?以至于在我堂姐的眼里,我就是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典型的“白眼狼”。

“给她们做什么饭?还不如去卖菜!”我继续气鼓鼓地说。

对,为什么不让惠惠去卖菜呢?我认识那个整天蹬着个破三轮车在街上转悠着给小商小贩们送菜的阿忠,一天只需要给他交很少的一点运费,他就会把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从三、四公里外的大批发市场拉来,你只需在自己租赁来的摊位上消消停停地卖掉就是了。我让惠惠就只卖一些白菜、菠菜、蒜苗、大葱之类的便宜菜,投入少,周转快,又没有啥风险,对于她这种初学乍练者是很合适的。惠惠犹豫了好一阵子(也许就在她犹豫的当口,那次在临江镇的集市上铩羽而归的情景又猛一下子袭上了她的心头),但一来眼下一时半会儿确实不好找合适的活儿,二来我又对她大肆鼓动,说做生意从来都是从小做到大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懂的买卖、经营之道,要是没有一点胆量和勇气,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之类,云云。看我有点发急,惠惠终于点点头,小声说:“那,我就试试呗。”

在我们店斜对面隔着宽宽的马路有一条横着的短街,街上有一个长约两百米左右的小集市。那个集市除了也铺着青石板、街两边也是清一色低矮、鳞次节比的小店铺之外,就再也看不出与我们临江镇中心的那个拥挤不堪的集市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且不说坐落在街道中间拉萨城里唯一的一座不知修建于何时、典雅庄重的清真寺和它门前总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头戴白帽的穆斯林男子;也不说那些看起来只有十几平米大的小店卖的香炉、木碗、酥油桶、铁皮水桶、茶壶、炉子、藏式桌子、木床、砖茶、酥油、糌粑、牛羊肉、清真烤馍、“三泡台”(一种清真的袋泡茶)等形形色色的生活用品和各种食物;就是那些穿梭在其中的身着藏青色、或黑色、或灰蓝色藏装的藏族主妇和从头顶垂下长长的黑纱的回族妇女,以及不时在人群里出现的身着绛红色僧衣、足蹬黑亮的皮鞋的喇嘛,就足以让人感到神秘好奇的了。但来到拉萨已经一年多的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我总是在一周的某个休息日去买点便宜的菜带到我的出租房去,平时没有顾客的时候,也会常常凝视着这条街的路口,呆呆地看着那里面出出进进的形形色色的人。由于穿过这条街,再走过几条宽不过数米、曲里拐弯的小巷,就可以来到人潮涌动、商贾如云的最繁华热闹的商业中心——八廓街了,所以这里的人流量还是很可观的。我在这条街道的集市稍微靠里一点的位置帮惠惠租了个很便宜的摊位,惠惠便如我所愿摆起了菜摊。

但就在第二天傍晚,当我就着一小碟藏式酸萝卜,吃完老板娘从家里端来的一大碗藏面,去看惠惠时,我突然敏感地意识到:让惠惠卖菜可能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或许这仅仅只是少不更事而又古道热肠的我之“所愿”而已。当时她衣着整洁,眼神迷茫慌乱,一声不啃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的样子与身边那些一手高举着各种菜蔬,一边扯着脖子大声吆喝的卖主们是那么的迥然不同,在周围嘈杂喧闹的环境中显得那么扎眼、不协调!她面前的摊位上堆放着一大堆被阳光暴晒后蔫答答的、卷着边儿的菠菜、小白菜和山东大白菜,而她周围的摊位上差不多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卖相不好的菜和那些被买主们顺手揪扯下来的残根烂叶了。见我盯着那些菜看,惠惠的脸上露出比那些菜还要难看的笑容来。她让我拿一些去给我的老板娘吃,她说,反正她马上就要收摊了,明天这些菜就更卖不出去了。

我继续给她鼓劲儿:“老辈子的人不都说 ‘万事排头难’嘛,你都已经‘排’了头了,还怕啥?一开始总要困难点,说不定还得蚀点本才行,过上一段时间,摸着门道就好了……”

她缓缓地点了点头,但从她那躲闪的、黯淡无神的眼光中,我还是看出了她的犹疑和迷茫。

几天后,阿忠也开始在我面前抱怨起惠惠来:“你说我们那个老乡,”他是离我们老家很远的重庆市附近乡镇上的人,为了表示亲近,故意要这么强调,“啷个回事嘛?坐在菜市场上像一尊泥菩萨似的,又不啷个说话,又不啷个笑,她的菜咋卖得脱嘛?每回人家都是几十斤、几十斤地拿菜,她就拿个几斤、十来斤的,都不好意思收她的运费了。”

“不收运费倒好,那惠惠才要叫你一声‘大菩萨’哩!人又不是一生下来就晓得自己该做啥、不该做啥?谁也说不清哪个就该是个穷命,哪个就该是个富贵命。你在你妈肚子里的时候,会想到有一天会拉着个破板板车,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给人家送货?要是早晓得,你只怕钻都不肯钻出来哩……”我这样回答他。

