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灵中原——“第一王都”的诞生背景摘自

    《最早的中国》　许宏著 　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朝文明何以诞生于中原呢？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中原在东亚大陆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利”。

    东方“大两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温床

    东亚大陆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又可以再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即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方季风区。前两区的自然环境较差，人口稀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后者又可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四个地区，其中东北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不可能成为农业起源的地区，文化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阻碍；华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食物资源非常丰富，在史前时期没有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从而也影响到史前文化的发展。

    在东方季风区中，华北和华中的自然条件最好。华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多在400～500毫米左右，为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华中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达1000～1500毫米左右，而且水热同步，四季分明，是全球同纬度地区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两个地区都有漫长的冬季，食物比较匮乏，需要寻找能够长期储藏的食物资源以弥补冬季的不足。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某些可以栽培的野生谷物，华北有狗尾草和野生黍，可以培植为粟和黍；华中有普通野生稻，可以培植为栽培稻。因而这两个地区便成为旱地粟作农业和水田稻作农业起源的大温床。这两大农耕区的分界，大致在秦岭与淮河一线，延续至今。在新石器时代，这里逐步形成两大农业体系，聚落众多，人口稠密，这就为日后中国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鉴于此，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孕育出中国文明的这两大流域称为东方的“大两河流域”；而中国古代文明，实际上是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是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要大得多的两河流域文明。

    中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

    由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优越，地理位置适中，又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所以在往后的发展中总是处在领先的地位，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在这个核心地区之中的中原地区，又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能够博采周围各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形成为核心之中的核心，自二里头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各地史前文化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这“大两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的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

    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既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几千年连绵不断，就是与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结构与民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

    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

    从水系上看，处于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有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而临近黄河主干道的洛阳至郑州一带当然属于黄河流域。这些中原城市，给人的印象都是与黄河邻近的城市，但其以南直接就是南方的大水系。指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它是连接中原与南方各地的交通孔道，中原在南北交通上处于极为重要的枢纽地位；其二，是与南方水系相关联的生态环境，和与黄土地带所代表的黄河水系的生态环境，在嵩山南北一带相交错。

    再看看洛阳至郑州一带与黄河以北地域的关系。即使在整个黄河流域，洛阳至郑州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可以安全地渡过黄河，维持安定的南北间交通的适宜之地。而且，在黄河以北，连绵的太行山脉由南至北纵向隔断华北地区，就中原与黄河以北的交通而言，有沿太行山脉东侧连接燕山南北一带的通道、沿其西侧的晋中盆地连接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中南部的通道。中原恰好位于这两大通道的南端，是两者的交汇之地。

    以黄河冲积平原相隔，中原也正位于以西的关中平原和以东的海岱地区之间，是与东西双方保持紧密的交通联系的重要孔道。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可达黄河下游；向西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关中甚至更西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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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中原正处于东亚大陆东西、南北间交通中枢的位置上。如后所述，在二里头时代，带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物，在燕山南北、鄂尔多斯、甘青一带、四川成都盆地、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以及华南等地，即上述交通要道终点所在的远方都有发现。二里头文化横跨嵩山北侧的洛阳盆地与嵩山南侧的颍河、汝河流域，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也整合为跨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政治实体，更将其势力扩展至黄河以北，形成东亚大陆前所未有的地域关系的中心点。

    两大农业区的交汇带

    另一方面，中原又是东亚大陆东西、南北生态地理条件各异的诸地域的交叉区。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粟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的交汇地带。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即建立在以粟作农耕和稻作农耕为主的多元农业的基础上。

    史前时期多数地域性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往往因适应单一的环境而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之上。如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建基于稻作农业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类文化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进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走进进化的“死胡同”。假如环境变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基础发生动摇，这种社会就难以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极有可能因其脆弱性而走向衰退甚至崩溃。二里头的崛起与飞速发展，与这种模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的互补，可以使其更大程度地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业基础而大大增强了生命力。

    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

    如果您面前有一张彩色的中国地形图（参见图3-4），您会很自然地发现前述中国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基本上是由三个大的色调来表现的，即青藏高寒区大体呈褐色、西北干旱区大体呈黄色，而东方季风区则大体呈绿色。其中，后二者的交界线由东北绵延斜下而至西南，划分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地理板块。

