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部藏区藏学研究滞后的反思

    藏学是以我国藏族的社会文化为特定研究对象、有着广泛世界影响的一个综合性学科群。我国是藏学的故乡，素有藏学研究的传统，占有藏学研究的优势。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很快，成绩斐然，一些研究领域已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但是，从我国藏学界所研究的藏区地域看，迄今为止，重西藏而轻青、康的现象极为突出，选题取向、力量配备、资金投入都是向西部（西藏）藏区倾斜，使东部藏区——尤其是在文化上很有特点的康区的研究相对滞后。国内如此，国际上似乎也不例外。若长此以往，将把我们的藏学研究工作引入误区。以点概面，既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上青康藏区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又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脱离东部藏区的实际，则不能指导当今青康藏区的现实生活，不利于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不利于整个藏区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作为系统工程的我国藏学学科体系完整性的保持和健康发展。近年来，从政治层面已引起了国家决策层和相关部门对此问题的注意，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是，藏学界的兴奋点似乎并无太大改变，康区研究依然未热起来。

    众所周知，在一些藏文典籍中，从来就有所谓“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的“却喀松”（chol-kha-gsum）即“藏地三区”的提法。这是就人文环境而言，表明三区共同构成藏族文明的生存空间，在藏文明发展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多堆（康区）人区”的提法，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康区（这里大体可以理解为今四川藏区）人文地理方面的特殊优势。

    康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使之有条件成为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枢纽。自殷商的武丁伐羌以来，本区为历史上几次南北民族大迁徙的走廊，留下丰富的民族文化遗存，具有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研究的巨大价值。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在本区即“郡县其地”。唐时为唐蕃多次拉锯争夺占领地，后期为吐蕃占领。吐蕃解体后复内向归中原王朝管辖。自元代开始，历代中原王朝，或在这里设官施治、或实行分封羁縻，或戍兵屯田，“以宣王化”。明代，本区被特别规定为藏地政、教首领的朝贡通道；清代，本区成为清廷中央“治藏必先安康”策略的实施对象和治藏的战略依托，致使丰富的中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等）在这里和藏文化长期交副共生，不断孕育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新因子。

    近代以来，藏族文化重心东移现象愈益明显。继七世达赖之后，又有九世、十世、十一世等三位达赖出自康区，即是这种文化重心东移的先兆。及至各教派兼容共生、和谐发展、相得益彰的德格文化分享了一派独尊、为了教派利益不惜兵戎相见的卫藏文化的中心地位后，德格文化圈内先后出现了巴珠·吉美却旺(1808-1887)、工珠·云丹喜措(1813-1890)、绛阳钦则旺波(1820-1892)、局迷旁、绛阳朗杰嘉措(1864-1912)等等一批大师级学者，传承着由卫藏文化圈保持了数百年的传统藏学中心的薪火。抗日战争期间，康区的诺那活佛、贡嘎活佛等大德，到成渝各地弘法讲经、传播藏族文化、祈祷和平、祝愿抗战胜利，表现了各民族同仇敌忾的心情，对大后方文化教育界颇有影响，写下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清末至民初，这里是有关“西藏问题”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焦点——1904年，西姆拉会议的所谓“内外藏分治”，曾经牵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自清末川边改革以来，民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多起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如：几次“康(川)藏纠纷”、红军长征进入康区、西藏建省等，特别是我国藏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中共巴塘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为迎接解放——特别是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新西藏的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80年代前，在西藏工作的厅级以上藏族领导干部多数出生于康区，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干部条件。

    从经济角度看，近代以来，康区是抵制印茶输藏、保护民族经济的坚强阵地。同时，代表近现代民族经济发展潮流的邦达仓、三都仓等大藏商家族都出自本地区。他们在推动藏民族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缓慢前进中，作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起了一定的类似拓荒者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期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他们从印度转输商品到康藏及至成渝、川陕、昆明等广大地区，对调济余缺、稳定藏区经济、保护藏区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康区的这种特殊性和独特的历史作用为我国广大藏区所绝无仅有。深入研究康区，理清康区历史上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现象的来龙去脉，科学地解释其产生的原因，总结其得失，不仅是我们建设完整的藏学学科体系的需要，也是为开发西部地区提供历史依据的时代要求。可以说，没有对康文化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质及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也看不清藏文化的全貌。这样的藏学研究无疑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但是，文化形态的完整性要求和行政区划上的界别性要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特别要警惕达赖集团及某些“大藏区”论者所包藏的险恶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