“哎呀,不跟你说,你霞妹子的那张嘴,比刀子还厉害,哪个说得过你嘛?不信你看吧,过几天你还得给她找个活儿干!”他一边说着,一边蹬着三轮车,“哐当哐当”地跑远了。

果然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惠惠提着装得满满一塑料口袋干枯发黄的菠菜,神情沮丧地来到我面前:“这个,秋霞姐,我做不了——要不,你再帮我找个活儿?”她直截了当地说。

因为理解惠惠此刻又焦躁又惶恐的心理,我没有对她不客气的、一副理所当然要我帮忙帮到底的样子产生反感,也没有再跟她啰嗦一大堆“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怎样怎样”之类、于她毫无作用的话。我说我可以介绍她到那个常来我们店买那种包装上印着一个眼睛大大的尼泊尔男孩图案的饼干、打扮得很新潮的老板娘开的理发店去,碰巧那个老板娘昨天来还问过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个老实勤快、手脚麻利的妹子去给客人洗头?惠惠见事情竟解决得如此出乎意料的顺利,一下子倒为自己刚才那生硬、鲁莽的态度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她讷讷的似乎想要向我道歉,但又似乎想要搜肠刮肚地说一番感激的话,一着急倒语不成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呆怔了半天,她开始拉拉杂杂、主动向我提起了那次在老家临江镇的集市上卖鸡的经历,似乎以此来向我证明她确实没有独自摆摊经营的能力,也趁机婉转地为自己辜负了我的好意而表示歉意。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惠惠孤零零地站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紧张不安、茫然四顾的样子就像一个影子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即便是在她走了多年之后,一想起她,这个影子就会不屈不挠地从我的记忆深处悄悄地浮上来,在脑子里不停地萦绕,一会儿是在临江镇的那个充塞着喧闹的人声和拥堵的人群的集市上,一会儿又是在拉萨那条稍显冷清、但同样人来人往的街上,有时候两个不同地方的“她”好像不知不觉地融合在一起,分不清到底是在哪里,哪个是哪个了。

自从惠惠到那个叫“美美”的理发店上班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一来我们两人上班的地方隔着三条街道,要经过两个十字路口,来回一趟往往需要四、五十分钟;二来两人总是忙得抽不出空闲,出出进进又难免不会被各自精明强干的老板娘看在眼里,委实让人感到像做了啥亏心事儿似的浑身不自在。有时候在我休息的那天,我也会溜达到“美美理发店”去看她,她不是正满手泡沫地忙着给客人洗头,就是拿着扫把或者抹布,清扫着掉落在地上、座椅上、镜台前的头发渣子,要不就是蹲坐在门前灼热刺眼的阳光下,一下一下地洗着浸泡在一个大塑料盆子里的一大堆红的、黄的、橙的、或干脆分不清到底是啥色的毛巾,弄得我在旁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知趣地赶紧走开。至于惠惠,好像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天,有一两次我想让她陪我去挨着“美美理发店”不远的一个商品集散市场去买日用品,都是临时向她的老板娘告的假。作为介绍人,我们俩独处的时候,我自然少不了要问问她的薪酬待遇,以及同老板、老板娘和店里的其他人相处得怎样,她就会慢条斯理、一五一十地告诉我,露出满脸的轻松、愉快来。在我的印象中,在“美美理发店”的日子,应该是惠惠最安定、最踏实又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以后这样的日子就再也没有了。也许人就是这样——即使累,即使忙碌,挣的钱也不多,但只要心里感到安稳、踏实,怎么样都是幸福、快乐的。

转眼到了这年的年底,离春节还有足足一个月,在拉萨打工的许多四川人都纷纷作起了回家过年的准备。那些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干着各种不同的活儿、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相识的老乡们,只要遇到了,第一句话总是“今年过年回去吗?”一时间,位于城区中心的冲赛康、八廓街等地的商品批发、零售市场,都出现了成群结队、挎着大包小包忙着购物的四川人。他们有的买衣服鞋帽,有的买糖果糕点,有的买藏香、土羊毛线、牛角梳,有的买那些廉价的、但看上去却漂亮得耀眼的项链、手镯、耳环等饰品,也有条件稍好的,买一些从边境口岸进口的各类玩意儿和各种食物,或者价格不算太高的藏药材……就连我们这样的小店,一天也要多卖出去好几瓶印度的香水、十好几斤印度或尼泊尔的糖果、几十小封尼泊尔饼干、七八包越南咖啡,或其他一些稀奇少见的东西。胖胖的老板娘在这段时间总是最开心、最满意的,拥挤狭小的店子里常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和高声招呼顾客的声音。她当然也很聪明地意识到,她的商店之所以比周边几家经营着同样货物的店铺顾客多,卖出去的东西多,无疑有我这个川妹子很大的功劳,所以她便一连好几天专门包了猪肉馅的包子(她家一般都包牛羊肉的),给我当晚饭吃。

