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简要回顾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采用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对1950~2002年青藏高原安多地区草地游牧经济增长与发展历程作了定量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安多地区草地牧业有着显著的传统游牧经济特征,大部分时期的牧业产出增长都可归因于存栏牲畜数量增长和牧业劳动增长;国家和牧民个人的牧业资本投资在近期草地牧业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其数量有限,投资效率低下,较高的牧业资本增长率只带来较低的牧区牧业产出增长率。
[关键词] 安多藏区,草地牧业,增长模型,计量分析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运用经济学增长模型和计量分析工具,研究1950~2002年期间安多藏区草地游牧业经济的增长,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各个时期草地牧业的增长因素进行测定,旨在总结和发现过去50多年安多地区草地游牧业增长与发展的长期趋势、规律性特征。草地游牧业历来是青藏高原安多藏区的支柱性产业,对安多牧区草地游牧业的增长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弥补这一方面学术研究之不足,而且能够为国家制定牧区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决策依据。
一、背景
安多牧区包括:(1)青海牧区。含青海海南州、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玉树州(编者按:在藏族传统的地域划分中,玉树属于康区范围)、果洛州的全部地域,共30个县:玉树州的玉树、杂多、称多、治多、囊谦、曲麻莱6个县,果洛州的玛沁、甘德、久治、达日、班玛、玛多6个县,黄南州的河南、泽库、尖扎、同仁4个县,海南州的共和、同德、兴海、贵南、贵德5个县,海北州的祁连、海晏、岗察、门源4个县,海西州的乌兰、都兰、天峻3个县和格尔木市、德令哈市。其中贵德县、尖扎县、同仁县和门源县为半牧区,其余24个县为纯牧区。(2)阿坝牧区。含阿坝州的全部地域,共13个县:松潘、壤塘、阿坝、若尔盖、红原5县为纯牧区,汶川、理县、茂县、九寨沟、金川、小金、黑水、马尔康为半牧区。(3)甘南牧区。含除了临潭县和舟曲县两个农区之外的6个县市: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和合作市为纯牧区,迭部县和卓尼县为半牧区(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592~593)。
草地游牧业历来是青藏高原安多牧区的支柱性产业,迄今仍然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截至2000年,安多地区约有牧业人口125万人,其中青海牧区约60万人,阿坝州约40万人,甘南州和天祝县约25万人,牧业收入占牧业人口人均收入的80~90%以上(中国畜牧业年鉴编委会,2001:335~340);牧业净产值占安多牧区GDP的60%以上。可以肯定,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草地牧业仍将是安多地区的支柱性产业,牧民收入增长仍将高度依赖于草地牧业生产的增长。
青藏高原安多地区的草地牧业,是从历史上的部落游牧业演变而来的。安多地区的草地游牧业经济,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早在1万多年以前青藏高原地区就已经有人从事游牧活动(格勒,1993:8;多杰才旦、江村罗布,1995:8~9;丹曲、谢建华,2003:425~426)。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安多牧区的草地牧业仍保持着千百年延续下来的部落游牧业经济模式(陈庆英,1991),其主要特征是:草地部落公有,牲畜牧户私有;牧民按照既定的传统游牧方式在本部落草地范围内,驱赶牲畜逐水草而牧,随季节变换定期迁移,居无定所;大部分畜产品牧民自己消费,其余用来交换粮食、茶叶和日用物品。
安多牧区基本经济制度变迁(20世纪50年代~21世纪初)
阶段 经济制度 时 期 特 征
1 游牧部落制 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 草场部落公有,牲畜牧户私有
2 人民公社制 20世纪50年代末~80年代初 草场、牲畜人民公社集体所有
3 牲畜承包制 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 草场集体所有,牲畜牧户私有
4 草畜双承包制 1994年以后(迄今未完全落实)草场牧户长期承包,牲畜私有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里,安多牧区草地牧业和牧民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牧区经济制度依次经历了部落制、人民公社制、牲畜牧民家庭承包制、草场和牲畜由牧民家庭双承包制四个阶段的变革(表1)。畜牧兽医、畜种改良、草地水利设施、人工种草、草场围栏、畜产品加工设备、电力等现代畜牧业生产资本和技术,已逐步引入传统草地牧业生产。牧民的衣、食、住、用消费也越来越多地依赖商品购买,货币经济、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正在逐渐渗透到牧区社会的各个方面;牧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牧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通讯条件有了显著提高和改善。最近10多年来,在政府“牧民定居工程”的倡导扶持下,安多地区平均80%以上的牧户已经建起了长期定居点(表2)。
牧区半牧区县牧民定居率(2000年)
地区 牧民户数 定居牧民户 牧区半牧区/牧区(%)
青海牧区 108557 82449 75.95/75.14
四川牧区 245419 240587 98.03/92.3
甘肃牧区 180610 144676 80.1/82.69