    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教授指出：东亚大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笔者在早年梳理中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材料时，也发现面向内陆的部分，瓮棺葬较多见；而面向海洋的部分瓮棺葬则极罕见。

    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两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即中国西北部和中原地区的西部为一个共同体；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东部为另一个共同体。他把这两个文化共同体称为西北部文化圈和东部沿海（或东部）文化圈，认为两大文化圈之间在技术和审美的若干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并指出两个大文化共同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从地理和文化上看，中原都处于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

    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广大地域，曾普遍使用过两种三足炊器，即实足的鼎和空足的鬲。因而曾有学者把中国古文化称为“鼎鬲文化”。鼎分布于海岱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中原地区的东部和南部；鬲则分布于整个华北西北部、中原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从宏观上看，两者的交错区域正好位于洛阳至郑州一带，这也正是东亚大陆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地。二里头文化先盛行用鼎，后亦用鬲，鼎鬲共存，暗寓着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和面向海洋的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高度兴盛的王朝文明正是这种碰撞和融合的产物。苏秉琦教授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

    作为王朝文化之先导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地带。其后的商、周王朝时期，伴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圈的扩大，属于华北系统的鬲扩散到了长江流域和海岱地区。同时，东南系统的鼎在早期王朝时代的中原，作为陶器器类之一种走向衰退，但却作为中原王朝青铜礼器的代表性器物而得到重用，成为商、周王朝礼仪用器的核心。兴起于中原王朝的、作为青铜礼器之制造基础的陶范制作技术，实际上是新石器时代后期兴盛于华北文化系统的制模技术，与东南文化系统中发达的快轮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窥见中国文明形成的文化史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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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盆地：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

    洛阳盆地地处黄河中游的河南省西部，属中原腹地。从东西方向看，这里正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该区域的地貌大体可分为山地、丘陵、平原三大类型。盆地内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形。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盆地呈东西狭长的椭圆形，地势自东向西倾斜，盆地内西部海拔150米左右，向东逐渐降至110余米。整个盆地的总面积逾1000平方公里。

    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茂。肥沃的冲积平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使之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显然也有利于军事防卫，盆地周围山峦相交处的交通孔道上，历代设有多处关隘要塞，号称“东有成皋轩辕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因此，洛阳盆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

    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论述了洛阳盆地所具有的多重过渡性特征：气候方面，这里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地形方面，这里处于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的过渡带；纬度方面，这里处于中纬度向高纬度的过渡带；经济文化类型方面，这里处于粟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过渡带；文化传统方面，这里则是四方文化的辐辏之地。这些过渡性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多重边缘效应（edge Effect），使洛阳盆地不仅具有多重的生态适宜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环境承载力，从而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建于盆地内的都邑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周王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都分布在盆地北侧宽广的二级阶地上，显现出以盆地周边山脉为屏障，以整个盆地为“大郭”的气势。中国古代以水之北、山之南为“阳”。上述几大都邑，都位于古洛河的北岸（隋唐洛阳城虽跨河而建，但其重心仍在洛北），是为“洛阳”。而二里头遗址是其中最早的一处，因此可说是最早的洛阳。

    二里头：“文化杂交”的硕果

    有学者引进生态学上交会区（ecotone）和边缘效应的概念原理，指出在这样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中原文化区系才能从四面八方吸收各地优良文化因子与本身文化融合为一，从而产生了杂种优势文化。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与四周文化所产生的杂种优势文化。这一概念颇具启发性。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何其相似：单一的经济，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内部封闭而高度发达的祭祀政治。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缺乏“文化杂交”，它很早就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则颇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处理共同体内外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成熟。只有具备了这种“杂交”之利，经历冲突、磨合和阵痛，才容易达致文明的高度。

    二里头的这种“杂交”融合的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农耕社会与畜牧型农耕（游牧）社会的交流融合，粟作农业与稻作农业的融合，建基于两大农业体系的不同信仰祭祀系统的融合，以及鼎文化与鬲文化的融合，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融合，等等。这些内容都将在下文中逐步展开。《最早的中国》许宏著 科学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