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区宗教的社会价值

    笔者2000年4月和8月两赴藏区，率队调查了黑水县城、金川县的两个乡（一农一牧）和十个村；并在拉萨与20位藏族同胞分别进行了深度交流。其目的是了解藏区社会发展现状，建立150户样本的50年追踪调查定点。在执行这个项目的初始阶段，通过自然观察和调查结果（另文报告）获得的综合结论是：

　　1、藏区社会的发展状况低于内地，更低于沿海。

　　2、藏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从城市、县镇、乡村逐级递减，局部区域甚至停滞或倒退。

　　3、除自然和历史条件之外，传统和现代这两种价值体系包含的各种指标差异显著、对比鲜明。尤其是藏传佛教和苯教的民间影响，与藏区在现代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方向上的低位劣势，成为最重要的两大发展困扰。

　　本文集中讨论结论3背后的价值纠葛。笔者深信这才是藏区超越了计量描述的症结问题。

　　一、两种价值

　　任何常规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多样的、复合的。但是，某个社会在某个特殊时期，由制度或该社会大多数人口选择并且执着一种或少数几种，从而成为社会主导价值。比如，最近20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都选择并且卷入了以市场导向、对外开放、效益、科学技术、产业改造与创新等内涵构成的“现代化”社会发展价值。当这种主导价值通过国家权力和市场能量向经济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区域传递的时候，就同当地的传统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民族分布区域中，就可以观察到两种差异显著的价值生活方式：

　　其一是虽有程度差异却性质相同的现代价值观及其相应的关系和行为倾向。这几种与我国内地现代化进程同步的社会、经济及体制生活，主要存在于以城镇为中心的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工人、学生和从业于各类市场经济实体的市民群体中。他们基本上生活在现代要素相对集中的大小城镇中。按其体制特征和行为方式，可以把他们称之为“现代价值群体”。

　　另一种价值方式则主要分布在寺庙喇嘛和虔信程度较高的传统农牧业人群中。古老的农牧生产与生活基础一方面受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产生了具有生态支持功能的、以自然物崇拜为特征的苯教信仰；另一方面，组织化的社会发展又选择了尤其适应恶劣生活条件的禁欲主义佛教。寺庙神职人员以神佛名义承担着社会制度的世俗功能——这就是藏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在全民信教的社会基础上逐渐融会佛教和本土民间信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考虑到已经过半个世纪的现代要素的移植、改造和渗透，如今藏传佛教仍然以传统的寺庙喇嘛和传统的农牧业信教群众为依托主体，可称之为“传统价值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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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比与差异

　　两种价值首先反映出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宗教虔诚信仰程度（包含个体、家庭从事佛事所付出的时间比重和经济比重等调查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负相关；与接受现代教育的程度呈高度负相关；与家居距城镇距离呈正相关；与从业的现代要素程度呈负相关；与干部人事体制内的职务等级呈负相关。如果把寺庙体制这一特例悬置在外，毛泽东时代概括的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大体上也就是今天两种价值的分界。从这个角度上判断，贫困无疑是宗教生存的社会根源，而宗教信仰则是对现世贫困的精神补偿。

　　两种价值导致的行为取向有重大差异。

　　现代价值以人性——尤其以人的现世获取欲望和不断发展的技术理性为依托，进行社会行为的竞争性取向：生产取决于销售，销售取决于购买，购买取决于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市场经济竞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利润和资本。在这种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中最通用、最简约、似也最为公平的金钱标准面前，所有进入者——不管是国家、地区、民族，还是团体或者个人——与此无关的历史和个性都将被忽视、被省略；一旦进入开放的市场，进入者及其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都被评估为可开发的资源等级，在最好的意义上，也就从此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劳动与消费欲望的螺旋式竞争。但是，从基督教文明脱胎而出的现代价值最有效地解决了劳动效率问题，最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现代化实验的楷模。