合 计 534586 467712 87.49/81.7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2001)》第335~341页。四川牧区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所有牧区半牧区县;甘肃牧区除甘南牧区外,还包括其他14个牧区半牧区县。下同。
尽管如此,但从总体上看,安多牧区的经济迄今为止仍属于以草地牧业为主的传统游牧经济。
(1)牧区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低下。85~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牧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00年青藏高原藏族人口的城市化率仅为12%(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藏族城市人口占藏族总人口比率),远低于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37%)和西部10省区平均水平(28%)(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委发展司,2002)。牧区产业结构单一,草地牧业是安多地区藏族、蒙古族牧民的主要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在纯牧区,牧业收入几乎是牧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牧民人均收入仅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的1/2左右(中国畜牧业年鉴编委会,2001:335~340)。
牧区半牧区县草地资源开发利用状况(2000年)
序号 项 目 青海牧区 四川牧区 甘肃牧区
1 已利用草地面积 3068.24 1372.23 1215.27
2 累计种草保留面积 123.14 36.15 55.9
占已利用面积比例 4.01 2.63 4.60
人工草地保留面积 66.61 18.15 13.39
占已利用面积比例 2.17 1.32 3.42
3 累计围栏保留面积 184.96 47.27 56.93
占已利用面积比例 6.03 3.44 4.68
资料来源:《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2001)》第335~341页。面积单位:万公顷;比例:%。
(2)草地牧业生产仍采取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游牧业方式。近年来,虽然大多数牧民已经定居,但只是把牧区过去的冬春季临时性帐篷营地改造成了配有土木结构房屋和其它设施的固定定居点。受青藏高原高寒草地载畜能力的限制,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牧民仍然不得不随着季节变化,在一定草场范围内“迁徙游牧,逐水草而居”。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地自然生产力仅略高于沙漠——荒漠草地,是世界上生产力最低的草地类型之一,只有大范围迁徙游牧,畜群才能获取足够的牧草。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迁徙游牧,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仍然是适合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条件、高效利用草地资源的最佳生产方法。这也是游牧生产方式在安多牧区延续千百年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3)牧区半牧区的草地牧业生产仍然主要使用传统生产要素。人工种草、人工饲料、草场围栏、改良畜种、牧业机械等现代牧业资本,在各类牧业生产投入总量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表3),天然草场、传统畜种和牧民的劳动仍然是草地牧业的三大基本生产要素。
(4)牧区经济社会仍然保持着自给性、生存性的经济特征和传统游牧文化特征。目前,安多地区大部分牧民生产的首要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与以往不同的是,在现今的牧民消费结构中,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在提高、畜产品自给性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个人和家庭拥有牲畜数量的多少,仍然是安多藏区牧区社会衡量财富存量、判定富裕程度的基本尺度;增加存栏牲畜数量依然是牧民投资——储蓄的主要手段。
通过分析历史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中叶以来50多年安多藏区草地牧业的增长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牧业产出增长极不稳定。1950~2002年安多牧区牧业产值(按可比价计算的青海牧区、阿坝牧区、甘南牧区牧业产值总和,下同)的年增长率存在16个波动周期,平均每3.3年出现一次小波动,每9年左右出现一次大波动。
第二特征是牧业产出长期增长率呈递减态势。自1960年以来的42年里,安多牧区牧业产出有31年为正增长,占所有年份的74%;有7年为负增长,占所有年份的17%。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里,安多牧区牧业产出增长虽然逐渐趋于平稳,振荡幅度较以前显著缩小,大部分年份保持了正增长,但是最近22年的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80年的增长率。1963~1970年安多牧区8个州的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6.7%,1971~1980年为5.9%,而1981~1990年为2.3%,1991~2002年为2.4%。
上述两个趋势性特征,值得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安多藏区草地牧业增长为什么会出现频繁的波动振荡?1980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全国经济和西部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安多藏区的草地牧业经济反而出现了明显的缓慢增长趋势?