离家快两年了,今年我也打算回家过年,只是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准备的——打工挣的钱差不多每月都按时寄给了天天眼巴巴望着、盼着的妈手里,她自会精打细算拿这些钱到临江镇上去置办那些亟待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甚或稍微像样一点的年货。老板娘虽然对我不能像上一年一样在藏历年期间帮她看店感到惋惜,甚至还忍不住流露出一些不满和怨言来,但大概是因为最近红火的生意让她心情大好,再加上她对我盘算着来年自己也开一家小店的心思毫无察觉,正热切期待着我到时还能再来店里帮忙,所以就称了两斤花花绿绿的尼泊尔糖果、拿了七、八封尼泊尔饼干,让我带回家给弟妹们尝尝“这些外国人的东西”。

堂姐照例每年都是要回的,她在差不多做好了回家的各种准备后的一天中午来店里找我。自从一年多前我跟她来到拉萨,连为她和她的那帮姐妹们做饭、洗衣都不肯,非要自己四处跑着去找活儿干,她就隐约明白了我们之间的隔膜和我对她的鄙夷。她哼哼着鼻子对她的那帮姐妹们说:“人家高中生嘛,哪会看得起我们这一行?我还没有跟她说啥子呢,她倒躲我像躲瘟神一样!”等到我找到第一份工作从她的住所搬出来后,我要么借口忙,要么说她颠倒的作息时间实在不便于我去探望她,就不再主动到她那里去了;她自然也不肯屈尊来看我。但毕竟到了年底,她不能不为尽一点责任,主动跑来同我商量回家的事儿。那时候还没有青藏铁路,回家不是坐飞机,就是经青藏公路坐长途卧铺客车走。我当然不会舍得花好几百块——相当于我半年的工钱呢,去买一张昂贵的飞机票,于是我们俩便决定一起坐长途卧铺客车回家。

惠惠没打算回家,一是因为头一年刚出来,又几经折腾,手上没落下几个钱;更重要的是,她告诉我说,想趁着年底理发店生意清淡,跟一个也不回老家过年的浙江理发师傅学理发,她已经跟她的老板娘说了,老板娘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看在她已经在那儿干了几个月的份上,只要她在学理发期间还照常给客人洗头,就不按照一般的学徒对待,不但照管吃住,还发工钱。

“我跟我爸妈说了,等我学出来了,我用我现在攒的钱,再让他们给我寄一点,到时候开个小理发店……秋霞姐,等你从老家回来,我可能就‘出师’了,到时候我一定给你剪一个漂亮的头,像我们老板娘那样的,呵呵呵……”她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笑着说。

老实说我对惠惠的这种打算颇有些吃惊,尽管我自己对开一家小吃店的事儿也已经悄悄琢磨和谋划了很久。但我不明白为何在短短的时间里,惠惠非但已经忘记了自己摆摊卖菜被弄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甚至心力交瘁的经历,竟还如此自信满满地有了独自开店经营的打算?也许在她心中,过去那些失败的阴影都像退潮的潮水,已经渐渐远去,那曾经被潮水淹没的沙滩又恢复了它光洁平滑的面目。出于要强、不甘落于人后的心理,我也把自己谋划了好久的事儿向她和盘托出。她听后,仰着脸、双眼放光地看着我。我们两人就这样在对对方的凝望中,暗暗露出欣喜和钦佩的眼神来。转头来我不禁又想,谁知道将来会怎样,也许到头来这只是两个年少轻狂的女孩怀揣的一个梦想而己——但有梦想的人总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哪怕这些梦想像昙花一现,它也总是开过了,绽放了它的美丽,散发了它的芬芳了的。

1994年拉萨的春天对于我和惠惠来说,无疑是十分美好、令人难忘的。进入三月以后,内地到处已是一派春意盎然、繁花似锦的景象了,而拉萨的春天仿佛才开始掀起一层薄薄的帷幕,等待着各种角色的粉墨登场。春风吹过脸颊、耳边、发梢,虽已没有了严冬时那种刀削斧斫的威力,但还保留着一丝丝刺骨的寒意。那些老家在内地,但却在拉萨上班、打工的人们像候鸟一样从各自的家乡飞来。渐渐地,大街、小巷、机关、工厂、工地、学校、商店、饭馆、舞厅、影院、茶馆、招待所、居民楼……哪儿哪儿人都多了起来。拉萨,感觉像是在刺眼灼热的阳光中被叫醒了似的,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与繁华。在一派热闹喧嚣的气氛中,我虽然还在原来的商店里卖着那些来自异域的形形色色的“舶来品”,但暗地里已经托阿忠帮我找适合的铺面了;惠惠呢,长进得也很快,她已经可以为回到店里上班的另外一个洗头妹打理她两三个月来都没有打理过的乱蓬蓬的头发了。

到了五月,我毅然告别了小百货商店店员的生活,开始正式忙乎起开小吃店的事儿来。别看只是开一个不足二十平米、摆放四、五张桌椅的小店,办各种各样的手续,定招牌,定小吃品种、价格,粉刷墙壁,清扫店面,贴装饰画、提示标语,买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筷笼纸篓等等,一应事务,莫不需要我尽心尽力、亲历而为,忙得我顿时像一只陀螺似的,旋转起来就停不下来了。等到店子好不容易开张了,我和小吃师傅两人,他负责掌灶,我则要买面买菜、招呼客人、端茶送水、算帐收钱、收拾打扫、清洗杯盘碗碟,还连带着给附近几家店铺送外卖,依然没有一刻的空闲。

