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应法国国际诗学双年会组委会及该会主席亨利先生的邀请,我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第五届“双年会”,同行者有来自西藏山南地区的诗人伍金多吉先生。按照团队组织惯例,外办的人让我在一表格栏里多填了“领队”的字样,自然除了诗人之外我还有了第二个“身份”——尽管是虚的。作为持“因公护照”者,办手续还算顺利,从主管部门审批列政审、办照、接受外宣和安全教育,只用了一个工作周的时间,按拉萨的工作效率,得承认这是个奇迹。
一
第一次出国,缺乏经验,但是未遇到大麻烦,只是由于英文名字的拼写错误而多掏了一张单乘机票的冤枉钱。可惜此行时间太短,加上飞机上二十几个小时(往返)的疲倦和昏沉,才十二天。在飞机上,耳机里甜腻腻的声音不停地诱导你:“……现在正飞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在西伯利亚上空”、“……在比得堡……”、“在荷兰……”,但是每到一个阶段俯首望去不是云海就是冰天雪地的感觉,只有想象的空间,就象正在浏览一幅无标记无文字说明的天图。在空中经过多少国家和地区,这连虚荣心都满足不了。这次航程在我的理解当中是这样的:北京——上海——巴黎——北京。
法国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国家之一,所谓熟悉当然是来自书本和荧光屏的一点点相对概念。这首先归功于我国早年留学生中游法者居首的缘故。他们带回了习气、带回了什么“枫丹白露”、“香榭丽舍”、“翡冷翠”之类的美妙词汇,他们的译介工作非常到位,且把这个优良作风代代传承下来。当然,更重要的是法国本身,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它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绵长的文化积淀,多种文化的汇合,“浪漫的情怀,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适宜的文化氛围吸引人们,这不是法兰西最辉煌的一面吗?
回国后,朋友们问我:法国怎么样,巴黎怎么样?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好说:很好玩。
二
当地时间十七时多,已接近黄昏,飞机开始降落。远处的灯光陆陆续续稀稀疏疏地亮起来,那可能是巴黎市区的方位。我们越来越接近地面,通过舷窗跳入眼帘的是一派乡村景象。土地被修饰得五彩斑斓,倘若一片巨大的色彩搭配得当的纺织工艺品,连山坡上的一片片小森林都修整成各种各样的拉丁字母形状,我在心里嘀咕道:“那是个H”,“那是个T”。我想这就是就读英国而迷恋法国的徐志摩笔下的法兰西乡村,也是“印象派”们画布上强烈的色彩之源。我能感觉到,大地上落满了金黄和火红的树叶,弯弯曲曲的枝丫间小村庄的红屋顶显得密实并燃烧着。我有些兴奋,一来是因为旅行的暂时结束,二是我似乎感悟到了从未有过的什么。兴奋象闪电,之余就是一段莫名的麻木。
巴黎是我的法兰西之旅的第一站,也是这次“双年会”的主要活动地点。我说自己“熟悉”法国,实际上大部分集中在对巴黎的了解上。什么蓬皮杜、埃菲尔、什么卢浮宫凡尔赛工磨房赛纳河蒙马特尔高地……还有瓦格纳毕加索马帝斯萨特大小仲马左拉雨果……信手拈来就是无数个“圣迹道场,贤者大师”。
戴高乐1号是欧洲第二大机场,世界第五。平均一分钟有一架飞机在此起降。自然也是恐怖分子乐于光顾的重要场所之一,全副武装的士兵们穿过人群不停地巡逻,这不得不说是巴黎的一大景观。这个机场,与其说是机场还不如说是大草原,四周望不到边。进入庞大的建筑物体内,无法确定其五脏六腑的方位,我们只好随着人流达到行李提取处,这已经不容易了。从入境检查开始我们就开始遇到语言障碍的刁难,大出洋相,要不是使馆的人员凭着外交官员的胸牌前来迎接,我们就连走出机场都得上个把钟头。迎接者是使馆文化处的秘书,二级、姓廖。在我的印象当中秘书大多是文质彬彬地戴幅眼睛,精明且有些瘦弱,廖先生也不例外。
正是交通堵塞高峰期,黑色的小“奔驰”在高速公路上也不大奔驰了,总是停停走走。时快时慢。廖先生在十年前到过西藏,言谈间还流露出淡淡的西藏情结。我们聊起西藏,聊起国内的事,自然也聊起法国。从巴黎的人文景观到世界杯足球赛,法国的社会制度,以及交通、建筑、广告等等,整整两个小时。廖先生三十出头,工作十二年,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每三年轮转一次,这次到法国才三个多月。他说话简洁,一下切中要害,不愧为是未来的外交家,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很接近了,聊得投机。
巴黎对我最强烈的也是最初的印象是广告,这不是因为广告本身,而是来自广告的主人。只要是醒目的地方,几乎全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字母,如:SONY、CANON、TOYOTA、HONGDA,字母硕大无比,既然是广告牌,那当然得相互攀比一番。据说,连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百分之多少的漂亮建筑物也被SONY们购买,众所周知,香榭丽舍对于巴黎可就象长安街对于北京一样啊!