　　传统价值以彼岸神性——同时也把这种神圣崇拜投射到此岸权威——和节欲献身的信仰为依托，从而调节低水平生存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节制欲望，以多余财富为罪孽，以供奉施舍为上善，轻此生重来世。这样一些宗教品质在藏传佛教的教义戒律和信众实践中尤为突出。这些品质有两种显著的社会适应功能：应对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珍视生态价值；有效抑制了对有限社会财富的恶性竞争。当然，作为其结果，藏民族付出了长久贫困的巨大代价，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也就非常缓慢。但是，在平均海拔近5000米、氧气含量不足内地60％、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两人生存的青藏高原巨大空间，毕竟发展出坚韧顽强的藏民族和世界上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假如没有这样的宗教品质，就无法想象那种古老的人类学发展历史的灵魂。

　　两种价值对思维发展的导向不同，指称关系也不同。　

　　传统导向的思维特征是综合的、形象直观的。作为其载体，藏文本由7世纪初吐弥?桑布扎等人为翻译梵文佛经所创立，藏语和藏文中渗透了佛教思维的参悟、简约和象征成分就不足为奇了。在世界和人事善恶分明的佛教价值前提下，获得真谛的主要途径不是感官和理性，而是来自信仰悟性，最好是来自于弃绝感性。语言和思维的刻苦修炼。思维的终极指向是空无；而现代价值把思维引向客体，发展趋势是分析的、抽象概括的。现代语言的主流是客观描述和逻辑推论，它们建立在感性和理性基础上，语言的专业分化与物质文明的专业分化成正比扩张。思维的终极对照点是物质。思维本身成为控制外部世界、服务于人类各种欲望的工具。由专业教育获得的思维优势把人本身也变成精细分工社会中的一个工具单元。

　　两种价值引导出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

　　按照态度的“亲近、回避、攻击”三分法作比较分析：藏传佛教亲近神、人和大自然，回避欲念、烦恼、余财，甚至包括心相所生的因缘业报，因而也就回避社会生活，更是忌绝任何攻击侵犯，是一种内向的、节俭的、超然的人格品质；现代观念更加重视技术理性和物化价值，鼓励资本积累和消费欲望，执着因果信念，成就实现首先是社会的而非个人心性的。回避无所作为，主动改造自然环境、控制人事关系，是一种外向的、扩张的、卷入的人格品质。

　　两种价值群体还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困难。

　　藏区的现代群体显然还不具备以效率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社会运转体制。缺乏现代产业支撑的城镇长期依赖国家财政扶持。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为藏区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它的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总是难以摆脱全国居末的困难；藏区传统价值的当代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很难把产业转移和升级从藏传佛教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而二者又有许多不相容的特征。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民族与宗教的多元性，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世界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有过全民信教、政教合一的历史原因和达赖流亡集团的政治干扰，使这一地区的宗教发展蒙受政治影响。如何处理好藏区的宗教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个国家级别的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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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价值分析

　　出于理论简化的需要和顺应流行思维模式，采用传统和现代的两极分类来考察藏区社会价值系统是不够的，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通常是多元价值共存互补的社会，而两极思维很容易得出非此即彼的冲突结论，忽略价值多元性和互补性。我们避开价值哲学的抽象讨论，使用林茨－奥尔波特价值测验量表提供的操作范式——即一个常规社会通常具有六种典型的价值行为。现在，按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程度分叙如下，并在每种价值定义下简短评估藏传佛教的社会发展功能：

　　求知价值——对世界的好奇、疑问、探索和追求理解、把握的行为倾向。其人格化的典型角色主要为学生、教师、思想家、科学家；其信念是求真，途径是理性和观察；求知价值在近现代社会中占主流；求知与劳动相结合，其结果首先是创造了文明，然后创造了近现代工业和法治国家。

　　藏传佛教同所有其他宗教一样，是执著信仰而非怀疑，是在信仰前提下体悟而非在观察前提下思考。只有功德深厚的高僧才能掌握原始佛教朴素的心智哲理；信众和普通僧人的宗教生活中太多的偶像崇拜，太多的信仰仪式，非常不利于求知价值向世俗劳动和神学理论两方面分化发展。

