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固山执政贝勒:清太宗之侄多罗克勤郡王岳托

    

    岳托曾出征朝鲜攻克平壤城，这是平壤城之北门玄武门。资料图片

    岳托所在的两红旗之甲胄。资料图片

    岳托是和硕礼亲王代善的长子，太宗之侄。因其自幼丧母，继母苛刻而父亲代善亦待之甚薄，故太祖大妃孟古姐姐(太宗生母)受命将其与皇太极一同抚养。两人虽为叔侄，但年龄仅相差6岁，同吃共住，故岳托曾被太宗称为“我母后从幼抚养之弟”，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兄弟”之情。其后，岳托亦在太宗诸子侄中效力独多。本是相交绸缪，岂料岳托却因其妻是哈达格格莽古济(太祖第三女)次女等缘故，备受牵累而多次降爵，初封亲王却以多罗贝勒之爵辞世，克勤郡王不过是其死后之追封，而且还差点遭受身后之刑，平生际遇令人唏嘘。

    龙种麟角，骐骥干城

    岳托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母为代善之嫡福晋李佳氏，是太祖孙辈中一位难得的军国干才。太祖朝，岳托冲锋陷阵，攻辽沈，征蒙古，与父亲代善同掌两红旗，天命六年(1621)时，已成为后金国著名的“十固山执政贝勒”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太祖驾崩。在汗位虚悬的关键时刻，是岳托与弟贝勒萨哈廉共议，来至父亲代善居所，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四贝勒(即清太宗皇太极)“才德冠世”，先汗称意，众贝勒亦心悦诚服，“当速继大位”。于是，代善在翌日向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硕托、豪格等提议立四贝勒为汗，以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的形式拥立了新汗。因此，太宗入承汗位，除了他本人“智勇俱全”外，岳托的倡议亦至关重要，是岳托出头使得上述一切名正言顺，立下首功一件。

    天聪元年(1627)正月，太宗命阿敏为主帅领兵出征朝鲜，岳托、济尔哈朗等随征。此次出兵朝鲜，实是乘后金国与明朝议和之间隙，若明军或蒙古察哈尔乘虚来攻，后金国必岌岌可危，故太宗指示阿敏，只要朝鲜求和盟誓，即可班师还朝。不料，阿敏却有意久居朝鲜，滞而不归。其时，又是岳托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我国中御前禁军甚少，蒙古与明皆我敌国”，一旦边疆有战事，回师必不及，当未雨绸缪。于是，联合济尔哈朗与阿敏分兵驻营，而且劝济尔哈朗速去谏止其兄，说“我自率我二旗兵还。若两红旗兵还，两黄旗、两白旗兵亦随我还矣”。同时，又以朝鲜国王李的族弟李觉为质，遣官与朝鲜国王、议政大臣等共相约誓议和后，才将既成事实告知阿敏。陷入孤立的阿敏，最后不得不服从众议而迅即班师。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岳托对太宗之忠心苍天可鉴。对此，太宗亦赞许有加。几年后，岳托之弟硕托随阿敏弃永平等城逃归沈阳，议其罪时，硕托表示自己曾力谏，无奈阿敏不听。太宗回答道，阿敏不听你就随之而回，如果他去投敌国你也去吗？你若能像岳托在朝鲜时那样，后金国就不会坐失永平了。

    天聪三年(1629)十月，太宗亲征伐明。当大军行至次喀喇沁之青城时，代善和莽古尔泰夜入御幄，不许诸贝勒大臣入内而与太宗密议说，我军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而粮匮马疲，即使攻入明边，也是敌众我寡，故建议太宗立即班师。太宗虽不满，但面对两大贝勒的共议，又不得不做出让步。两大贝勒走后，岳托、济尔哈朗、豪格等众贝勒入帐来至近前，见太宗闷闷不乐，岳托即请太宗明示。当岳托得知两大贝勒提议退兵时，立即与众贝勒令八固山额真至两大贝勒营地集会会议此事，最终迫使代善与莽古尔泰收回成议，此时已是当日深夜子时。此次征明，多亏岳托等人坚决支持太宗的伐明之策，后金国不仅攻取了遵化、永平等4城，且在兵围京城期间巧施反间计，使得崇祯帝误杀了抗清明将袁崇焕。所有这一切，若离开岳托的当初力争必将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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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在治国方略上，岳托也是颇有见地。天聪五年(1631)三月，太宗命议政之诸贝勒直言时政。岳托奏称，汗即位6年，虽无不义之举，但亦有“微疵小过”。俗话说，“由小滋大”，臣若知而不言，则有负汗王。如今国内“刑罚不平，国人怨望”，罪在臣等。因为“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请汗擢用直谏之士，“重黜奸邪，亲近忠良，屏斥谗佞”，那么群臣都会争做正直之人。依臣之见，汗欲息民怨，则需委派廉明正直之臣主诉讼；汗欲国家丰裕，则要严察国中祭祀祝祷之靡费，禁止焚烧“九衣七帽”之奢华；汗欲屏息奸佞，则要将讦告诸贝勒之人断隶别旗。同时，岳托又说，自古以来都是臣有进谏之责，而今汗“自责求谏”，真乃圣明，但要务实避免走过场。岳托之言，言简意赅且直指要害，其建议后多为太宗采纳，如制定祭祀条例以禁止奢靡浪费，颁布《离主条例》使国法“不遗贵戚”，限制满族统治集团的胡作非为，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此外，通过上述奏闻亦可看出，岳托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后，太宗设置六部，即委任岳托执掌兵部，授以后金国之兵权，彼此间信任有加。