在离赛纳河畔不远的一家别致的台湾餐馆里,我国驻法使馆公使衔的文化参赞侯湘华女士接见了我们,并设宴款待。欧化的中餐丰盛且可口,还少不了当地产红葡萄酒的助兴。说句实话,侯女士比起我所想象的那些西装革履高深莫测的 外交使节有些“走样”,倒象个在内地任何地方都能遇上的那种朴实且平易近人的知识型大姐。齐肩的短发,中式小褂,声音柔和,还时常流露出老大姐式的关爱,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她对法国文化的评价很高,对此也很有见解,她希望我们在往后的少得可怜的日子里能够多领会一点多感受一点什么。一是时差二是低海拔原因,我的伙伴状态欠佳,基本上保持沉默状。侯女士有点着急,于是就给我们鼓劲:藏族同胞应该是豪爽的,还是个诗人嘛,不要太拘谨,大方点,更应该豪爽点。
无论走到哪儿,我是改不了贪杯的老毛病。好几杯“波尔多”下肚,顿时忘却了旅途的劳累,加上生物钟天生紊乱而不存在什么时差——尽管已到北京时间凌晨三、四点了。我又开始兴奋起来,边聊天边不时地侧目欣赏街景。那时候的巴黎不算太冷,气温保持在零度以上,很多女人穿着薄裙,(后来我发现她们的耐寒能力完全超过西藏人);小汽车象一排排美丽的甲壳虫,排列整齐地静卧在狭小的马路旁的老式建筑物之下,望不到边,后来知道这就是露天停车场,它七转八回,线条极好看。行人不停地穿梭往来,而且步履匆匆。我终于确信自己的确坐在巴黎某个街区某个餐馆的角落里,那天是公元1999年11月17日。
哦!巴黎,人们给她冠以很多诗意的称谓,梦幻巴黎,花都巴黎,世界文化之都;还有时装、香水、美酒、靓女……
很少有城市与巴黎的文化和人文方面的历史地位相媲美。她经历过那么多的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远的不说,就20世纪以来讲,万国博览会在这里拉开帷幕,著名的大宫、小宫以及很多博物馆、图书馆、艺术中心建于这时代,绘画、文学等现代艺术运动从这里发端,从而推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我用三言两语,廖廖数笔能说明什么呢?更何况我连登上一次埃菲尔的时间都没能抽出来。维克多·雨果说:
耶路撒冷是真实的城市,雅典是美,罗马是伟大。而巴黎是这三个城市的总和。
三
法国“国际诗学双年会”始于一九九一年,这已是第五届。虽然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据说,世界各地的诗人们把这个聚会看得很重要。出席此届会议的有中国、丹麦、美国、古巴、挪威、以色列、多米尼加等二十二个国家的四十多位诗人,其中法国人自然占多数,是近水楼台的缘故吧。很多人来头不小,是世界重量级的,我暗自庆幸自己能过把“滥竽充数”之瘾。
会议专门为我们这个中国藏族代表团(两人)安排了三名翻译,两个藏学界的权威教授和一名正在攻读藏族文学博士的法国姑娘。后者名叫法兰索嬉斯,意思就是“法兰西女孩”,她常常为自己的名字和血统骄傲,三个翻译中有一名犹太人,一名英格兰人。“法兰西女孩”说,在巴黎象她这样纯法兰西血统的人越来越少。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巴黎胃口好,什么肤色都能包容,能消化。法兰西姑娘学名(藏名)曲尼旺姆,照藏族习惯是典型的尼姑名字,但她不是。同两名教授一样,她也是我的老相识。在众多的藏学硕士、博士当中,很多人选择了藏族当代文学这个专业,这足以证明藏族当代文学的成就;按常理,有了对象才能够进行研究。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藏族当代文学才开始与西方对话,也将我的作品译成法文、意大利文等并收入世界性的文集里去。我说开始对话,这是有原因的。比如:作为藏文创作的文学工作者,我和伍金多吉是在这个行业里第一次出国的人。
