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十个状元

    

    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出官人仕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孙伏伽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的刘春霖终，共有592人。这592个状元中，亦各有千秋。现摘录其中十位，以飨读者。

    中国历史上唯一可考的驸马状元——郑颢

    自古以来，民间就经常把驸马与状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可以做驸马。实际上中国历代可考的驸马状元只有郑颢一位。郑颢是唐会昌三年的状元。本来他早有婚约在身，中状元后打算迎娶卢家的千金。可是这位年轻英俊的状元被皇上看中了，非要将自己心爱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郑颢偏偏不爱公主，非娶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唐宣宗便让宰相白敏中说服他，白敏中费尽口舌，又多方威逼利诱，终于迫使他娶了万寿公主，婚后两人生活得并不幸福，后来郑颢多次弹劾白敏中，幸好唐宣宗自知理亏，替白敏中压下了弹劾的奏章。

    脸皮最厚的状元——裴思谦

    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掌权，朝臣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裴思谦当时只是一个秀才，但他巴结权贵的功夫十分了得，很快便与仇士良打得火热。这一年，裴思谦心血来潮，想当个进士，便向仇讨了个帖子，去找当年的主考官高锴。高锴为官清正，将他轰了出去。裴思谦气愤之际，声称明年非状元不要。第二年，裴思谦又拿着仇士良的帖子来找主考官高锴，对他说：“仇大人有信，荐裴思谦为状元。”高锴早把裴思谦忘掉了，对他说：“状元已经有人了，状元以外的可以按仇大人的意思办。”裴思谦厚着脸皮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知道这次再得罪仇士良不会有好果子吃，就说：“既然如此，我要见裴秀才。”裴说：“卑吏便是。”不得已，只好让他当了状元。自己去要功名，而且非要个状元，此君脸皮之厚，状元中无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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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自信的状元——胡旦

    宋太宗元年，有一书生到山东某县游览。知县大人得知该书生颇有文采，便设宴款待。知县的公子很蔑视那书生，问其有何特长，书生说工诗。公子便让他诵读一首，书生诵了一首，最后一句是：“挑尽寒灯梦不成。”公子一听，大笑说：“此乃一瞌睡汉。”书生十分气愤。这书生便是吕蒙正，第二年，吕蒙正一举夺魁。他写信给那公子：“瞌睡汉如今中了状元啦。”公子看了他的信，冷笑一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你一筹。”第二年，新科状元正是这位公子——胡旦。综观科举史，有如此自信者，胡旦当属第一。

    相扑扑出的状元——王嗣宗

    宋太祖赵匡胤坐天下的第十六年，太祖亲临讲武殿举行殿试。考生王嗣宗、陈识最先完卷，一同上呈，且二人的试卷均为上乘之作。谁为第一?太祖实在犯难。最后马上得天下的太祖让二人角力(即相扑)，胜者为状元。王嗣宗便与陈识在大殿上扑斗起来，结果陈识倒地，王嗣宗夺得了当年的状元。

    身份最高的状元——赵楷

    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楷，偷偷地参加了重和元年的科举考试，由于他文采的确非凡，竟一路披靡，进入了殿试。在殿试中发挥更是出色，夺得了头名状元。发榜后，赵楷将实情告诉了徽宗。徽宗高兴之余，怕天下士子说闲话，就把当年的第二名(榜眼)王昂提为状元。据传清朝康熙帝也曾偷偷参加科举，并获得第三名(探花)，但毕竟不是状元。所以赵楷便成了中国历史上身份最高的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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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悲惨的状元——陈安

    明太祖朱元璋年间，福建闽县人陈安于洪武三十年高中榜首，成为大明第六个状元。巧的是，这次中进士的都是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榜一公布，北方士子不服。纷纷上告主考官偏袒同乡，贬斥北方士子。朱元璋大怒，命张信、陈安等12人复查。这时又有人举报张信、陈安有意将北方考生水平不高的试卷交皇上审阅，这本来莫须有的事，可是朱元璋震怒，将陈安革除功名，车裂而死。陈安仅仅做了不足20天的状元，便死于非命，下场极为悲惨。