　　经济价值——从最古老的物欲本能发展而来的劳动、获得、占有与享乐的人类倾向。其典型角色是各类经济人。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研究都肯定：最有效、最合理的经济追求形式是“一切权力归劳动者”。如何提高劳动的效率和劳动科学技术含量，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迫切的任务。

　　藏传佛教的禁欲观把经济价值遏制到生活需求的最低限度；此外，过度的宗教活动显然不利于生产和消费。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速度缓慢，除了其他诸如地理的、政治的原因之外，作为有一千多年全民意识形态历史的藏传佛教肯定要负重要责任。

　　政治价值——影响和控制他人行为并把这种控制关系制度化的倾向。其社会角色是政治家、革命家和其他追逐公共权力的团体和个人。占有暴力、资源和信息是传统政治的基础；近现代文明在公共资源基础上确立了公共权力的法治国家。

　　藏区具有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追求平等超度的宗教精神与轻贱人命的农奴制组成奇妙的政治：此生越轻贱，来世越珍贵。人世贫富贵践的等级越大，信众崇拜的偶像越多，舍弃今生、向往来生的愿望也就越是强烈。人骨作法器被视为荣誉的传统肯定是改变环境、自强求富的现代行为的巨大障碍。如果佛教的平等主张同神权分离，也可以转化成为普遍的权力制衡动机，有利于体制的创新和改革。世俗政治应更大限度地实现公共权力的平等和正义，把藏区信众的彼岸愿望转移到现世。

　　审美价值——以和谐、优美、典雅、崇高为生活追求的行为倾向。其社会典型是诗人、艺术家和高度关注生活中美学品味的女性特质。审美的人类表达倾向和文明初期的图腾巫术及其后来的宗教形态紧密相关。它不仅是情感和悟性的表达与交流工具，还具有升华原始欲望、净化社会情绪的人文功能。以审美的方式组织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被视为最高境界的文明。这也是现代物质文明社会强烈地需要保留和继承传统文化美学价值的基本原因。

　　藏传佛教和道教一样，维系着更加深刻的民族性格特征：大自然般的雄浑、质朴、空旷，必然投射出佛（道）的庄严、佛（道）法无边和至境空无；无法解脱的生老病死既然最后一死了结，就把死亡修炼成为具有美学意义的涅槃；既然生活环境极为恶劣，以人欲、物欲为耻的宗教戒律自然流行。正如道教在汉唐贵族中流行时金丹教派兴盛；而宋元兵荒马乱之际，穷苦民众纷纷加入苦行施善的全真道派。

　　面对大自然，而不是面对人类观众的表达，使藏区的宗教仪式和民间艺术更少有文化修饰，也更直接、更真实地表达内心。以西藏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对现代化社会的穿透力，最好地证明了藏族传统的交换价值。

　　社会价值——这是一种亲近他人，以慈善、利他、关注并且热爱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外倾行为定向。它不同于政治价值的关键区别是：主观上不谋求占有权力。在政治理性时代之前，宗教普遍承担着这种积极的道德价值。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平等、环境保护、女权运动、回归民众等活动领域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尤其重视传统宗教中的社会价值，其主要理由就是现代化的技术理性和经济一体化趋势无法保证社会价值的个性和社群共性。

　　藏传佛教继承了原始佛教的利他品质，如“舍身喂虎”、普渡众生的大乘精神。但是，极其稀疏的人口密度及交往频率，向佛事而疏人事的生活习惯，再加上密宗的内修和秘传传统，都抑制了最有利于藏人建构合理化社会体制的社会外倾。对神的关注超过对人的关注，佛教本身的超然出世主张和出家寺庙制度限制了社会价值向俗世扩展。但无论如何，即使在今日藏区，无论是城乡还是牧区，欺诈、偷盗、抢劫的发生率都远比内地低。在拉萨，就看不到内陆民宅无处不有的牢笼——防护栏和全钢保险门。今日藏区民风淳朴，甚至有些地方路不拾遗，是几乎所有赴藏观察者的强烈印象。