说是“诗学会”,实际上组委会的安排只有一个内容,就是朗诵自己的作品,然后翻译员用法语重复一遍;其它的什么学习、交流、谈讨之类的事情全留给你自己去安排了。除了一次较隆重的闭幕酒会外,代表们聚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我敢说,四十几位代表中(除我俩)没有一个能说华语的,藏语就更不用说。于是,我们只好围着翻译和其它专业的藏学家的话题转,专家毕竟是专家,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不说别的。“法兰西女孩”也对本国文学懂得不多。
诗人们接组委会事先预定的日程(98年定的),多则十来人少则两三人分成几个小组,以穿插、流动的灵活形式到各会议中心,展厅、剧场、以及大、中学课堂和排练室等进行朗诵或者与听众对话。我无法了解人们对西藏诗歌——确切地讲是对我的诗歌——有什么感觉。但是,藏族诗人的出现,显然对这次会议有着较大的广告作用,增添了一点以往缺少的色彩。有关此会的明信片、纪念卡,招贴画等无处不在对西藏诗人的宣传。据说,在巴黎每天举办着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国际性活动,有关政治的、有关自然科学的、也有关文学艺术的,当然大多是与金融有关与股市有关与产品有关与期货有关与模特女郎有关……我想这种区区“年会”只不过是与陌生的耳朵有点关系,引不起大不了的反响。但是,不分哪个场合,只要“西藏”出场,顷刻间举座哗然,场内气氛热烈高涨,连《世界日报》也刊登了宣传西藏诗人的文章。这里面似乎包容着某种严肃的内涵。难怪后来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接见我们时,表示道:在这儿,咱们的声音较弱。有些势力很嚣张,很多实事被歪曲。我想,西藏传到内地都有点走样,更何况在欧洲,最好的宣传是有更多的机会出去展示真实的西藏。
会议期间,我的朗诵较为被动,因为已经翻译的作品不多,并且全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方便程度选自我的第一部诗集的前面部分,也是我二十岁左右的习作品。我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我硬要选择自己较看好的诗作去呱呱乱叫,那实在对不起法兰西们的耳膜,用个不恰当的词:就是对牛弹琴啦!也许他们感觉到只是一种奇怪的声带震荡声而已。我的伙伴较走运,早在一年前他已接到组委会发来的邀请函,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向译者提供的原稿均是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所以分量足,贴近自己,当然也贴近西藏。后来“法兰西女孩”对我们说:“伍金多吉是藏族诗人。”我似乎听懂了她的意思。说实话,我从来认为(或认识到)过自己仅仅是个藏族诗人,也许自己具有多种文化血统。对于诗,“族”不很重要。
我从翻译那里得知,组委会的经费不很宽裕,且来自各基金会等机构的慷慨赞助,预算做得很精确,我的多余机票也自然不给报销。但是,他们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服务无可挑剔。相对国内而言所付报酬相当丰厚,几乎是在国内出版三、四部藏文长篇小说的稿费总和数,每人每天的伙食就近500元人民币。在前几届“双年会”期间,我国十几名内地诗人也曾享受过这种老外出钱到国外旅游顺便还捞点零花钱的待遇。我不知道在法国的星级宾馆是什么概念,我们住的宾馆挂两颗星,比起国内两颗星差得太远,也小得可怜。唯一的好处是离华人居住的三十区数步之遥,穿过二条马路便到了,吃饭便宜,更重要的是点菜熟悉,有中文菜单。在这里你更能够感受中华饮食的博大,餐馆一家挨一家,生意蛮兴隆,很多馆子经常爆满。据说,不断有中国人找蛇头偷渡到法国,在十三区转入地下,靠打黑工度日,处境异常悲惨。华人开地下缝纫厂者居多,尽快赚够一大笔钱,就转业去开餐馆。
