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赛里的中国赌客

    公安厅的同志们走了，国内许多媒体兄弟们都盯上了辽宁省公安厅。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直接办案，这让国内许多媒体每天不厌其烦地联系我们。

    "有啥最新消息吗？"

    "李应发的儿子也被抓起来了？"

    "戚务生也协助调查了吗？能核实一下吗？"

    ……

    两三天内，足坛不断有人被媒体冠以"协助调查"的荣誉称号，而"被调查者"辟谣的速度也很神速。

    戚务生，国内知名教练。他卷入这场风暴，让很多人大为不解。

    早在2006年1月，戚务生被聘为广药队主帅。那时的大戚被当成了广州足球的救星。是年年初，日之泉（广州队先后更名为太阳神、广州吉利、广州香雪、广州日之泉、广州广药）宣布退出广州职业足球，广药集团仓促上阵。他们入主后就有大手笔，聘请戚务生出山，以求当年实现冲超。遗憾的是，广药最后与中超失之交臂，大戚选择离开广药。

    大戚既然和广药发生过关系，广药出事儿了，人们很自然联想到他们是否有"私生子"。

    面对媒体披露"戚务生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大戚向记者断然否认："我最近一直在家陪小孙女，有时间还打打高尔夫，也去鸟巢看过舒马赫的比赛，从来没人找我，要求我协助调查。"

    李应发，曾率领辽宁足球队连获十届全国比赛冠军，可谓辽足功勋中的功勋。他儿子李雪柏也在辽宁队踢过球，后来跟着王鑫去了新加坡。因为王鑫在新加坡涉嫌赌球，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李雪柏自然也成了被怀疑对象。

    我打电话给李应发，电话里，能感觉出他那深深的无奈。

    "洪军啊，我最近接到的全是询问儿子的电话，'被调查'的说法纯粹是胡说，我儿子从新加坡回来之后，半年前为公安机关作过一次证，当时警方调查王鑫的事，雪柏那次作完证后，也就远离足球了，做点儿和足球无关的事儿。"

    在新加坡事发后，王鑫逃之夭夭，李雪柏被判入狱。

    面对这一事实，李应发解释说："有这事儿，雪柏当时打假球，全是王鑫指使的，不打就威胁那帮孩子。王鑫出事后跑了，球员们却被判入狱，这到哪里去讲理？"

    足坛打假风暴，李应发觉得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儿。

    "我在足球圈里几十年了，曾经也有人找过我，大意是让我配合他们做球，承诺给我多少钱，我很干脆地拒绝了。我喜欢的职业决不能被玷污！谁不信可以去查，不论在辽宁队，还是大连队，还有后来到青岛、哈尔滨，我的球队都是干净的！"

    在中国足坛，敢说自己干净的人不会太多。在一线队当球员或教练，出淤泥而不染，这是品质与意志力的合力使然；而像李应发这样敢称干净的人，也不排除他们脱离一线队是一种幸运，就像杨玉敏说的那样，这是上帝的眷顾……

    新加坡赌球案终审，是在2008年4月中旬。

    那时，中国正全力以赴忙着奥运火炬传递工作，中间还伴随着其他一些事情的扰攘，这桩赌球案便有意无意地被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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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广原均由清一色的中国球员组成，该队在2007年首次加入新加坡联赛。比赛中，前锋赵志鹏和其他六名球员接受了俱乐部总经理王鑫的贿赂，在新加坡联赛的三场比赛中故意输球。

    当时的宣判结果是：辽宁广原球会球员赵志鹏获刑五个月，辽宁广原另外六名球员（李雪柏、王林、董雷、李铮、彭志毅和佟迪），除了其中一名最年轻的球员被判入狱四个月外，其余五人均被判入狱五个月。

    阎世铎2000年4月正式入主中国足协，2005年2月狼狈下课。阎世铎在任期间，赶上2002年中国足球冲进世界杯，但他这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他在中国足坛那种高谈阔论、华而不实的印象。

    阎世铎在任期间，正经历了"渝沈之战"和"龚建平事件"。客观上说，"渝沈之战"是中国足坛第一个影响最大的假球，刚上任的阎世铎最后以停赛和罚款的方式处理了当事人，实际上等于为中国足球的混乱无序埋下了祸根，最后导致了十年后的假球和赌球泛滥。

    如果说"渝沈之战"给刚刚上任的阎世铎一个措手不及，那么2001年由宋卫平等人发起的打假扫黑风暴，又让阎世铎错过了一次拯救中国足球的机会。当年，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把涉嫌受贿的裁判名单以及相关证据递交给阎世铎。阎也表示要严加惩治，但最后只有龚建平一人落网。

    后来的阎世铎开始疲于奔命了。到了2004年，在失控的联赛赛场上，阎世铎所有的对足球改革的理想都已成为强弩之末。这年10月，以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北京国安、青岛颐中以及辽足为代表的七家俱乐部联手向足协发难，要求"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对足球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所谓的"G7革命"。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国安。因为不满主裁判周伟新的点球判罚，北京现代罢赛。比赛在中断12分28秒之后，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成为后来G7革命的导火索。北京国安罢赛后，大连实德的徐明插了进来。他组织七家俱乐部联合向足协发难。

    7大本营选择在香河，这里是北京队训练基地。他们起草了几十份文件，还写出了厚厚的"施政纲领"。当时，G7联盟在上海、北京等地秘密集会十多次，他们需要一个舞台和足协面对面摊牌。

    颇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事件中，徐明发动的主要是民企俱乐部，G7中只有国安一个国资背景的俱乐部。而其他国资俱乐部像鲁能、泰达等，全部站在了足协一边。

    阎世铎哪见过这阵势，他显得无计可施。此时，还是南勇老谋深算，他建议阎世铎联合地方体育局，以行政手段来扼杀"G7革命"。

    2004年10月26日，北京某宾馆的会议室，中超投资人会议召开。

    阎世铎不再惴惴不安，他的脸上偶尔有不易察觉的得意。他的身边坐着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上海市体育局局长、辽宁体育局局长等十几位重要官员。会议开始了，在徐明的示意下，张曙光正准备散发G7的材料时，阎世铎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还想闹？只要我们五位(阎世铎、南勇、薛立、张吉龙、杨一民)副主席还在足协，足协就还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就不允许你们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阎世铎一发怒，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和时任上海市体育局局长的金国祥也先后站出来声援阎世铎和足协。一时间，各地体育局局长纷纷指责G7的行为，什么"文革那一套现在是行不通的"、"闹下去就是中国足球的罪人"等。阎世铎的盟友狂轰滥炸后，徐明等一时发蒙，本来想革命，最后却被革命了，怎么办？

    徐明清楚地知道，G7单独对付足协还是绰绰有余的，可足协一旦联合求助诸如体育局这样的政府机构，G7的革命难免前途暗淡。足协可以借总局名义求助各地体育局，各地体育局"镇压"不了，他们还可以找当地政府。而在中国，哪个投资人敢得罪当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