紧接着,惠惠的小理发店也开张了。之前由于忙,我没有顾得上帮她张罗她的事,她也只是在有一天中午的饭点过后,趁我和小吃师傅两人狼吞虎咽吃饭的空歇,给我简单讲了讲她所作的各种准备,听起来跟我的经历也基本雷同。我一边不停地“呼哧呼哧”吸拉着碗里的一大碗面,一边本性难改地跟她唠叨我的那套“生意经”,好像自己是做生意的行家里手似的,听得她在一旁频频地点头。直到惠惠的理发店开张的那天,我还是抽不出一丁点儿的时间去看看,但关于她开业不顺的消息还是经阿忠的嘴传到了我的耳里。

听说惠惠的小理发店开在城区东面那片租住着不少外地打工仔的一个老住宅区的大门边上。那是一间小得几个人转身都嫌拥挤的门面房,中间用薄薄的木板隔开,里面住人,外面那间墙上悬挂着一面镜子,摆着两张座椅,就是理发室了。惠惠一个人既负责给客人洗头,又负责理发、锔油、修面、烫染,一应活儿全都包干了。只是因为太过于简陋,比如锔油就是拿一瓶油黑发亮的锔油膏涂抹在头发上,用塑料浴帽罩着等头发慢慢变干;烫发就是用通好了电的卷发器把头发夹住烫成一个个发卷,所以除了一些住在老住宅区和附近地方的打工仔,以及几个卖蔬菜瓜果和小商品的中年妇女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光顾,更何况开业第二天下午还出了两个不大不小的事故呢?听阿忠说,那天下午他们几个老乡是专门约着去给惠惠的理发店开张营业捧场的。第一个坐上座椅的是整天拉着一车便宜的水果沿街叫卖的老王,理发的时候还顺利,问题出在了修面上。老王的耳根下面接近下颌的地方一边长着一颗看起来颇对称、绿豆大小、颜色有点浅的痣。惠惠大概是第一次当着那么多熟人的面,在众目睽睽下操作,心里紧张——给老王修左边脸的时候,她那捏着剃须刀的手一抖,锋利的刀面猛地一下就把老王左下颌处的那颗痣给刮破了,血一下子就渗了出来,惠惠赶紧扯出一张卫生纸让老王紧紧按住;该修右边脸了,按理说惠惠应该格外注意,避开右下颌的那颗痣,但鬼使神差的,她手中的那把剃刀不知怎么地就又慌里慌张地冲着这颗痣狠狠地刮了一下,疼得老王“哎哟”一声叫了起来,最后匆匆忙忙扔下两块钱,也顾不得按住伤口,双颊血红地推起卖水果的车,气冲冲地跑了。接下来的事儿就更乱套了——第二个坐上去的是在一处建筑工地筛沙子的姜二娃,大概是因为刚才老王双颊血淋淋的样子搞得他心神不宁,他坐上座椅就像坐上一堆刺似的扭来扭去,让本就已经心慌意乱的惠惠更加手忙脚乱了,她一会儿拿毛巾不停地擦姜二娃的头发,一会儿又用拿工具的手扳他的头,弄得姜二娃越发躲闪不已。等到他好不容易坐端正了,惠惠开始用手中的推子给他推头,但不知怎么的,那把推子就好像突然生了锈似的,嘎嘎嘎地乱叫着在姜二娃的头顶上艰难地爬行,扯得他的头皮一紧一松的,疼得他不住地挤眉弄眼。到后来,那把该死的推子干脆就像粘在了姜二娃的头上似的,任惠惠怎么扯也扯不下来,害得姜二娃赶紧从座椅上跳起来,一边嘴里不住地“咝咝咝”地吸气,一边用双手抓狂地摇动着那把推子的手柄,想要把那些被推子顽强地咬着不放的头发解救出来。

“哎哟,我们的那个老乡哟,可真把老子给吓惨咯!我一看下一个该轮到我了,结果我巴起屁股就跑掉了,头也不敢回一下!”阿忠斜坐在三轮车的座椅上,一边用双手拍打着三轮车的两个车把,一边抖着身子大笑道。

想到当时那个滑稽的场面,我也忍不住笑起来,不过笑过以后我又暗暗为惠惠感到难过,不知不觉中,她在集市上卖菜时那种惶恐不安、怅然若失的样子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我深信,看着前来捧场的老乡们一个个落荒而逃,惠惠当时的神情一定是这样的。