    最受人推崇的状元——康海

    明孝宗时，28岁的康海进京参加会试，他发誓要夺得第一名，可惜的是，第一名还是被鲁铎夺去了，他仅仅得了第四名，康海不服气，对众人说：“会试时让了鲁铎，殿试时决不再让他人!”殿试时，康海果然发挥出色，一举夺魁。其文章令主考官拍案叫绝。送皇上审阅时，孝宗也赞不绝口，声称：“我大明一百五十年来，无此佳作，此卷变今绝古!”遂朱批康海为状元。

    当初会试时康海不服鲁铎的气，这次自然有人不服他的气，第二名孙清便是一个。他对众人说自己的文章比康海的强多了。待到他看到康海及第时的文章，叹服。跑到康海家里，对着他拜了半天，称自己甘愿为徒。皇上、首辅和同年的赞誉，使康海名扬天下，朝野景慕，争一睹其风采。能与康海家沾上点边的，都引以为自豪。康海的祖父曾在南京做过官，南京人便声称：“康状元乃南京风水所出。”康海的文章如此令人推崇，可惜的是，我们无法看到那篇变今绝古的奇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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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有传奇色彩的状元——史大成

    史大成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状元，在他中状元之前，浙江民间便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浙江的状元在大清朝是“始于史，终于钟。”殿试时，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钦定他为状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后一个状元叫钟骏声，惊人地验证了“始于史，终于钟”的说法。

    能吃的状元——李蟠

    李蟠是康熙年间丁丑科的状元。他身材高大，特别能吃，加之思路、写字都很慢。所以在殿试时揣了36个馒头。意思是，今天无论如何，赖也要赖在考场里把文章写完，怕到时挨饿，所以要带足干粮。

    果然，天黑了，考生们都交了卷，李蟠才刚刚开了个头，监考官过来催他交卷。他急得满头大汗，声泪俱下地央求主考官；“学生毕生之业，在此一举。请千万不要催逼，容我慢慢写完。”监考官见他可怜，就发给他几支蜡烛。这时他带的36个馒头早已吃完，又厚着脸皮要了几个馒头，挑灯夜战。一直写到深夜才交卷。康熙帝知道这件事后，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位难得的苦学之士，竟破例让他当上了头名状元。与他同榜的探花做诗一首调戏李蟠：“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土科。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还出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自此，“饽饽状元”李蟠传遍士林。

    最侥幸的状元——毕沅

    毕沅中状元前是军机处的一个小官，在那年的4月25日夜，他与同僚储重光、童凤三人在军机处值班。此三人都顺利通过了会试，准备参加于4月26日举行的殿试。储、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明天的殿试，便对老实的毕沅说：“我俩书法好，有望夺魁。你书法不行，就别做非分之想了，替我俩代劳吧。”清朝殿试的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而毕沅的书法又的确不行，就答应了。当夜，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转到军机处，毕沅详加研读。没想到第二天殿试考时务策，题目正是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毕沅胸有成竹，挥笔立就。开榜结果，毕沅高中状元。储重光中了榜眼，童凤则列二甲第六。当储、童二人得知那晚的事后，无不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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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之后：中国第一位女星王汉伦传奇生涯

    文章摘自 《上海滩名门闺秀2》作者：宋路霞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王汉伦

    苏州旗杆彭的六世孙

    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明星王汉伦，原先名叫彭剑青(1903－1978)。这个名字乍听不像大家闺秀，倒有点古剑豪侠、江湖英雄的意味，其实这与她的个性和传奇生涯很相似。

    彭家是苏州状元之家，而且是双份的状元，在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出了祖孙两代状元，苏州十全街上规模宏大的南畇草堂，就是彭家的老宅。南畇草堂俗称彭状元府，内有兰陔堂、环荫室、含清阁、幔仙阁、延绿轩……亭台楼阁，移步换景，正堂上还高悬一块乾隆亲笔的匾额，自是气象不凡。所以彭家在当地就获有一种特权，可以在自家大门口竖旗杆升旗(一般人家绝对不可以)，因而当地百姓又称之为旗杆彭。