二、模型
草地游牧业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牧民利用牧业劳动、存栏牲畜、天然草场和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季节性迁移游牧,生产肉、奶、毛、皮和活畜(即出栏牲畜)等畜产品的经济部门。或者说,草地游牧业生产是以牧业劳动、存栏牲畜、天然草地为必备生产要素,或多或少使用牧业资本,取得牧业产出的经济活动。
显然,草地游牧业生产,可以用牧区牧业产出为应变量、牧区各类牧业生产要素投入为自变量的总量生产函数描述:
(1)
其中,Y表示一定时期内(一年内)牧区的牧业产出(yield),用牧业产值衡量。A(t)表示牧区现有的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包括无法用生产要素数量表达、且直接影响牧业生产投入产出对应关系的所有因素,主要是牧区的经济制度、牧业人口文化教育水平或人力资本、存栏牲畜品种结构和生产率、畜产品品种质量、牧业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等。L表示牧业劳动(labor),用牧业劳动人数衡量;Ks表示以存栏牲畜形式存在的活畜资本(livestock capital),用折合为羊单位的牲畜数量衡量;Km表示除存栏牲畜以外的其它物质资本(material capital),包括投入的兽医兽药、优良畜种、人工种植的牧草等人工饲料、草场围栏设施、牲畜饮水设施、牲畜棚舍、畜产品加工工具、畜产品储运设备、牧业生产用电等,用实物数量或者货币价值量衡量;R表示天然草场(rangeland),用牧区草地可利用面积的公顷数量衡量。
如果采用常用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牧区草地游牧业生产函数的形式,可得如下方程:
(2)
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性质,参数α、β、γ、δ分别表示牧业劳动L、存栏牲畜Ks、牧业资本Km、天然草场R的产量弹性,亦即α表示在技术水平A(t)不变、其他要素(Ks、Km和R)投入量不变的条件下,牧区牧业产出Y的变动率与引起这一变化的牧业劳动L的变动率之间的比率;β、γ、δ的含义与此相同。
草地游牧经济增长是指牧区牧业产出的增长。根据草地牧业生产函数,草地游牧经济增长就是一定时期内,由牧业劳动人数增长、存栏牲畜数量增长、天然草场可利用面积增长和草地牧业技术进步引起的牧区牧业产出增长。
对(2)式关于时间t作全微分,并在等式两端同除以Y,可得:令 , , , ,
则得到牧区草地游牧业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
(3)
GY表示一定时期内的牧区牧业产出增长率,GA表示同期草地牧业的技术进步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GL表示牧业劳动人数增长率,GS表示存栏牲畜增长率,Gm表示牧业资本增长率,GR表示草场可利用面积增长率。因此,只要获得参数α、β、γ、δ的值,就可根据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测定各个时期各种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在牧区草地牧业产出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或贡献率,并能够进一步判断草地牧业增长的模式、预测其未来增长趋势。
为了进行实证分析,还需要根据青藏高原安多牧区的实际以及可得的历史统计资料,对草地牧业增长理论模型中的有关变量作必要的简化和论证。
(1)关于安多牧区草地面积变化。引起牧区草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开荒垦殖,但是过去50多年安多地区开垦的草地面积占草地可利用面积的比例非常小。1952~2002年的50年间,青海省、阿坝州和甘南州共累计开垦草地68.36万公顷,占其现有草地可利用总面积3367.45万公顷的1.8%,同期累计退耕(含弃耕)32万公顷,占累计垦荒面积的47%,两者相抵,耕地净增面积占现有草地可利用总面积的比例不足1%[1](据农业部、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中科院自然资源综考委(1994)公布的《中国草地资源数据》,青海牧区6个自治州共有可利用草地面积3042.91万公顷,阿坝州可利用草地面积385.63万公顷,甘南州6个牧区半牧区县可利用草地面积238.91万公顷。1952~2002年,青海省累计开荒54.86万公顷,占青海全省草地可利用面积的1.7%,占青海牧区草地可利用面积的1.8%,其中的76%(41.56万公顷)为1958~1960年的开荒面积,其余大部分年份青海省的开荒面积均在0.3万公顷以下;此外,截至2002年,青海省历年退耕还草面积(包括弃耕土地面积)累计22万公顷,占累计开荒面积的40%(全国农业区划办,1991;青海省统计局,1984~2002)。1952~2002年,阿坝州累计开荒约6.5万公顷,占草地可利用面积的1.68%,累计退耕3.5万公顷,占累计开荒面积的54%(四川省民委、省统计局,1988;四川省统计局,1987~2002)。同期,甘南州累计开荒约7万公顷,占全州可利用草地面积的2.8%,累计退耕5.6万公顷,占累计开荒面积的80%(甘肃省计委、省民委、省统计局,1988;省统计局农调队,1980~2002)。)。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起牧区草地水利建设等投资,也有助于扩大草地可利用面积,这一因素可部分抵消垦荒造成的草地利用面积减少。据此,可以假定1950~2002年期间安多牧区草地可利用面积不变,草地牧业生产函数中的R可以作为常数处理。