我依然没有时间去看惠惠。事实上,我的小吃店才刚刚开张了两个来月,就陷入了一个招人——辞退——再招人——再辞退的怪圈。先是最先头请的那个掌灶师傅嫌工资低,只勉强干了一个月就“跳槽”走人了,随后我在店门上贴招聘启事招来的那个油头粉面的矮个子师傅,看我是一个单身女孩,竟异想天开地想要跟我“耍朋友”,看我的眼神都是色迷迷的,不怀好意,吓得我不到一星期就赶紧把他打发了事。有好几天我甚至独自一人支撑门面,不但把自己累得够呛,还把一些客人给得罪跑了。万般无奈下,我还扭着阿忠让他试干了两天,想从他身上挖掘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当小吃师傅的天赋,但他慢手慢脚的不是一会儿把面条压过了头(在拉萨煮米饭、面条啥的都需要使用高压锅),就是没压熟,一会儿不是把盐放多了,就是放少了,弄得顾客们一个个怨声载道的。眼下正干着的是阿忠的一个熟人介绍来的小吃师傅,人倒是很能干,但最近又突然跟我说他的身体不适应这里的气候,想到沿海去打工,害得我只好一面央求他再干一段时间,一面又开始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办法招人。

熬到九月份,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似的小吃店“关张大吉”了。紧跟着惠惠也步了我的后尘,她那生意清淡、好像从没有红火过的小理发店,还没等到我光顾也“寿终正寝”了。我们就像一对难兄难弟,不,应该说是一对难姐难妹,又不得不重新走上了给人打工、挣钱的道路。一切又像是回到了原点。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未来会这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哪里立足,在哪里终了。比如我,从没有想过会在拉萨这个离家数千里之遥的边疆城市安家落脚,也没有想过会从一个单纯朴实、活泼热情的山妹子,变成一个既唠叨琐碎、又不失精明强干的老板娘。而惠惠,谁也不会想到在她最美好的那段青春年华会遭受到一个又一个难以预见的挫折和打击,更不会想到她的人生会在她二十六岁生日即将来到时戛然而止,她就像是在那高天上飘着的风筝,飘着、飘着,就突然断了线,很快不见了踪影。

我不知道自己爱胡思乱想的毛病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来越来越多平淡闲暇而又百无聊赖的日子造成的,它看起来好像与我小内衣店老板娘的身份格格不入,但却是我真实的生活状态。周老蔫儿曾不止一次地打趣我是“思想家”,已经上初一的朵儿更妙,直接给我戴上了一顶既时髦又带点神秘色彩的“帽子”——“冥想者”。我管他什么“家”呀、“者”呀的,每一个有脑筋的人都是思想家,除非他真的忙得四脚朝天,要不就是极端空虚无聊,如行尸走肉。

“人走投无路是什么感觉?”我曾这样问过周老蔫儿。

“能有啥感觉?没啥感觉——再说,好像也没有走投无路吧——”他慢声慢语的说,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头一次问这话时好像是在我们的内衣店开了一两年,正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上门光顾的顾客里老面孔多,生面孔少,生意做得不温不火。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我知道我们相识之前他跟我一样干过很多种活儿,比如卖过水果,倒腾过服装,搞过一段时间的音像租赁,也曾像我一样开过一家小吃店,但始终没有一样做成,没有一样不是让人信心百倍、满怀希望地开始,最后却是以满腹的失望和沮丧结束。真的没有走投无路吗?又或者是真的没有感觉?谁信呢?但我又好像不知道怎样去反驳他——也许人在顺境里总是很快就忘了逆境中的艰难,就像疗伤,等到伤口慢慢愈合,就忘了曾经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又或许,遭受挫折的时候还真是没有时间去细细品味和咀嚼那种滋味?

就像我的小吃店关张之后,对于当时衣食无着、内心焦虑彷徨的我来说,坐下来、静下心,品味一下失败那酸涩而苦楚的滋味,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都好像是奢侈的,我只能咬着牙,向满是迷雾的前路一路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地奔去。我还记得那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坏运气就像我自己的影子一样紧紧追随着我,让我无处可逃。期间,我曾经干过餐馆的服务员、卖小食品的售货员、商店的收银员、散发小广告的促销员,等等……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我竟然整整两个月没有找到事儿干,我整天像一只夹着尾巴的流浪狗一样在大街小巷乱窜,窜进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店铺,然后又灰溜溜地、狼狈不堪地窜出来。

那时候,我时常会在街上碰见惠惠。她的境况好像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也是在不停地找活儿干,不停地被辞掉。有一次她居然还当了一个月的“月嫂”,请她的那家人一下子付给她八百块钱的高薪,让我既羡慕又觉得好笑。由于我们的相逢总是不期然撞见,又很快匆匆地“相忘于江湖”,所以除了问问彼此的近况、交流交流用工的信息,我不记得我们还说过什么,一起还做过什么。在如水的日子里,我们两个就像沉浮在其中的两叶小舟,随波逐流。记得当时大街小巷都在传唱香港歌手叶倩文的一首歌,歌里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我总觉得那就是在说我、惠惠和许许多多像我们一样四处奔波,内心始终被希望和失望、兴奋和沮丧、热情和冷漠交替缠绕的人。

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有些盲目、混乱、理不出头绪,但爱情还是没有预兆、不由分说地降临了。我有时候想,之所以现在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差不多已经忘掉了与自己只有几面之缘的惠惠后,我还会这样对她依依难舍、念念不忘,一定是因为有周老蔫儿的缘故吧。我只是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惠惠把周老蔫儿带到我跟前是要在无意中报我之前屡屡帮她的恩呢,还是我强悍刁蛮地把周老蔫儿从她身边抢走,从而导致她的人生更加落寞失意,并最终将她推入了绝境?如果是后者,我就是一个躲在幕后始终也脱不了干系的隐形杀手了;那我对惠惠而言,就不再是她的恩人,而是她的仇人了。