    彭剑青父亲彭名保的高祖父彭启丰(1701－1784，字翰文，号芝庭，别号香山老人)是雍正五年(1727)的状元，初任翰林院修撰，又当过各地乡试(考举人)的主考官，主持过云南、河南、山东、江西、浙江等省的乡试，是个著名的文官，因此民间又有“无彭不开榜”的说法。他后来还管过军事，官至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可见是个文武全能的干才。从他的年谱《历年纪略》中可以看出，他很得皇帝的宠信，长期随侍在雍正、乾隆两代皇帝身边，年谱中对帝王的活动诸如召见、谕语等记录甚详，可想他家南畇草堂中的皇帝御笔，不大会是假冒产品。

    彭启丰的祖父彭定球(1645－1719，字勤止，号南畇老人)是康熙十五年的状元，也是翰林院修撰，在国子监(皇家最高学府)当过侍讲，还曾奉旨赴扬州出任《全唐诗》的校刊官。彭家的南畇草堂府邸最初就是他的创意。

    彭家自从出了两代状元，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成了治家的宗旨，后代中因科举获取功名的人着实不少。彭剑青的父亲彭名保在家族中算不上出名的人物，也当上了安徽无为州的知州，辛亥革命前后还当过招商局安徽分局的督办。

    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封建大家庭，各种规矩和章法就泛滥成灾了，儿女婚嫁也有了基本的“方向”。彭剑青的大哥娶苏州潘祖荫家族的小姐为妻；大姐嫁江西官宦人家桂次文；二姐彭绣冰嫁给李鸿章的侄孙李国模(李蕴章的孙子)。彭剑青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其父去世时她才16岁，上面有四个兄长和两个姐姐，她比二姐小二十岁。她出生在彭状元府的重重深院里，从小长得机灵、秀气，一双大眼睛特别明亮，脑袋瓜儿很灵活，学什么都一学就会。

    (14－2)按说她最小，又聪明伶俐，在家族中应当是最受宠的，可惜情况恰恰相反，她常常被人看不起，原因是她的母亲并非“正宫”，而是侧室，人们至今也讲不清她母亲的具体情况。在封建大家庭里，这可是“命”中注定的“硬伤”。因此，她们母女的地位就无法与大太太及其子女相比，什么事情都要矮人三分，在大家族有重要典礼时，她们甚至不能登大雅之堂……

    不知是不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尴尬境遇，为她的性格注入了反抗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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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大家庭的反叛者

    无论怎么说，彭剑青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她的生活起码是衣食无虞的，而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进入了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就是张爱玲读过的学校)，那是所教会办的住读学校，校规很严，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彭剑青显得有些孤僻，有时可以连续几天不跟别人讲话。但是洋学堂的教育，使她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同时通过读文学作品，也开始接触了西方开放的思想观念。

    在她1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彭剑青却由兄嫂决定，中止了她在圣玛利亚女中的学业，立即嫁人，而且把她远嫁给东北本溪煤矿的一个姓张的商人。在东北，她生活很不习惯，而且婚后不久她就发现，丈夫跟一个日本女人鬼混。她精神上很受刺激，质问丈夫：“你已经是有了妻室的人了，怎么还胡搞？”丈夫瞪起眼睛教训她说：“有钱人家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我的事你少管！”后来她丈夫到上海的日本大昌洋行当买办，她随之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哥哥嫂子眼里，她原本就是多余的，现在已经是嫁出去的人，如泼出去的水，根本不来关心她，丈夫稍不顺心就要打她。当她得知丈夫在帮日本人做地皮买卖时，曾劝他不要干这种事，那是卖国行为。丈夫火了，又打她。她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提出离婚，结束了这桩短暂的婚姻，回到彭家。谁知兄嫂不仅对她毫不同情，反而大为不满，不停地数落她。她明白了，自己在彭家早就是个多余的人，只好退了出来，去找她的干妈。好在干妈收留了她，但是她不能在干妈家白吃饭，必须外出挣钱。

    她先是去虹口一所小学教书，但那年头教师收入太少，不够开销，就又去学英文打字。她人很聪明，一学就会，后来凭一手打字的功夫，进入一家洋行当打字员。过了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进入了明星影片公司，当上了一名电影演员，每月有20元的车马费，片子拍完后还有500元片酬，这下彭剑青可以自食其力了，高兴极了，自以为不必看别人的白眼了。