言归正传,说说“双年会”,组委会主席亨利先生是个集诗人、翻译家和文学组织人一身的热心老头。也许是法兰西的幽默吧,谈起女人立刻眉飞色舞,还有点喋喋不休的架势,这习惯上的接近也使我们在交往上有所密切。翻译讲,亨利先生是法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之一,有点什么身份,在二战期间曾身居东欧搞文学翻译和共产党的秘密活动,还营救过前苏联的几位著名作家,然后又安排他们疏散到世界各地。如果不是信口开河,他声称自己曾经营救过的什么人后来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只要是小组活动,他亲自开车接送我们俩,还经常亲自主持会议。一上讲台,经常是叽里呱啦一口气能把百来个音节轻松串起来,口若悬河,说功绝对到家,手势活像猜酒令,内涵丰富,对我们,他也实行了“民族照顾”政策,我们离开巴黎到外地时仍保留我们原来的房间,超支增加了我们在马赛多逗留一天的全部开支。但愿这超支部分不是亨利先生自己掏腰包,如果真是这样,那太丢面子。在与他交往当中我牢牢记住了使用率较高而发音较难的一句:麦和西,是汉语“谢谢”在法语里的对应词。
麦和西,亨利先生。
四
下一站是马赛。记得在两年以前我一位同名同姓的朋友从那里捧回来了某届世界性歌咏大赛的金奖,《人民日报》对此作了译价较高的报到,除此之外,它在我脑海里是一片空白。只听朋友讲,那是法国南部一座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临行前,我们通过电视得知南部一带正在下雪,在巴黎这算是新闻。当时的巴黎仍在下雨,每一场都畅快淋漓,一条条碎石铺就的马路干净透亮,根本感觉不到这里已经入冬。亨利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上车前他祝福我们在马赛玩得开心,并且很认真地告诉我们,马赛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也是他的故乡。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家乡美,这很自然。翻译“法兰西女孩”也是第一次去马赛,抱着我和伍金多吉一样激动的心情。我们坐的是高速列车,时速达250公里,900多公里的行程以四个小时结束,是直达的。一路的乡村景色目不暇接,还有难得一睹的诱人雪景。南部是法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是重工业基地,主要港口也分布于南部,翻译在更多的时候充当导游的角色,她虽然对南部不太了解,但还是凭着中学时掌握的国家地理知识,指指点点能认出(猜出)几个工厂和大仓库,剩余的时间就是跟我们学点藏文。马赛国际诗歌中心的人早已等候的车站,类似的热情周到多次使我们感动,现在有点习以为常了。
我们入住的宾馆与大海之间由一条马路相割开,海面被大大小小的船只及游艇所覆盖,似乎在房间里就充斥着鱼腥味,空气粘乎乎的,这是马赛最大的渔港,岸上就是渔市。刚进房门,还没来得及坐下,就有人敲门。来者就是我国驻马赛领事馆的人,总领事林先生亲自架到并送来祖国的温暖,有点爱宠若惊,也有点难为情。领事先生前脚刚迈出房门,后脚又迎来了客人。刚从意大利赶来的我弟弟及他的两个朋友架到,我弟弟排行老八,正在意大利某研究中心讲学,以无孔不入的热情传播和推广藏族医学和佛学知识,还以玩票的心态写诗,以写爱情诗著称,深受少男少女们的青睐,个人诗集在国内藏文文学书籍中数销量第一。兄弟久别,又在异乡相逢,先是激动不已,热泪盈眶,然后就是说不完的话。他通过组委会得知我当日抵达马赛,于是,匆匆忙忙从意大利某个城市开车赶来,同行者是M小姐和安东尼奥先生,都是他的朋友兼弟子。东拉西扯不知不觉中已过了几个小时,快到朗诵会的开始。我们沿着大海岸向会场走去,队伍壮大了许多,又来了一些老八朋友的朋友。走在会场的路上我才开始下意识地寻找马赛的特色,也就是寻找马赛与巴黎的不同之处。可惜天已黑,剩下的只有五光十色的灯光。据说,在马赛偷盗行为比较猖獗,安全系数小,这一点两天内已完全证明了;第一天夜里M小姐的车窗被砸,偷走了一些不大贵重的零碎物品;第二天安东尼奥的车窗玻璃遇到同样的遭遇,幸好窃贼没能找到什么可以“拿”走的东西,只是留了个翻天覆地的痕迹。接着就是有人以故意“撞车”的方式敲了他一千法郎。