在惠惠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不能释怀。尽管我周围的那些老乡和朋友们从没有认为我与单纯朴实又宽容忍让的惠惠的离开有任何关联,但我的内心却常常如翻滚的波浪,久久不能平息,疑惑、惶恐、不安、愧疚、自责……种种情绪缠绕着我,以至于我不得不像发神经似的一遍一遍地向周老蔫儿求证,以便获得自我的心灵救赎。可求证的过程竟是十分艰难的,如果周老蔫儿答话,不承认他和惠惠有什么关系,我就会咬牙切齿地骂他是骗子,古今中外第一流的骗子;如果他不吭声,我就断定他们两个一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至于到后来我一提起“惠惠”两个字,他都会一边嘴里恨恨地骂着“神经病”,一边赶紧脚底抹油,跑到隔壁店铺看人家下棋、打牌去了。也许女人天生比男人敏感、多情,甚至多疑,我把可能根本没有的事硬扯到自己头上,翻来覆去地思量,不停地折磨自己;反过来看周老蔫儿,他倒是一副自由自在、心安理得的样子,前前后后从没有对惠惠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愧疚和不安来,甚至好像连对她的死也显得有点无动于衷,真不知道是因为他与惠惠真的没有任何瓜葛呢,还是刻意用这种冷静、淡漠的态度来隐藏他内心的愧怍之情,如果是后者的话,他其实活得比我还累,还纠结。

我记得和周老蔫儿相识大概是在开小吃店失败后的第三年夏天。那时我已在一家主要卖茶叶,并兼卖烟酒糖果的小百货店当了四个多月的售货员,生活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但每一天的日子却过得寡淡无味、乏善可陈。突然有一天,惠惠带着当时正在冲赛康一家卖方便面的店铺打工的周老蔫儿——那时候我们都还叫他周建军,来到了店里。之前我就听说惠惠在堂姐她们经常光顾盘桓的一家叫“夜巴黎”的酒吧,给那里的老板、老板娘和几个衣着光鲜、打扮得十分妖艳惹眼的服务小姐洗衣、做饭。那天,她依然是斜斜地依靠着门框,面对我探询的目光,脸上流露出羞涩、扭捏的表情,但她却不向我介绍周建军,好像我理所当然应该知道他是她什么人似的。周建军在她旁边微驼着背站着,倒显得像熟人似的露出满脸的轻松和自在来,一双透着精明与狡黠的眼光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一会儿打量货柜上那些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林林总总的货物,一会儿看我。

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隔壁一家四川小吃店吃的,我点了几碗麻辣味很重的面啊、酸辣粉啊之类的小吃来招待他们,吃得浙江人周建军一边不停地用手去揩额头上冒出来的汗珠,一边不停地嘘唏着嘴巴。我于是便给他们讲我认识的一个广东女孩吃四川麻辣小吃的故事,说那个女孩每次都要吵着吃“最巴适、最安逸”的重庆麻辣小面,但结果都是被辣得眼睛发红、脸发烫,又擤鼻涕又流泪的,一副像遭了别人欺负的惨相,还一个劲儿地学四川人说“硬是要得”。

“不过,最让我觉得要不得的是,”我笑着转向周建军,“她居然说花椒是臭的!花椒咋个会是臭的呢,我们都觉得它是麻的,她怎么会说是臭的?该不是闻起来是臭的?可我怎么闻都觉得是麻的呢?真好笑,你闻闻看。”我指着周建军的碗说。

他于是便凑近了碗仔细闻了闻,然后苦着脸,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不好说,说不来。”惹得我和惠惠哈哈大笑起来。

趁周建军中途去上厕所的那一小会儿功夫,我赶紧悄悄地问惠惠是不是她谈的对象,他们是怎样认识的。记得惠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只是含含糊糊地微微点了点头,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却让我印象深刻,一下子不由得对周建军刮目相看起来。

“你说好笑不?我会在‘夜巴黎’认识周建军,”她看我露出古怪而诧异的眼神,赶紧澄清说:“你啷个这样看着我喃,我又不是干那个的——呃,周建军嘛,也不是你想的那样,所以说有点好笑喃。他经常陪他的一个老乡去,人家跟‘猫儿’(那时候都这样叫三陪小姐)在那儿讨价还价,他站在旁边看,有时候还帮着还价呢。他的老乡有时候和‘猫儿’跑出去一晚上都不回来。他倒好,要上一瓶啤酒在那里干等,等到天都快亮了,才一个人回去……”

一个打工仔在漂泊无定又无拘无束的日子里,不被周围腐败堕落的气息所浸染,竟能如此克制自己,着实不易。后来也我曾好奇地问过周建军原因,他回答说不值当把钱花在那些逢场作戏、水性杨花,而身体又不干净的女人身上,与其让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打水漂”,还不如用来“开拓”自己的事业,好让自己下半辈子的日子过得更舒坦、更自在一些。他的回答真切而朴实,不由得我不信。