    她怀着得意的神情把她这个新职业告诉了兄嫂，想不到并没有引起兄嫂的兴趣，反而令他们更加气急败坏起来。她嫂子劈头骂道：“我们彭家是状元之家，戏子来家高板凳都不许坐的，如今你去当戏子，真丢尽祖宗的脸了！”当哥哥的更是破口大骂，说要把她弄到苏州彭家祠堂里去，接受家规的惩罚。彭剑青一听火气也上来了，多年的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既然我不合你们彭家的家法，那我不做你们彭家人就是了！我们脱离关系好了！我们从此一刀两断！”这时她突然想到了山中称大王的老虎，因为老虎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就要像老虎一样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才行。她眼前出现了老虎头上那个“王”字……脱口而出：“我今后不姓彭了，我就姓王了！我们再也不受你们管了！”甩门而出。

    从此彭剑青改名为王汉伦。汉伦是英国女孩名HELUN的汉译。后来她成名了，一夜红遍上海滩，可是她娘家的人仍没有为她感到高兴，还是看不起她，因为他们的封建意识已经根深蒂固，对电影明星一律以“戏子”论之。除了她的二姐彭秀冰有时还跟她通通音讯，其他人都与她断绝了关系。有一年她在南京出席一次很体面的宴会，想不到她的一个哥哥也在场。场面上不好翻脸，她哥哥叫她王小姐，她叫她哥哥彭大爷，彼此还是谁也不认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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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留神成了电影明星

    王汉伦住的地方隔壁是个姓孙的人家，女儿跟王汉伦要好，王汉伦有空时常过去玩。孙家小姐的朋友中有个叫任矜苹的，在电影公司工作，也常到孙家来。有一天王汉伦与任矜苹在孙家偶然相遇，任矜苹一眼就看出王汉伦与众不同，说她像个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并说老板张石川正在寻觅这样一位演员呢。原来任矜苹是电影圈里的人，是明星影片公司的股东，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刚成立不久，正准备大张旗鼓地作为一番。任矜苹觉得王汉伦模样长得好，谈吐优雅，人很聪明，说不定是个演电影的材料，于是鼓动她到老板那里试一试。那时王汉伦连电影还没看过呢，更不知道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但经不住朋友们的再三怂恿，便跟着任矜苹去了。

    那时的明星影片公司还处在亭子间阶段，摄影棚也没有，拍戏都是到乡下的空地上搭布景。经理兼导演张石川正在筹拍郑正秋编写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祖记》，的确在四处物色演员，尤其是主角，不仅要有点苦相，更要具备大家闺秀的气质，言谈举止要符合封建大家庭的规范。王汉伦过去虽然没看过电影，但是戏还是看了不少的，因为家族里一旦有什么喜庆之事，常常在自家院子里办堂会，剧中人精彩的表演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张石川把她带到乡下试镜头，叫她在镜头前做各种喜怒哀乐的表情，她心态很放松，全当是来玩玩的，做就做。谁知每做一个表情，导演就叫好。半天试下来，把张石川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一次通过，立马签订合同，请她担任《孤儿救祖记》中的主角余蔚如，月费20元，片酬500元。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影片公司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导演张石川和编剧郑正秋合作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主要剧情是：一个富翁的儿子骑马游玩，不慎摔死了，留下了有孕在身的妻子余蔚如。失去儿子的富翁将侄子立嗣为儿子。那侄子品性恶劣，想独霸家产，就向富翁进谗，说余蔚如行为不规。富翁一怒之下，将媳妇驱逐出门。余蔚如在外生下了儿子余璞，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而富翁的侄子为了霸占家产竟蓄谋杀害富翁。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侄子的阴谋被孤儿余璞发现了，奋力营救了富翁，于是真相大白，不仅祖孙骨肉相聚，被驱逐出门的媳妇余蔚如也获得了“平反”……这是个苦戏，也是个大团圆结局的伦理教育片。