    天聪五年(1631)，后金国取得了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归降的汉官汉将多达百数十员，汉民亦多。为使之安下心来为后金国效力，岳托又向太宗建议，优礼大凌河汉人，“使天下皆知我国之善养人也”，果真如此，则以后“归顺者必多”，人心归附，大业可成。至于如何优礼，岳托认为以满汉通婚为上。凡一品官降者以诸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国中大臣女妻之；其兵士则先察汉人女子给配，余者配以八和硕贝勒下的庄头女子。而且若诸贝勒大臣女出嫁后，有欺凌汉人丈夫者，治其父母之罪。对此，太宗“嘉纳之”。

    天聪六年(1632)正月，岳托以身作则，率先与汉人佟养性额驸联姻。举行婚礼时，太宗与大贝勒代善亲自驾临，佟养性及众位归降汉官坐于汗之左侧，岳托以“雕鞍良马及绣缎貂裘、金镶玉带、靴、帽等物”赠给亲家佟养性。佟养性对此感激涕零，说我等微贱之人竟能与汗及诸贝勒结为姻戚，“何异登天”？遂率其兄弟及官属一再叩首谢恩，而岳托、豪格两贝勒则亲自为佟养性斟酒，其他诸贝勒大臣又为众位汉官斟酒，佟养性又与众汉官轮番给太宗敬酒，太宗“少饮”，而诸贝勒大臣俱尽饮。满汉君臣举杯同欢，其乐融融……

    由是观之，岳托的远见卓识与博大的政治胸怀在当时后金国的诸贝勒中，真是无人能及，特别是其恩养汉人及满汉通婚之建议，对后金国网罗人才，成就推翻明朝之大业意义深远，这些都是岳托后来能功封和硕成亲王的重要原因。但如此大材，却在转瞬间连遭贬斥，封爵更是下降为贝子，岳托犯了怎样的“滔天大罪”呢？

    大江无风，波浪自涌

    其实，人与人之间有误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彼此间出现信任危机，特别在君臣之间。天聪末年至崇德初年前后，本为太宗亲信的岳托突然多次获罪，究其原因，实与岳托娶表妹乌拉纳喇氏为妻有关，乌拉纳喇氏乃哈达格格莽古济之次女，此婚姻将岳托与谋逆篡位的莽古济和莽古尔泰兄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引起太宗的反感与疑忌。

    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因怨望太宗而被废为庶民的莽古济格格被其属下冷僧机告发，揭发她曾与莽古尔泰、德格类一起盟誓谋逆篡位。从冷僧机揭发的内容来看，莽古尔泰、莽古济和德格类结党设誓图谋不轨的时间，大概是在天聪五年(1631)十月左右，时值大贝勒莽古尔泰刚因“御前露刃”等罪被削爵降至贝勒。羞恨交加的莽古尔泰遂与同母所生的德格类以及莽古济夫妇一道，对佛跪焚誓词，欲谋夺汗位。如今东窗事发，当济尔哈朗将此事公诸于众时，萨哈廉、阿巴泰、阿济格、多铎等闻之都义愤填膺地诅咒上述人等，但岳托得知此事后，史载其反应是“变色”说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事”，一定是有人胡说八道，又或许想牵强说词拖累于我——“绝无忿意”。