对一个人产生好感就像地里种下的韭菜,割过一茬又疯长出一茬。之后我便将自己爱说爱笑的本性发挥到极致,频频找话跟周建军说,比如各自家里的情况呀,老家的风土人情呀,打工的经历呀,开店的体会呀等等,有时候一个话题还没有说完就又突然扯到另一个上面,说到好笑处还止不住扭动身子、前仰后合,弄得屁股下廉价的塑料椅子“嘎吱嘎吱”直响。周建军也始终兴致勃勃、情绪高昂地迎合着我,仿佛我们俩是好久没有见面的老友,全然不顾坐在周建军身边的惠惠的感受,只见她一会儿把玩着手中的几支牙签,一会儿茫然地看看我们,本来就冷言寡语的她显得越发地沉默了。在越来越浓的谈兴中,我和周建军似乎都从对方兴奋的表情和闪闪烁烁的眼光中察觉到了什么,以至于到最后告别的时候,两个人都像是要掩饰什么似的有些慌乱和做作起来。

后来的事就变得有些微妙了。起先是周建军又陪着惠惠来看我了一两次,后来就变成他一个人来了。他一个人来的时候总是陪我守一会儿商店,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大排档或小吃店吃饭,饭后要么他陪我,要么我陪他回到各自上班的地方。我们俩人的约会既不浪漫也不激动人心,就那么平淡、朴实又经济实惠。奇怪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谁都不会主动提起惠惠,就好像惠惠是一颗尘埃、一颗沙粒被我们漏掉了,直到这样交往了三个多月,周建军突然提出要和我结婚的时候,我才颇为踌躇、不安起来,不知道该怎样向惠惠交待,而周建军的一番说辞又很快就让我心安了:“我和惠惠,我们又不是那种关系,如果她认为是,那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真的,我从没有跟她说过什么,承诺过什么……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过,要是你不信,你去问她好了……”

我不想去问惠惠,或者说我压根儿就不敢去问惠惠,如果真像周建军所说,我不相信单纯老实又思想保守的惠惠会将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几次三番带到我面前,又那么面带桃花、一脸幸福地看着他笑。就算她是一厢情愿,我也不愿从一个让她心生敬佩、感恩戴德的人变成一个虚伪自私、无情无义、残忍地剥夺她幸福和快乐的“刽子手”!但我又深知像我这样漂泊在异地他乡的女孩,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待自己、且又没有寻花问柳的坏毛病的男人着实不易,我不想放弃我唾手可得的幸福,不,就算有人要夺去我也会毫不手软地夺回来!在片刻的犹豫后,表面上慷慨爽利、乐于助人的我立即就向极端自我、自私狭隘的我投了降,我用自己无意中听来的一句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来宽慰自己,反倒觉出自己与周建军交往,乃至结合是多么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只是我真的不敢面对那么信任我,又那么柔弱善良的惠惠,我于是就又把这个难踢的皮球踢给了周建军。事后我心虚得不敢打听周建军向惠惠摊牌的经过,我甚至连他到底有没有跟惠惠说都不敢问。此后,我们分别在我和周建军的老家举办了两场婚礼,婚后又来拉萨打工,直到两年以后才在我们现在开内衣店的地方开了我们俩自己经营的第一个小店——一间二十平米大小、卖锅碗瓢盆、针头线脑、拖把扫帚之类东西的杂货店。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惠惠就像消失了似的,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直到再见到惠惠,已经是她和叶家明相好的时候了。等到她把身材挺拔、面目清秀的叶家明第一次领到我和周建军的面前,我才不得不正视,我和周建军的结合对她的打击和伤害有多深、有多重。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小杂货店隔出的里间——我和周建军的卧室,用三四碗堆得冒尖的、热腾腾的鸡鸭鱼肉来招待他们。那是我头一回看见惠惠喝酒,喝的还是那种用纯高粱酿造的、度数很高的白酒。她不用人劝,自己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动作生猛、干净利落,与往日羞涩腼腆、迟疑不决的样子大相径庭。喝醉了酒的惠惠脸上红彤彤的,像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胭脂。喝着喝着,她突然趴在我耳边大声对我说:

“秋霞姐,你看家明长得多抻展(四川方言,指人长得精神、帅气),比周建军咋样,我也就才一年多没见周建军吧,怎么他头上的头发越来越少了?眼睛也肿泡泡的,好像更小了……秋霞姐,要是现在把周建军和叶家明放在一起让你挑,你会挑哪个?我想你会挑家明的,是不是?嘿嘿,你要是真挑家明的话,他也会跟你走,你那么能干、有本事,我拿啥子给你争嘛?对吧,秋霞姐?……你们说喃?”

