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数量上看,显然《格萨尔王传》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除此之外,与其他著名史诗相比,它有何不同之处呢?
次旺俊美:与《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呵婆罗多》和《吉尔伽美什》等世界上其他著名史诗比较,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格萨尔王传》依然以活的形态在世间流传至今。众所周知,无论是《伊里亚特》、《罗摩衍那》,还是《卡勒瓦拉》,早已有定本传世,在希腊、印度、芬兰等国早已无说唱艺人可寻,但是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但至今尚无最后的定本,而且各种不同的抄本、刻本、说唱整理本仍然在不断地增加,民间艺人的说唱活动自史诗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至今仍有百余位《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活跃在民间。
记者:众多依然活跃在民间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是《格萨尔王传》今天依然活在民间的重要依据,是否也就是史诗依然以活的形态流传的现实基础呢?
次旺俊美:是的。具体而言,从《格萨尔王传》产生及其流传的过程来看,民间的说唱在前,各种抄本、刻本、整理本产生在后。在此期间史诗本身伴随着民间的说唱不断地在丰富和完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各种抄本、刻本和整理本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民间说唱的内容。这种互为补充和丰富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从另一个角度讲,史诗本身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艺人的传唱,因此,广泛分布在各个地域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在不同的地区仍然在不断地丰富史诗的内容。同时,由于每一个说唱艺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个性,说唱《格萨尔王传》的风格也迥然不同。说唱艺人在才华、禀赋、知识阅历、内在气质和具有的特长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说唱的史诗各具特色,真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另外,每一个说唱艺人在具体说唱时由于与外界产生不同的感应及受到外界不同的影响,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使得每一次的说唱都增加了不同的内容。
记者:这么说来,是否可以理解为《格萨尔王传》的说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随机创作的成分?
次旺俊美:是这样的。虽然《格萨尔王传》具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格萨尔王传》的研究者不能够像其他史诗研究者那样有确定的文本作为依据,但是说唱艺人中有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史诗的产生、发展弥足珍贵。可以说,《格萨尔王传》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其中最重要的不仅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而且它还是一部依然以活的形态在世间流传的史诗。 记者:正因为《格萨尔王传》是一部依然以活的形态流传在世的史诗,那么,对于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广泛的搜集和整理也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说唱艺人的抢救至为关键。 次旺俊美:对。我国学者最早开始介绍和研究《格萨尔王传》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而系统地、大规模地对《格萨尔王传》进行搜集工作则是从1958年开始的。
西藏作为《格萨尔王传》的主要流传地区之一,对于《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国家和自治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1980年,设立了西藏有史以来第一个《格萨尔王传》抢救领导小组和抢救办事机构,即西藏自治区《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先后成立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格萨尔王传》抢救小组;在那曲、阿里、昌都等史诗流传较广的地区,当地文化局相继设立了《格萨尔王传》抢救点,逐步设立和形成了全区范围的抢救网点。自治区《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先后16次派专人到那曲、阿里、昌都等地区,对史诗及说唱艺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普查。(未完待续)
编者的话:《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世代积累、创作的民间英雄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在2001年10月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一致通过将中国著名长篇英雄史诗《格萨(斯)尔王传》千年纪念活动列入2002——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项目。这是本届大会上我国惟一被列入的周年纪念项目。今年8月12日在我区拉开了西藏《格萨尔王传》千年纪念活动的帷幕。对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历来为世人所关注,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经过去同存异,《格萨尔王传》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篇目达226部。无论是篇幅,还是诗行、字数,比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最长的五大史诗的总和还要多,所以,称其为世界史诗之最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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