    崇德元年(1636)八月，太宗命代善、济尔哈朗、多铎、多尔衮、杜度及诸大臣共议和硕成亲王岳托及和硕肃亲王豪格之罪。其中，岳托的罪状有：一是曾遣人启奏，说我父(指代善)怨恨我，请皇上将黄马给我，我将还予父亲。二是在大凌河之战时，莽古尔泰于御前露刃，情罪重大，可岳托却对皇上说，“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皇上和莽古尔泰有何深仇大恨吗？三是“市恩于哨卒”，先许其赏，后请于皇上，实欲将皇上之恩邀为己有。四是济尔哈朗手下人骑马将马累死，岳托却说马是“中伤而死”，郑亲王出面证明就行。然后即以“中伤而死”奏闻，这是使皇上疑郑亲王偏护私人而厌恶之。五是其弟硕托因获罪而被夺奴仆户口，岳托却出面奏请皇上免其罪，是为徇私枉法。六是与豪格私下传话，岳托不奏闻皇上，是欲离间父子，有怨恨皇上结党之嫌。故议岳托应论死，或免死监禁，籍其家。

    对此，太宗的评价是岳托“怀异心以事朕”，但我不会给妄加诛戮，“彼等若负朕宽宥之恩，仍行背逆，天地岂不鉴之！”故岳托、豪格俱被免死，亦免幽禁，只是革去亲王降为多罗贝勒。另外，诸王又议罚岳托雕鞍马20匹，甲胄20副，空马20匹，银15000两，但太宗命仅罚其1000两，余者宽免。同时说，硕托获罪后曾夺其满洲奴仆归你岳托，既然是你出面“奏乞还之”，朕也想做个人情，著将硕托获罪所夺满洲奴仆全部归还其本人。然后，太宗又遣大臣告诉岳托、豪格说，众议拟处以死罪，如果我真想杀你们，又有何难？只是一旦苍天眷佑，使朕“抚有疆域，得膺大统”，我有心与兄弟子侄共享太平。若杀了你们“将谁与共之乎？”希望尔等今后“心怀忠信，竭力图报，其效力与否，朕自知之”，众人也会有目共睹。对此，岳托与豪格都表示，今死而复生是“蒙皇上仁德优容”，臣结草衔环亦无以为报。此时，距岳托受封和硕成亲王还不足4个月。

    本来事情至此已可以告一段落，但莽古济获罪后，豪格为表忠心，手刃其妻即莽古济之长女，可岳托与莽古济之次女夫妻情深，豪格如此决绝，一下子就把岳托推入两难之中，岳托即遣人启奏太宗，表示要效仿豪格。太宗当然会出面阻止，岳托即顺水推舟使妻子幸免于难。可这一切又岂能瞒得过太宗？因此，豪格重获信任，而岳托又再次受到太宗的教训。

    崇德二年(1637)八月，因太宗宸妃诞育皇子，故喀尔喀部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和土谢图汗特遣使臣献驼马并上表庆贺，太宗在演武场设宴款待蒙古使臣时，命竖起箭靶较射。先是喀尔喀部马哈撒嘛塞臣汗与土谢图汗下之诸臣较射，每旗10人，分左右翼较射，负者罚牛羊。后，太宗又命多尔衮、多铎、豪格、阿巴泰等射箭娱乐，输了的人要站立，为赢者布菜敬酒。就在这次较射中，岳托因不善射即向太宗推辞说“臣不能执弓”，太宗答，你可以慢慢地射，你不射，恐怕其他的诸王贝勒不服，并催促再三。岳托只好勉为其难，可拉弓射了5箭均坠落于地，没有一次射中。结果，这引起了外藩蒙古的哄笑，恼羞成怒的岳托竟将手中的弓向蒙古人群掷去。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以及刑部承政共同会审，认为岳托一向心高气傲，妄自尊大，今于大庭广众犯下如此罪恶，难以姑容。一议定岳托死罪，太宗不许；又议将岳托幽禁于别室，籍没财产，太宗仍不许；三议夺岳托所属人员，罚银5000两，解兵部之任，削贝勒爵，太宗终于同意，但命只将岳托从多罗贝勒降为固山贝子，暂令在家思过不准出门。

    真是大江无风，波浪自涌。从前文所述岳托之功过看，其不是没有过错，但其罪决不至于受到论死或降爵至贝子这样的严厉惩罚。只是政治斗争中，个人的恩怨情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爱妻为谋逆的莽古济格格之女，划不清界线的岳托竟落到如此田地，封建专制下伴君如伴虎之况味由此体现无遗。文章来源: 时代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