    戏马上要开拍了，可是王汉伦还不知该怎么拍呢！她去请教导演，张石川对她说：“你要假戏真做，化身为戏中人，忘记自己！”王汉伦觉得有道理，在读剧本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那个受了冤枉的孕妇，想象眼下丈夫死了，公公不要自己了，不仅自己前景茫茫，生活无着，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更不知怎么养活……几年前，自己还是父母跟前的千金小姐，荣华富贵，想不到竟落到了这步田地……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上镜头后导演非常满意，拍摄很顺利。

    但是偶尔也有“火候”不到位的时候，王汉伦不想留下遗憾，总想把“火候”补上去，但很费劲。这时候，张石川便在她面前蹲了下来，对她说：“喏！你的丈夫、最亲的人死了，你唯一的爱人死了，突然死了，可是你处在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里，礼教是无情的。你年纪轻轻，可是不能再嫁人了，这漫长的苦日子，你怎么过呀……”王汉伦听着听着，被他说得伤心地哭了，后来越来越伤心，竟嚎啕大哭起来，像真的死了丈夫似的。

    还有一段是余蔚如背着儿子跑出去的戏，她不愿被公公撞见，但是发现公公追上来了，有一个“惊恐”地回头的特写镜头。王汉伦反复做了，但导演说不够，叫她重新来过。她回到原先的位子上，张石川对她说：“跑！”，她急忙跑起来了。忽听有人大喊一声：“他追来了！”她猛一回头，惊呆了，愣在那里，于是特写镜头就拍好了。她正愣着，导演又喊“还不快跑！”她一下子又清醒过来，拔腿就跑，心中一紧张，便跌倒在了摄影机前。她那一跤摔得不轻，导演却很满意。

    《孤儿救祖记》公映后大为轰动，好评如潮，王汉伦的成功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中国第一个女明星。明星公司也因之大赚其钱，摄影棚也建起来了，炭精照明灯也添置了，办公室也从亭子间搬入了洋房。而王汉伦仍旧每月20元车马费，当他们的基本演员。

    那年她刚刚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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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郁闷的南洋之行

    王汉伦与明星影片公司签订了两年合同，拍完《孤儿救祖记》接下来就拍《玉梨魂》。这部戏也是张石川与郑正秋搭档，张导演，郑编剧，是根据徐枕亚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但跟原作已经有很大不同，突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悲剧色彩仍很浓。

    王汉伦在剧中扮演一个孀居的小寡妇玉娘，守着一个儿子过日子。公公是个旧礼教的代表人物，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来家教孙子读书。日子久了，家庭教师爱上了玉娘，玉娘也暗暗地爱上了家庭教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爱情其结果注定是悲剧性的，最后玉娘郁闷而亡。王汉伦由于自身的感情创伤和坎坷经历，对悲剧题材能把握得很好，把主人公十分敏感、细腻的感情，表现得很自然。这部电影上映后又是一阵轰动，明星影片公司自然又大赚了一笔，公司添置了水银灯，老板们都坐上了小轿车，而王汉伦依旧住她的亭子间。

    1924年春天，王汉伦在明星公司接连又拍了两部片子：《苦儿弱女》和《一个小工人》。拍完《一个小工人》之后，天一影片公司的邵醉翁就来挖她，请她加盟《电影女明星》。这部电影是电影女明星来演《电影女明星》，跟她配戏的是蝴蝶和吴素馨，都是当红的女影星。片子拍完后，天一老板请她随片到南洋去登台与观众见面，兼表演昆曲节目。因为她主演的片子在南洋一带很卖座，尤其南洋的华侨都非常喜欢她的戏。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南洋遇到的情况却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到南洋后，她发现昆剧班底很不整齐，实在无法演出，就提出仅仅跟观众见见面，昆曲就不想演了。但是人家不依，甚至有人威胁她，她不得已还是上了台。但是观众是不饶人的，见乐器伴奏与她的节奏协调不上，台下一阵大哗，她从影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窘迫过。同时，还有人利用她的名义胡作非为，她在新加坡偶然买到一张报纸，上面竟然登着：要见王汉伦，需交50元介绍费，落款竟是“王汉伦办事处”。还有人莫名其妙地要为她做媒，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想把她卖给一个已经有了十三房姨太太的老头子。再后来，她发现她的私人信件被人偷拆了……她气急了，忍无可忍，取消了合同。在南洋八个月，没有一天是愉快的。