(2)关于牧业资本。政府统计部门已公布青海牧区、阿坝牧区和甘南牧区的历史统计资料中,缺乏牧业资本或牧区牧业投资的系列数据,有1980~2002年青海牧区和甘南牧区牧业中间物质消耗的数据或参考系数。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年份的牧区牧业资本投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较小,并且主要集中在兽医兽药、人工种草、人工饲料、草场围栏设施、牲畜饮水设施、牲畜棚舍等“防灾保畜”措施方面,因而各个时期的牧业资本及其增长对牧业产出的影响,基本上可以通过存栏牲畜数量和存栏生产率反映出来。这样,可以把牧业资本Km及其变化归入草地牧业技术水平A(t)和技术进步率GA。对于1980年以后20多年,可以用牧区牧业中间物质消耗的价值代表牧业资本,以检验草地牧业物质投资对牧业生产的影响。
(3)关于参数α、β、γ、δ。由于已经假定草地面积R为常数,因此其产量弹性系数δ不需要估测。在一般的经济增长问题实证研究中,有关生产要素产量弹性系数α、β等的估算,通常采用各要素产量弹性系数等于该要素在产出中的相对份额,且各个系数之和等于1的假定(索罗,1991:3~4;谷书堂,2000:674)。而这一假定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欧拉定理:在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各要素的报酬由其边际产量决定,要素报酬之和恰等于总产出。显然,建立在这一假定之上的分析方法不能用于市场经济欠发达的青藏高原游牧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利用Cobb-Douglas函数的另一个重要性质来计算参数α、β、γ。把(2)式(其中R已设为常数,并考虑部分时段Km归入A(t)的设定)通过取自然对数可转化为如下多元线性函数形式:
(2a)或者
(2b)
这样,只要取得足够多的牧区牧业产出、牧业劳动、存栏牲畜、牧业资本的历史统计数据样本,代入上式,就可通过回归分析测算出常数项、以及参数α、β、γ的值,从而可得(2)式的具体函数形式。并可进一步利用(3)式分析各个时期的牧区草地牧业增长。从理论上讲,由于牧业劳动、存栏牲畜数量和牧业资本(牧业中间物质消耗)是牧区草地牧业的生产要素,其增减变化与牧业产出正相关,因而期望回归系数α、β、γ的结果为正值,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三、数据
本文中的安多牧区仅指玉树州、果洛州、海南州、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阿坝州和甘南州8个以草地牧业为主的自治州,不包括其它藏族聚居地区;其中,青海牧区指青海省的6个自治州,阿坝牧区指阿坝州,甘南牧区指甘南州的6个牧区半牧区县而不包括临潭和舟曲两个农业县。
分析采用的基础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政府统计部门发表的历史统计资料。青海牧区1949~1983年数据资料,主要来自《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0)》(青海省统计局,1990:442~516)中的“州、县历史资料”,青海省统计局出版的历年《青海统计年鉴》,青海省《五十年闪光数据》(青海统计局编,1999)。1984~2002年数据资料,全部来自1984年以后出版的历年《青海统计年鉴》或《青海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阿坝牧区1949~1985年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四川省民族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历史资料(1949~1985)》(四川省民委、四川省统计局,1988)。1985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四川省统计局出版的历年《四川统计年鉴》。
甘南牧区1949~1980年数据,来自《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基本统计资料(1949~1986)》(甘肃省计委、省民委、省统计局,1988)和《甘肃民族经济》(甘肃省计委、省统计局,1993)。1980~2002年数据,来自甘肃省统计局编《甘肃省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农业)》1980~1989年各卷,以及甘肃省统计局出版的历年《甘肃农村经济年鉴》和《甘肃统计年鉴》、《甘肃年鉴》。
此外,还参考其他文献中提供的与安多地区草地牧业和牧区经济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数据及背景资料(本文还参考了以下文献提供的安多牧区历史统计数据和其他相关背景资料:(《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1999),《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49~1989)》(国家民委、国家统计局,1990),《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1949~1989)》(农业部、国家统计局,1991);《当代青海》(《当代中国》编委会,1991),以及玉树州、果洛州、海南州、海北州、海西州、黄南州的《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编写组,1984~1985);《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1993),《