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蒙冤真相 谁应该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作为中共最主要的创立者，几十年来，他被先后戴上了九顶帽子，即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如今，这些帽子先后被一一摘掉，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将长期以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2004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是到目前为止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性，获得了学界普遍好评。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对此深以为然：“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全归咎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党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

    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镇室之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姚金果承担了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编写工作，之后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的编写。

    姚金果告诉本刊记者，苏联解体之后，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越来越多的事实正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历史评价的修正，陈独秀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被共产国际束缚手脚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年轻的中共蒙受巨大的损失。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当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的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即平均两天一个决议。莫斯科的指示像雪片似地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

    因为陈独秀鲜明倔强的个性，建党初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他说：“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马林必须参加中共领导机关的会议，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陈独秀对此很是不满，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加入共产国际，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陈独秀惟一的选择。然而，问题在于，谁能保证共产国际的指挥永远正确呢？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掌握着绝对的军事力量，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团结其他党派，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一致革命的重要性。

    那么，国共合作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想法不一样。在中共二大上，陈独秀提出与国民党以党外合作方式进行联盟，这样能保证党的独立性。

    但在马林的天平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量不一样。于是，马林将自己曾经在荷兰殖民地爪哇的成功经验搬到中国，他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遭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

    马林不得不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求援。1922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返回中国。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对陈独秀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是不能改变的。”就这样，中共中央为尊重共产国际意见，不得不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是带着改造国民党的心态加入进来的。作为大才子，陈独秀在马林的鼓励下，坚决拿起了批评的武器，批评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依赖、重军事行动而轻视民众的痼疾，这令孙中山很不舒服。孙中山虽然走上了联俄联共的道路，但他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共产党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计划在广州同孙中山国民党一道领导国民革命的中共中央，只得再次将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姚金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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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妥协退让

    传统观点认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有三大罪证，一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党务上的大让步。这三大罪证是怎么来的呢？姚金果说，这是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上做的《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报告中概括的。

    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在姚金果看来，“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完全无视中共中央的存在，在有关国共关系重大问题上大包大揽，一再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情绪日益增长，国共关系面临严峻考验。正值国民党二大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了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只能要求中共做出让步，不参加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

    “这实际上是将中共推向‘在野党’位置，严重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既然这样，陈独秀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搅合在一起了。”姚金果说。

    1926年，蒋介石发动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由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正在中国了解情况。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然而，布勃诺夫鉴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担心此事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国共破裂，由此带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产。于是，布勃诺夫对蒋介石做出让步措施，撤回苏联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顾问。

    “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势力的又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些排共提案能够通过，与鲍罗廷有很大关系。

    “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更加猖獗。在此种情况下，陈独秀再次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是，陈独秀也非常清醒地知道，什么时候和国民党分手，自己说了不算，需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允许才行。

    虽然此时陈独秀曾有过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他对蒋介石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认为蒋介石尚未真正站到右派的立场。另外，他还有一层担心，就是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对抗蒋介石。

    这个时候的陈独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与国民党分手。

    莫斯科不容许陈独秀这么做，因为当时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中心，离开国民党就是离开革命。

    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后来回忆说，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在中山大学演讲称：“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

    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称，“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分裂，国民党的核心在向左转。”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发动针对共产党人的流血事件。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对此，斯大林如何解释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

    杨尚昆回忆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奉命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郭田珍 本文原载于《京华周刊》，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文章来源: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