    于是她深深感到，女人要成功一件事情实在是太难了，一个单身女人更是难上加难，尽管电影可以卖座，但个人境遇还是到处受欺骗和压迫。

    把长城画片公司告上法庭

    离开天一影片公司后王汉伦进了长城画片公司，拍了《弃妇》、《春闺梦里人》、《摘星之女》三部片子。

    她最喜欢《弃妇》这个戏，因为戏中主人公的身世跟她本人的经历很相似，她非常理解主人公所作的一切。主人公是一家豪门望族的媳妇，丈夫在外面又爱上了一个浪漫女郎，回家伙同其母把媳妇赶出了家门。媳妇带着一个丫头走上社会自己谋生，历尽坎坷，做过许多工作，后来到一家书局当职员，却又遭到经理的调戏和侮辱……最后这个弃妇觉悟了，毅然参加了女权运动，当了女子参政会的会长，干了不少事业，谁知老羞成怒的丈夫勾结流氓来破坏女权运动，诬赖弃妇是逃妇，并告发弃妇是异党分子……

    这部电影是长城画片公司的创作，由于王汉伦的主演，一炮打响，公映后自是相当轰动。还因为这部电影是部“问题剧”，反映了女性职业问题这一当时的敏感话题，因此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问题是王汉伦辛辛苦苦为长城画片公司拍戏，但公司并没有按合同支付片酬。当初公司要把她挖去的时候，讲好月薪200元，片子拍成后支付片酬1000元。可是事到临头却变了褂，不给她酬金，并让她接拍第二部电影。结果第二部、第三部电影拍完后，公司却说没有酬金了。这令王汉伦极为生气，决定要向法庭讨个公道，于是把长城画片公司告上法庭。

    这场官司王汉伦打赢了，法庭宣判，长城画片公司应遵照原定的合同付酬。可是当王汉伦拿了长城画片公司的支票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银行告诉她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长城图片公司早就没有钱存这里了。自然，这又是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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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伦影片公司与《盲目的爱情》

    面对各种挫折和打击，王汉伦没有退却，虽然孤身一人，仍然在电影圈里勇敢地拼搏。她不屑于依靠哪个大老板，更不屑于当什么人的姨太太或是情妇，始终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新女性。

    她从长城画片公司出来，正好老朋友任矜苹在为自己的电影公司——新人影片公司招兵买马。他对王汉伦说：“汉伦呀！如今你是大明星了，当初还是我介绍你拍电影的呢！现在我办公司了，你要帮帮我的忙呀！”毕竟是老朋友，王汉伦不好意思推辞，就答应了。她在新人影片公司拍了一部《空门贤媳》(1926年)，就是在那部电影里，她对着镜头剪去了自己的长发。那段时间里，她还被张伟涛请去拍戏。张伟涛是张石川的三弟，也是明星草创时代的老朋友，不好意思推辞，就去拍了部《好寡妇》，从此她在影坛上得了个“小寡妇”的名声，因为她的寡妇戏总是那么出色。

    但是这段时间拍的电影，大多都没有获得片酬，王汉伦的生活入不敷出，长期下去总不是回事。况且，眼看着老板们都靠她主演的电影发了财，洋房、汽车都有了，有的还三妻四妾的，而她自己的生活依旧清苦。她心理不平衡，很不服气，于是决心自己另起炉灶，自己成立个电影公司，自己主演电影，也算是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于是，汉伦影片公司成立了。那是正值包天笑新写了一个剧本叫《盲目的爱情》(又名《女伶复仇记》)，王汉伦读了很感动，觉得主人公的作为很符合自己的心性，自己有把握演好戏中主角，就把剧本买了下来，自己组织班子拍摄。摄影棚和设备都是借民新公司的，请卜万苍当导演。

    《盲目的爱情》是一部爱情悲剧——两个大学同学俞汝南和尤温同时爱上了女伶王幽兰，但王幽兰只爱汝南，不爱尤温。于是尤温憎恨汝南，竟去殴打汝南，把他的眼睛打坏了，汝南从此双目失明。王幽兰决心为男友报仇，但不幸事败，反而被关入土牢。若干年后当王幽兰来到俞汝南面前时，双目失明的汝南，用手抚摸着又老又瘦的幽兰的脸庞，不相信这就是他日思夜想的情人……王幽兰悲痛欲绝，持刀自尽。