四川藏区发展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经济研究会,1998),《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阿坝州概况编写组,1985),《当代阿坝》(《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1993);《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志》(甘南州畜牧志编委会,1993),《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甘南州概况编写组,1986)等。),对上述统计数据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安多牧区所有数据均为青海牧区、阿坝牧区和甘南牧区相关数据的总和或加权平均数。牧业产出Y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牧业产值(万元),并按价格缩减指数统一折算为1990价格计算的产值。牧业劳动L用牧区农牧业劳动人数或牧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代表。存栏牲畜数量Km按照通用标准折合为羊单位(绵羊1,山羊0.8,大牲畜5,猪1),同时对每年大牲畜存栏数中的役畜数量,一律按照0.3的系数作了扣减,亦即设每头役畜的畜产品生产率为一般大牲畜的70%。牧业资本用牧区牧业中间物质消耗代表,并用中间物质消耗的当年价值占牧业产值当年价值的比重计算出系数,推算本年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中间物质消耗价值。考虑到劳动人数和存栏牲畜数量通常为本年年末统计数据,也即第2年年初投入数量,因此计算过程中各年份均采用当年牧业产值与前一年的劳动人数和存栏牲畜数据,每年的牧业中间物质消耗均采用当年数据。限于篇幅,汇总后的基础数据表从略。
四、计量分析
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牧业资本或牧业中间物质消耗的历史资料和其它数据,因此对过去50多年安多牧区草地牧业发展进程的计量分析,只能主要借助于只包含牧业劳动和存栏牲畜两个自变量、牧业产值为因变量的简单模型(2a)。依据玉树、果洛、海南、海北、海西、黄南、阿坝、甘南8个州1949~2002年的牧业产值及年末牧业(农业)劳动人数和年末存栏牲畜数量的汇总数据,估测了安多牧区草地牧业的二要素生产函数(2a)的回归系数,结果见表5“模型1”。其中剔除了1958年、1959年、1960年3个异常年份的数据。同时,利用青海牧区和甘南牧区的统计资料,估测了1980年~2002年期间包含牧业资本或牧业中间物质消耗的三要素牧业生产函数(2b),即表5中的“模型2”。结果表明:
(1)安多牧区草地牧业产出主要依赖劳动人数和存栏牲畜数量。1950~1980年和1980~2002年两个时段的回归方程“模型1”中,农牧业劳动和存栏牲畜数量的产量弹性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这与经济学理论及经验一致。两个时段的方程拟合优度R2都在0.9以上,说明估测出的二要素生产函数可解释过去50多年安多牧区牧业产出90%以上的增减变化。同时证实了以往大多数时间安多牧区草地牧业主要依赖于牧业劳动人数和存栏牲畜数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游牧经济特征。
(2)安多牧区1980年以前和以后的草地牧业生产特征有较大的变化。除表5列出的评估结果外,还对其它各个时期作了回归分析,虽然具体数据有一定差异,但都显示出如下特点: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前,存栏牲畜数量的产量弹性系数大于牧业劳动人数的弹性系数,在此之后则相反。这种变化在1980年以后尤为明显。对照表5“模型1”两个时段的数据可以看出,1950~1980年期间,其它条件不变,如果牧业劳动增长10%,牧业产出将增长5.91%;如果存栏牲畜数量增长10%,牧业产出将增长8.63%。1980~2002年期间,牧业劳动的产量弹性已升至1.685,而存栏牲畜数量的产量弹性则降到了0.267。
安多牧区草地牧业生产函数估计
因变量牧业产值(LogY)
自变量 1950—1980 1980—2002 1980—2002
常数项 1.528 2.114 3.477
(3.477)*** (1.328) (2.821)***
LogL-1 0.591 1.685 0.669
(2.346)** (13.878)*** (2.237)**
LogKS-1 0.863 0.267 0.269
(6.163)*** (1.885)** (2.340)**
LogKm 0.281
(2.132)**
R2 0.953 0.928 0.956
F值 231.291*** 129.708*** 136.360***
n 27 22 22
注:模型1指方程(2a),为青海牧区、阿坝牧区和甘南牧区汇总数据评估结果;模型2指方程(2b),为除阿坝州之外的青海6个州和甘南牧区的汇总数据评估结果。括号内数据是t统计量。***、**、*分别表示0.01、0.05、0.1显著水平。LogL-1、LogKS-1为前一年末的牧区农牧业劳动人数和存栏牲畜数量的自然对数,LogKm为当年牧业中间物质消耗的自然对数。