我无言以对。我没法跟她解释我和周建军的事,这件事本来就是一团乱麻,哪里理得清?我狠狠地用眼睛剜了几下周建军,但他却装疯卖傻,频频地与叶家明碰杯,嘴里含含混混地“兄弟长”、“兄弟短”地叫着。

我没有想到,一向善良柔弱的惠惠会以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她对我的疏离与怨怼。原来恩与怨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翻过来,翻过去,只需要那么轻轻地一下子。从这以后,惠惠就几乎不来找我了,但相反地,我却对她和叶家明的事儿格外关注起来。我就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密探不停地向阿忠和其他老乡打听叶家明的过往,打听惠惠和他相识的经过,打听他们相处的种种情形——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让我因惠惠的怨怼而重新激起波澜的心变得稍稍平静一些。但结果却是越打听我的心情越沉重,心中的忧虑也在慢慢地加深。原来,别看叶家明岁数不大,但从十四五岁开始在新疆、宁夏、西藏等地到处打工,已经在外游荡混迹了十一二年。由于他长得白净、秀气,一张周正的娃娃脸颇讨人喜欢,所以自他打工伊始就没有干过什么粗活、重活,不是一会儿在卡拉OK厅和歌舞厅当服务生、酒水推销员,就是忽而在一些中高档的酒店饭馆当门童或传菜员。如果他只是拈轻怕重、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倒也罢了,问题是他喜欢胡吃海喝,手头又没有攒下多少钱,所以,为了更轻松地享乐,他会经常去当“小白脸儿”,陪那些既有钱、又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女老板、老板娘和各种各样老板的情妇们吃饭、喝茶、打麻将、跳舞,以及上床鬼混。这样的人与惠惠原本是地球的两极根本没有交集的机会,但一方面偏偏叶家明既是“夜巴黎”的一个服务小姐的远房表弟,被她热心地非要介绍给惠惠;另一方面,同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一样“吃青春饭”的叶家明,大概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也非长久之计,加之又听说惠惠正考虑着摆一个卖凉粉、凉面的小摊,所以倒也表现出愿意洗心革面,与一个老实正派的女孩正经交往、恋爱的意愿。因此,惠惠和叶家明就开始恋爱了起来。

这些关于叶家明的事儿有一些来自于阿忠他们基于既有事实的陈述,也有一些来自于我的推断和臆想,但让我们始终都想不通的是,忠厚老实的惠惠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和叶家明这样有复杂过往的人交往?尤其是我,对她一脸甜蜜地讲述如何与周建军相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怎么会相信她这么快就跟一个既与自己的性情迥然不同,又与自己择偶的标准严重相悖的浪荡子恋爱?但如果说是我和周建军的事儿刺激了她,使她为着报复的目的而这样不顾一切地自找苦吃、自投罗网的话,我看又不像。常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对刻板守旧的惠惠而言,岂能不懂?她又怎会轻易地拿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当赌注去冒险地一搏?那么,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面相斯文、举止得体的叶家明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迷途知返和真挚诚恳的态度打动了她,使她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许多的期许与憧憬吧。

但我对叶家明的转变却始终疑窦丛生,半信半疑。我不否认有的人会因环境和境遇的变化而改变,有的人会因心态和观念的转变而改变,有的人会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有的人会因某一件事,甚至某一句话而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但任何一种与过去可鄙的自我的决裂无不充满了艰辛、困苦、挣扎,甚至激烈的搏斗,尤其是当生活的压力如山崩、如海啸袭来,让人望不见前路,而旧路却就在眼前的时候,“耍哥子”叶家明哪里会有决心和毅力真正改头换面、从头再来?果然,后来我就听说,当他和惠惠的凉粉生意由热闹红火慢慢变成勉强维持的时候,他要“重新做人”的热情和愿望就如同入冬后那些搁在柜台橱窗里的凉粉,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硬。很快地,他就又重操旧业,同过去认识的那些浪荡轻浮的女人们厮混去了。比以往更恶劣的是,已经与惠惠同居并作为她未婚夫的他,不但常常因此而丢下惠惠一个人艰难地独撑凉粉摊越来越清淡的生意,而且还不时从摊位上的柜台抽屉里或惠惠的手中硬抢一些钱去吃喝玩乐,甚至有时候还为此将单薄瘦弱的惠惠推搡得站立不稳,几欲跌到。每当这时,惠惠那苍白憔悴的脸上就会流露出绝望的、欲哭无泪的表情。

没有人知道惠惠的这副表情与她躺在诊所那张窄窄的、肮脏冰冷的床上离开时的表情有什么不同。叶家明不会去关心,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乡、朋友们也都无暇顾及。于茫茫的人海而言,一个人的离去本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就像宽广无垠的大海泛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消失得那么悄无声息、无影无踪。

就在惠惠迷迷糊糊的、似挣扎、似平静地丢下她的父母家人永远地离开的时候,我正蜷缩在临江镇那家拥挤不堪的镇医院的一张硬硬的木板床上,等待着果儿的降生。在眼前一片炫目的光亮和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楚中,我偏着头,努力用朦胧的泪眼望向灰一道白一道的产房的玻璃窗,只见屋外的柳絮纷乱如云,如同惠惠和我的那些青春时光,轻飘飘的、白茫茫的,四处飘落。

作者简介:李蓉(1970—),女,西藏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教学和研究,业余从事小说、散文、诗歌创作,曾在《西藏纪检监察》发表《林芝的绿》等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