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胡同记忆 西楼巷里的大鼓词

    

    1934年出版的地图

    在地安门十字路口西南边，有条不起眼的小胡同叫西楼巷，1999年修建平安大街时，胡同的东边被拆掉半拉。我查过一些资料，有关西楼巷的记载少之又少。相邻的胡同像恭俭胡同、油漆作胡同，则多有记载。记得胡同西口有个陈旧的二层青砖小楼，应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我小的时候，那里曾是个国营小副食店，不知西楼巷是否由此得名。

    当年，我家住在西楼巷中部路南的一个四合院，院子里共住有四五户人家，虽不沾亲带故，却都亲如家人。生火做饭，奔忙劳碌，吵吵闹闹等生活情景，依旧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

    院子里北屋住着老少三代，我要分别以姥爷、姥姥、舅舅等相称。这位姥爷整天抱着本大辞海，天天翻、时时看。出门总是一身整洁的中山服，就连上个厕所也从没见邋遢过。姥爷平日里话不多，早睡早起，说是到什刹海边上的小树林吸氧去：那小树林就是个天然大氧吧！几十年前，这“时髦”词儿就常挂他的嘴边了。他家育有六个孩子，头四个子女分别考取了北大、南开、地质学院等大学，剩下两个赶上“文革”，则分别去了东北和陕西插队落户。从此，他家日渐冷清。

    再说南屋这家，夫妇俩当年也就四十多岁，我叫他们二舅、二舅妈，有子女五个。这个二舅据说是印刷行业的大佬，曾任职某印刷厂厂长。听说二舅那个印刷厂曾专印《毛泽东选集》，真是威风了得。二舅妈则是街道干部，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每天忙忙碌碌。他们的五个子女有三个分别在新华和外文印刷厂上班，有两个儿子被推荐“考取”了大学，成为当时令所有人羡慕的工农兵学员。记忆中当年二舅下班总是推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嘴上叼着个梨木疙瘩大烟斗。支上自行车，二舅妈递上早就泡好的花茶，二舅便坐在板凳上抽烟，大烟斗时常发出吱吱的响声。天热的时候，他们家就在家门口摆个饭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二舅经常有小灶待遇，常有馒头和肉菜相伴。四个儿子个个赤裸着上身，脊背上淌着汗珠，守着一盆熬白菜、炖土豆之类的“大菜”，手里攥着个大窝头，狼吞虎咽。

    还记得院里西屋住着位崔姥爷和崔姥姥，崔姥爷腿脚有点残疾。听说是年轻时为躲避空袭掉防空洞里所致，还有个说法是当年抓夫当兵打仗，夜里小解时掉战壕里跌伤成疾，以上经历其真实性待考，崔姥爷对此笑而不语，从不多加辩解。崔姥爷平时总坐在屋门前，眼睛专注地观察着院子里的动静。遇有生人闯进院子，自然躲不开崔姥爷的盘问。崔姥爷遇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别让我着急，我要是站起来可麻烦！”知情者听了忍俊不禁，北京人的幽默可见一斑。

    他身边有个小儿子乳名小秃，我叫他小舅。这小秃从小落下的残疾乃人为所致，据说在刚出生清洗身体时被家人掉到脸盆里，凉水将脸部激着了，造成五官变形，视力严重受损。长到十几岁时，巧遇单弦名师谭先生，名师看着小秃以怜惜口吻道：“我给这孩子碗饭吃吧！”从此，小秃拜谭先生为师，苦学单弦演奏。都说眼疾者对乐器有特殊的感悟，这小秃以后从单弦到琵琶、二胡等民乐样样精通。长大成人，步入江湖后小秃真的靠一把单弦闯天下。在“文革”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年代，什么“八达岭下一山村，那个山村名叫向阳屯……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的大鼓词不绝于耳。但小秃脸盘特小，几乎没有下巴，五官排列也不整齐。就因为这，在有重要演出的时候，主办方与其商量，看能否在后台演奏？小秃闻言大怒，抱着单弦起身就走。嘴上嘟囔着：“宣传毛泽东思想，光明正大……”

    那时候小院里家与家，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和谐融洽，家家隐私几乎为零。一般家里都有“留守人员”，即使出门不在家，你准能在他家窗台上、花盆下或鞋窠棱儿里找到他家的门钥匙，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到月底发粮票的来了，老人们就会喊着我的小名说：“二子，去把我们家粮本拿来。”我听罢随即转身跑进他家，熟练迅速地拉开抽屉，取出粮本（其中还有户口本、副食本、粮票等）而不会有半点迟疑。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密码，就是秘密都很少能保住。一个夏天谁家吃了几个西瓜，谁家吃独食（意思是关起门自家人独吃）那都是一清二楚……

    时光转瞬即逝，几十年过去，如今西楼巷已物是人非。我家早已搬到单元房，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是感觉还缺点什么。

    文章来源: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