    王汉伦在拍摄过程中对导演卜万苍不甚满意，她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卜万苍喜欢去跑马厅买马票，时常误了拍戏。有时他上了瘾头就不到场里来了。最后还是我花了八百元钱买下了分镜头，买了一部手摇的小放映机，一个人在家里放一点接一点，搞了四十多天才成功。”

    《盲目的爱情》拍成后，王汉伦带着她的新片到各地巡回放映，先后到了苏州、常熟、无锡、宁波、杭州、青岛、济南、天津、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所到之处，无不盛况空前。在放映休息的时候，她就出现在台上与观众见面，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这部片子的成功让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不仅实现了她独立拍摄和经营电影的理想，而且经济效益也出奇地好，在各地卖掉了不少拷贝。回到上海后，还有很多地方甚至国外的片商都来定购这部片子，使她经济上也获得大翻身。所赚的这些钱，就成了她息影后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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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演员碰上了新问题

    出于种种考虑，王汉伦在1930年告别了影坛，在淮海路石门路路口的一座公寓的三楼，开设了一家汉伦美容院，成为我国最早研究美容术并经营美容业的女性之一。但是好景不长，日本鬼子打进来之后，日本人叫她到大中华广播电台为他们作宣传，王汉伦称病不出，结果非但电影不能演了，美容院也开不成了，只好坐吃山空。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全国解放，那时她的生活已经很潦倒了。

    解放后，王汉伦重新回到电影圈里来，上海市妇联和文联动员她加入了上海剧影协会。1950年昆仑影片公司拍摄《武训传》时，导演孙瑜请她在戏中客串慈禧太后一角。虽然戏不多，只有十句对白，而她仍旧十分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可惜这部电影后来却遭到了批判，令她很不理解。

    1954年她加入了上海电影演员剧团，有了在国营单位的体面职业，有了薪金，她的生活和医疗都有了保障，令她感到非常安慰。新的生活使她又恢复了艺术青春，她决心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不久她却发现，自己突然不会演戏了。这也难怪，过去她演的不是大家闺秀就是豪门媳妇，她对那个阶层的生活和人物非常熟悉，而且大多是苦戏、悲剧，其中很多情节又都有她本人生活的影子，加上她天赋很高，演起来十分自如。解放后的电影要反映工农兵了，环境变了，主旋律变了，生活的内容和节奏都变了，她对新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和气质缺乏了解，举手投足总脱不了过去的豪门架势，所以感觉力不从心了，。仅仅在《鲁班的传说》和《热浪奔腾》中担任过配角，再没有担纲过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1960年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时，有关部门还是邀请了她和宣景琳、范雪朋等几位老影星与会，还在中南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有意思的是，解放后20世纪60年代初，她的哥哥又跟她恢复联系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解放后大家思想观念转变了，演员地位提高了，成为受国家和人民尊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还因为三年困难时期的“肚子问题”。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吃饭要粮票，每月的口粮有定量，粮票都非常紧张，而王汉伦是大明星，大艺术家，在文艺界地位很高，可以自由出入文化俱乐部和政协的小餐厅里，在那里吃饭是不要粮票的——这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王汉伦的外甥李家震(她二姐彭绣冰的儿子)那时年轻气盛，跟姨妈去文化俱乐部吃饭，空口(不用就菜)可以连吃五碗米饭，可见肚子里油水实在不多。王汉伦的哥哥受到启发，也加入了前去吃饭的队伍。尽管如此，这对渐入晚境的王汉伦来说，精神上总是个安慰。

    王汉伦，这个中国影坛的第一个女影星，在1978年8月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电影文化界百余位朋友到龙华殡仪馆为她送行。她没有后代，是她的外甥李家震为她办理了后事，并在追悼会上介绍了她不平凡的一生，最后把她安葬在家乡苏州的青春公墓。

    数十年后，国内文化界隆重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年时，人们又想到了王汉伦。在报界刊出的百年优秀电影明星评选时，王汉伦仍旧是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