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密档案和重要文献看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

    ◎内容提要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前苏联解体，俄国档案一度开放，这些资料的发布，推动了中共建党史的研究进展，一些过去弄不清楚的史实终于理出一些头绪来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如今也了解到了。此外，多国档案研究也取得进展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大量利用了来自日文的档案及其相关史料，对很多微观的史实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而旅英的大陆学者李丹阳等利用各国租界档案及英俄档案，发现了更多新的史实。

    俄国档案开放并未解决全部问题

    有关中共建党历史的研究，早在１９５０年代就开始了。至少，当时人们做了不少资料征集的工作。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就是在１９５０年代后半期和１９６０年代初留下来的。但是，真正的史实性的研究工作，还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开始的。问题是，纵然曾经有过许多中共党史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花了很多功夫来研究这段历史，因为可用的中文资料实在有限，回忆史料存在太多相互矛盾和片面零碎的情况，人们到１９９０年代初才大致拼接出了一幅有关中共建党的历史拼图。即使是这样一幅拼图，还是有许多地方经不起推敲，许多关键之处还不清楚。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前苏联解体，俄国档案一度开放，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题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档案文献汇编，其中公布了一批早年来华从事联络和帮助中国组党工作的俄国共产党人的信函和报告。这些资料的发布，推动了中国大陆中共建党史的研究进展，一些过去弄不清楚的史实终于理出一些头绪来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情况如今也意外地了解到了。特别是，我们越发清楚地了解到，在１９２０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夕，俄国人都做了哪些协助和推动的工作。

    但是，这些新出现的史料，也依旧是零碎和片断的。包括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１９２０－１９２２年间派来中国的众多代表与工作人员的工作报告和信件，也一样是东鳞西爪和不连贯的。它们对具体研究和了解当年中共建党的经过情形，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们甚至还是弄不清楚：在上海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时间的？它是由哪些成员组成的？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并发行了《共产党》月刊这一杂志？宣言到底是什么人起草的？这个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和各地的小组织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先后又是何时和怎样形成为上下级的组织领导关系的？各小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何时离开的？

    新的档案史料使我们知道：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在１９２０年９月就已经报告莫斯科说：“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并决定１９２１年１月召开，后推迟至５月召开，但我们又发现，１９２１年３月共产国际还曾推动“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并“派遣专人前去指导”。这个３月会议到底召开过否？它和７月召开的代表大会有什么关系？新的史料还透露，自从１９２１年１月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离开上海回国后，不仅整个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工作停滞，而且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任何信息。如此，整个代表大会的推动和筹备工作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为何中共建党最主要的发起者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没有参加１９２１年７月的会议？

    多国档案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由于中文资料欠缺，当事人回忆各执一词，包括来自莫斯科的档案资料也都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扩大史料的搜索范围，就变得更为必要了。在这方面，旅英的大陆学者李丹阳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进展。

    石川祯浩的研究最突出的是大量利用了来自日文的档案及其相关史料，对很多微观的史实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包括对中国大陆中共党史学界流行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辨析。但相对而言，李丹阳利用各国租界档案及英、俄档案，在中共建党史实重建方面，发现了更多新的材料。

    李丹阳等最早考察了１９１９年即来华组党的朝鲜人朴镇淳的作用。指出，朴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即携带大笔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抵达上海，资助前学生救国会成员，时任中华工业协会常务理事的黄介民和学联领袖姚作宾等，组织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大同党，１９２０年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推动组织的远东社会主义者同盟，１９２２年还派代表出席了在苏俄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

    与此相联系，李丹阳还考察了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十分活跃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情况。注意到这些小组织多半与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有承继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后陆续在天津、上海、漳州、南洋等一些地方成为活跃的力量。创办《劳动》、《进化》、《新生命》、《闽星》等杂志，欢呼俄国革命，宣传苏俄“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国有”，“实足为各国模范”。１９１９年，俄共党员及共产国际人员相继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与京津高校学生密切接触，还通过他们广泛散布号召士兵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还组织过“支那共产党”，一起参与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或代言人，推动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加入了陈独秀领导的在各地的中共小组。