　　神秘主义价值——是所有宗教和原始文化的认知特征，也是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格特征。神秘主义者相信超越感知觉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感觉和理性不能把握这种彼岸存在；只有悟性、天启、体验甚至只有信仰本身才能接近神秘本身。在近代，神秘价值曾经同新兴的科学理性有过尖锐冲突，到了20世纪，科学调查者的视野从物理世界向人类社会扩展时发现，神秘主义的认识及其行为倾向不仅普遍存在于前科学时期的宗教社会中，也在现代社会乃至后现代社会中将普遍存在。艺术家、大多数女性、人本主义哲学家具有这种倾向；欧洲的和东方的一般文化背景也有着这种倾向；科学哲学甚至承认，未知的存在正是已知的边界，而直觉悟性也是科学程序的疑问和假设阶段必不可少的源泉。当然，具有科学意义的神秘主义是以理解为前提；而宗教神秘主义却以彼岸信仰为前提。由此可见，神秘主义虽然与贫困、教育落后和不公平制度待遇的社会现象呈高相关，而且往往同宗教或者其他蒙昧信念相关联，但是，它的起因决不仅限于理性化程度和文明发展状态，它还有更加深刻的人类学基础和心理补偿依据。

　　和她的母体印度佛教、汉地佛教一样，藏传佛教的圣谛具有丰富的辨证理性和充满洞见的悟性；但她的俗谛却把神秘主义导向偶像崇拜；她与本地苯教融合之后，吸收了更多低极形态的自然神秘主义成分。这就出现了一种“宗教社会悖论”——圣谛的本义是反对偶像崇拜，而修成圣谛的极少数大贤大智者却反而成了大多数信众的偶像！广大的贫穷藏民既不能接受佛学专门训练，又不能接受现代理性教育，只好在并不必然需要这两种教育的简单原始的农牧生活中，世代延续着偶像崇拜型的神秘主义价值。然而，也正好是这种不求理解、控制和改造的大自然崇拜和佛学精英人物崇拜，才造就了世界屋脊上的藏民族文化特征。

　　无论是经济需求推动认知发展，还是认知成就拉动了经济扩张，近现代社会的进步标准本身就是认知价值和经济价值互相促进的结果；随着其他四种价值社会功能的相对弱化，六种价值的社会分工协调程度也越来越细。但是直到今天，认知和经济取向价值仍然没有成为藏区农牧社会的主导趋势。在文化意识、社会劳动与习俗社会方面，六种价值的分化程度也非常低下。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中，以大小城市为中心的藏区各级政府却在千方百计地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社会发展规划。布达拉宫殿曾一度和她正面新建广场上简陋的自由市场形成极不协调的对比；同时，市场上批量出售着藏香、法器和佛像，又象征着一个古老的价值系统开始进入现代交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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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发展的难题与应对

　　自鸦片战争把中国卷入现代发展道路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经历了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尖锐冲突和创伤。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面内战，到试图用政治方式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国家政府方式确认“四个现代化”，甚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步推行市场体制以后，中国的精英分子一直在艰苦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最近20年的改革开放才初步完成了从现代观念向社会现代化的移植。但是，无可否认，要在中国完整地实现现代价值，成功地完成国家从传统—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移，还有漫长的艰苦跋涉。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考察了20世纪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现代化试验的成败后，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程序》一书中警告：那种由上至下、导致社会急速变化的移植性现代化进程，极易因利益调整失灵与传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现代化的挫败。

　　在我国藏区发展问题上，无论是观念探索还是现实实践，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经验，也取得了所有观察者都不得不承认的巨大成就。但是，从纵深层面考察，会发现更多的挑战性难题。当然，人类历史对解决类似的问题都有可以参照的经验：

　　观念类难题：

　　1、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合理边界与互补关系何在？

　　（文艺复兴运动从神学向人学转变的历史经验。）

　　2、市场开发价值与藏区传统的自然生态方式如何对接？

　　（美国的历史学家至今还在惋惜并且检讨印地安文化的消失；印度近年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苯教的自然崇拜是制度效力之外最有效的环境保护力量。）