值得注意的是,安多牧区草地牧业生产函数特征的变化,恰好同如下历史事实相对应:第一,1980年以后,牧区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经济制度改革,同时更多地引入了新的牧业技术和生产经营方法。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牧业资本投入增加是否改变了安多地区延续已久的草地游牧业生产特征?第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安多牧区出现了普遍的草地严重超载现象,存栏牲畜数量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1990年前后安多牧区草地超载率达到了80%,此后的10多年存栏牲畜数量一直呈下降状态,目前草地超载率仍维持在30%左右(见图2)。持续的超载一方面导致草地生态退化加剧,另一方面引起存栏牲畜生产效率降低。这是不是导致草地牧业生产函数特性变化的原因?第三,同生产函数特征变化相对应,1980年以后20多年安多牧区草地牧业产出增长率明显低于此前的20多年。二者之间到底存在何种联系?这些问题有待更多证据来证实,本文不做深究。
(3)牧业资本投资确实对牧区草地牧业产出有明显的正面作用。表5“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牧业资本或牧业中间物质消耗,估测出了包含牧业劳动、存栏牲畜、牧业资本三要素的生产函数自然对数形式。拟合方程的各项参数都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对比1980~2002年“模型1”和“模型2”的各项数据可以发现:第一,牧业中间物质消耗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说明牧区牧业生产的政府投资和牧民私人投资,对牧业产出和牧业收入具有正面效应。第二,增加牧业中间物质消耗后,“模型2”比同期“模型1”的拟合优度R2略有提高,意味着三要素模型比二要素模型更具解释力。第三,引入牧业资本后,存栏牲畜的产量弹性几乎未变,而劳动的产量弹性系数则大幅度下降。这说明二要素模型中劳动弹性系数中的一部分应归入牧业资本产量弹性系数。第四,三要素模型中,劳动的系数大于存栏牲畜系数和牧业资本系数。这意味着近期安多牧区牧业产出对劳动人数增减更加敏感。
注:图中曲线为安多地区8个州草地承载指数。理论载畜量=100。安多牧区理论载畜量为3880.5万羊单位(农业部、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中科院自然资源综考委,1994)。
六、结论
本文在简要回顾历史变迁进程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方法,采用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对1950~2002年青藏高原安多地区草地游牧经济增长与发展历程作了定量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53年安多地区草地牧业平均10年期的产出增长率呈递减趋势;(2)安多地区草地牧业有着显著的传统游牧经济特征。大部分时期的牧业产出增长都可归因于存栏牲畜数量增长和牧业劳动增长。(3)安多地区以往各时期的牧业生产高度依赖于存栏牲畜数量。各时期存栏牲畜的产量弹性、年均增长率的递减趋势,与同一时期牧区牧业产出增长率递减趋势同方向变化,充分证明安多地区草地牧业具有强烈的粗放型增长特征。(4)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和牧民个人的牧业资本投资在近期草地牧业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其数量有限,投资效率低下,较高的牧业资本增长率只带来较低的牧区牧业产出增长率。这一点与资本稀缺状态下资本效率更高的经济学理论不符。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5)在本文增长模型架构内,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在安多草地牧业增长中的作用不太明显。
如何扭转安多地区草地牧业增长停滞态势,促进青藏高原牧区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根据本文分析结果,由于青藏高原安多地区草地超载退化严重,今后一段时间本地区存栏牲畜数量将进一步负增长;而且牧区人口增长缓慢;因而依靠传统的劳动人数增长和存栏牲畜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增长途径,不可能加快牧区经济增长。所以,促进安多牧区草地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只能是:(1)增加牧业资本投资,提高投资效率,以牧业资本投资增长推动牧区经济增长。由于当前牧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私人储蓄和积累有限,因此增加政府对安多地区的牧业投资,对于解决牧民增收问题尤为必要和重要。(2)进一步加快牧区市场经济改革步伐,促进传统草地游牧业向市场化、商业化的现代牧业转变,以制度创新推进牧区经济增长。(3)推广和普及适合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条件和藏族地区文化环境的草地牧业技术,提高牧民文化教育水平,以技术进步推动牧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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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艾,男,藏族,1962年生;西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青藏高原牧区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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