    李丹阳还具体考察了大批五四前后在华的俄侨和来华的苏俄密使的活动情况。她发现，早在１９１８年以后，苏俄就通过李泽洛维奇、谢麦施科、霍多洛夫等，利用他们在英美和中国建立的通讯社，包括《上海俄文生活报》，组织中国年轻学人，大量转译英美各种宣传社会主义和苏俄革命的文章及出版物。它并通过维廉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吴廷康、波波夫、古尔曼、斯托帕尼，及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等，广泛联系中国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推动建立远东社会主义者同盟，资助各种倾向于俄国革命的杂志和书刊出版，包括派遣人员在中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酝酿策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工作等。

    像中共在广州的小组，就是吴廷康等派遣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森去帮助建立起来的。武汉小组的成立，也与李泽洛维奇等人所做工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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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政府主义对青年人的影响

    在日渐丰富的各种新发现的史实中间，有两则史实特别值得在这里一提。

    一个是１９２０年初学生救国会所属的一个组织发给无政府主义的南洋真社的通函。学生救国会原本是１９１８年为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发起的学生运动中成立起来的。平津参加的学生很多，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后进一步扩大到了全国许多大学和中学中去。照理，这个组织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它的主要企图也应该集中在爱国和救国的民族主义目标上。但是这份通函却宣称：去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受俄国事件的影响，学生们已经朝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最近许多代表被派遣到各省，准备打倒南北方政府，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它说，如果南洋能够发展一百万救国十人团团员，那么，“如果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也一定要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的起义。”

    可以肯定，这并不是所有学生救国会的一致看法。但是，它能够以学生救国会下属组织的名义公开发函，也注定不是冒名弄假、虚张声势。我们只要注意到前述在苏俄帮助下大同党的黄介民、姚作宾，都曾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姚五四时还曾担任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就不难了解五四过后中国青年学生当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激进的倾向。

    严格地说，这个时期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影响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明确讲，他这时就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在１９１９年他所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的系列文章当中，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武汉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入党之前多年都是俄国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信徒。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首先接受的，也是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各种主张。经历过五四运动，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许多人，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为什么这些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学生，会和共产主义者走到一起去，很多人后来还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两者都赞同用革命的方法推倒旧社会，都主张最后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因此有共同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俄国革命成功后，列宁领导的新政权积极促成了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共产国际亦要求各国共产党与本国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因此，俄共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都努力接近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做他们的工作。俄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克鲁泡特金，也一度公开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革命。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能够延续太久的时间。因此，下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的破灭。

    在这个时候来华的俄国人中间，有一个非常激进的年轻人，叫斯托帕尼。他既拥护俄国布尔什维克，也信仰无政府主义。１９１９年来中国后，他一直热心地服务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事业，在上海主办新华学校，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最极端的例子，是他公开在租界里对中国轮船公司的雇员们讲演资本家剥削的罪恶和俄国革命的好处，说“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与原来的资本家和贵族不相上下了。”

    １９２０年４月，漳州《闽星日刊》公开发布一则告示，鼓励拥护布尔什维克并欲加入组织的中国人，写信给上海新华学校信箱，以便注册。

    更有甚者，这一年双十节，他手下的年轻教师，竟然跑到华界大街上去散发传单，以至被捕。因为他在传单上印着：“你知道俄国革命已经成功三年了吗？虽然俄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无政府阶段，但目前俄国人民已经享有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了……如果你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要赶快起来，反抗和废除政府。”

    就是这样一位热情澎湃地拥护俄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却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０日吞枪自杀了。

    这是因为，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水兵们群起反抗新政权，表面上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一反抗自然遭到了镇压。它也使新政权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迅速画上了句号。

    苏俄的政策很快就影响到了共产国际的政策。１９２１年３月，中国共产党也被要求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

    斯帕托尼显然是因为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现实，而选择了放弃他为之奋斗过的一切。

    但是，这两件事至少说明了一点，即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当年对两国青年都曾经有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文章来源: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