　　3、资本人格化与佛教禁欲节俭传统的不相容矛盾如何解决？

　　（这是一个超越了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所涉案例范围的难题。当代普遍的神圣行为与世俗行为分野，以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内圣外王”均可以借鉴。当然，这样的行为分化需要比较困难的文化学习和社会适应过程。）

　　实践类难题：

　　1、资源配置方式的困难。藏区在梯级经济格局的不利区域，资源随计划行政调配流入。以西藏为例，近50年来，国家投入和兄弟省市支援每年几近10亿人民币，相对只有200多万人口的人平累计量相当惊人。但是事实上今日西藏仍不富裕。在市场化进程中，如果资源按照自由进入与退出法则流动，“贫困陷阱”中的有限资源要么外流，要么流入寺庙供奉。现代经济的“造血机能”难以形成。这是整个西部的共同症结。

　　（建议分两步发展：首先是行政拉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向藏区公民公开、公平、直接地发放工商业扶助信贷；加大补偿性的生态恢复方面和实用教育方面的基本建设投入。尽快形成民间自由资本的存活力与再生力，而非市民－干部权力等级依赖型的扶助模式，才可能使藏区能够在10～20年内达到全开放市场竞争的产业起跑线，然后再进入经济生活的全面市场化时期。）

　　2、基础设施成本高昂，产业和市场空间狭小。藏区人口分散稀疏，基础建设易投难养、难回收；人力资源和消费潜力极其受限；过去由资源开发进行投资补偿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大移民，小集中”的策略有助于短期民生的规模效应，也可以减少区域内的基建投入。但是，这样做无助于藏区巨大地域的空间开发。

　　（建议：藏区乃至西南省区的产业建构应该面向西亚和南亚。这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和中国人口总量差不多，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差不多，现代要素与传统习俗的冲突却比藏区更加尖锐，制度改造的实验也五花八门。总之，这是一个可比价值和借鉴价值都极大，且具巨大产业与市场发展潜力的地区。在印度洋经济圈和中国东中部卷入的太平洋经济圈之间，藏区应该发挥发展凹区的低吸功能和连接两大经济圈的纽结作用，以此摊销基建成本并开拓新的产业和市场空间——而这正是国内视野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3、如何保护传统，不仅仅是一个信仰自由问题。在藏区漫长的历史文化中，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传统已经塑造了藏民族本身的生产、生活与文化的独特形态。失去这种形态也就会失去其民族特性中相当的内涵，何况这种形态本身就具有补偿现代化弊端的人类学价值。后现代主义思潮非常重视这类价值。比如，当中国人普遍达到现代性生活标准，并且厌倦了富足单调的城市生活之后，亲会大自然、回归心性质朴、渴望另类生活挑战的原始本性也就会普遍苏醒。到那时，今天出于小市民眼光的“贫穷野蛮的藏区”也许已经不复存在。假如一心向佛、视身外之物为粪土、一生可谓“神圣单纯”的藏民族精神无处寻觅，而水泥丛林、汽车和无处不在的收费交易却遍布藏区，这哪怕由现在的国人来判断，也肯定不会认为是件好事。如果有人说这个假设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那么，就请在内地沿海找一找儒、释、道还能以非旅游方式的存在证据，或者到美国西部去找一找印第安人的部落吧！

　　当然，藏区人民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社会凝固起来，等待成为观光者们消费的历史文物。“两极发展”不失为比较好的战略选择。即“一地两制”，划出一些传统价值极大而现代化成本又极高的区域作为文化保护区，就像现在的丽江东巴文化保护区——当然面积更大。其余地区则用高度的技术理性进行大力度现代化控制开发。两极互补，价值互换。把藏区建设成中国和世界最大的后花园——现代世界的温室效应正在提升青藏高原动植物生长的海拔限，古老的荒山日渐变绿。也许要不了50年，那里会自然地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