马赛国际讨论中心设在被某个教堂“遗弃”的养老院内,古色古香,不乏情调,还具有一种历史感。中心有专门的诗歌图书馆,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满了不同文种的诗集、诗论集,诗报刊及有关诗歌和诗人的大量书籍,可惜没见到几本印有方块字的,藏文更是空白。该中心的负责人表示,希望几本藏文诗集也在这里有一席之地。我想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回国后我给他寄去了好几本藏文诗集。开会前,偶尔与一位编辑先生搭上话,他热情洋溢地推销自己,声称正在编辑一部有关“水”题材的诗集,是世界性的鸿篇巨制,要求我们能提供类似的作品。在我随身携带的一本诗集里恰好有一首题为《H2O》的短诗,单从标题讲,我这是最准确而科学的啦。他当场拍板入选并邀请“法兰西女孩”以最快的速度译成法文。我想他需要的不是我的作品而是需要藏族的,换个作者同样被录入。对于刚刚跨出国门的藏族当代文学而言这意义更深远。
在马赛的朗诵会很冷清,朗诵者和观众的数量相等,共十几个人,而且很多是朋友来凑热闹。中心辛辛苦苦作了一年的广告宣传可能无声无息地失效。诗歌的市场本来就不景气。在一家阿拉伯餐馆里,诗歌中心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我们一边品着可口的风味餐和葡萄美酒一边海阔天空地大谈起西藏,谈起诗歌。中心负责人不失时机地介绍着他们对诗歌事业的贡献和成就。他说,法国有95个地区,其中十三个地区的地方财政部门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等机构来养着该中心,从教学,出版到资助贫困诗人,凡是与诗歌有关的事他们什么都做。其中较诱人的一件事就是该中心每年从国外请几名诗人到马赛住上数月,应邀者只管自己的写作,抽空学点法语,没有什么制定的任务,其目的是让他回到各自的国土宣传法国,传播法诗。最近几年,他们的目光一直盯着发展中国家。后来翻译给我讲:你们错过机会了,当时应该说表示对此事有浓厚的兴趣。他是在试探性地邀请你们。我弟弟又说:你不懂老外。我的确不懂老外,人家在炫耀成就时,我来个见缝插针,人格可丢,国格可不能没有啊!也许真得坐失良机了,但我只有自嘲的份。
原定计划是次日返回巴黎,车票都是往返的。翻译小姐是第一次到马赛,想多呆一天,加上我们兄弟相逢的深刻含义,她往巴黎打长途说明原委并请求延长在马赛的停留时间。亨利很痛快,同意延长并答应组委会承担费用。
伍金多吉的生物钟始终未能调整过来,睡得总不踏实,每天起的很早。每天早晨,他洗刷完毕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敲我的房门。那天,他照敲不误,很早,翻译小姐可能还在梦境里溜达。我们这些从高原下来的人,每到底海拔的地方,能吃能消化自然饥饿来得快,这也许是氧气过剩的缘故。我们决心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一次饱餐一顿的使命。宾馆虽然带早餐,但语言不通,现场看不到什么可以吃的,厨房又禁止入内,只好到街上去找点吃的。外面下着细雨,空气里弥漫着人鱼混杂的气味儿,灰蒙蒙的天空显得很沉重。真想学着老外说一句:啊,今天天气很糟糕。刚一出门,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不远处有家有汉文招牌的“上海饭店”,俩人面带会意的微笑不约而同地朝那边快速赶去,首先语言问题消除了,哪怕是粤语、江浙语还是闽南话。但结果还是走进一家附近的洋馆子,因为“上海”不营业。我指着一条面包棒表达自己的饥饿和意图,面包是按照我比划的长度切了两节,奶油也摆在那里,接着就是牛奶。牛奶,英语怎么说不知道,法语更不用说。万般无奈之下我模仿一位记忆中的漫画人物,拿起笔画了一头奶子很大的母牛;营业员立刻领会了我的意思,嘴里重复着“OK”,端起一瓶牛奶。接着他又不停地重复着非常陌生的两句话,我猜测是问我们要热的还是冷的,我掏出打火机打闪几下,营业员又开始“OK”啦。肚子“OK”了,心情也好些了。但没有料到我们在宾馆的餐厅里早已留下一个笑料。翻译小姐一见到我们就开始乐呵呵的,有所反常。她说,当她知道我们单独出门了,就有些担心。她首先想到的是餐厅,于是问服务员两个“老外”是否光顾过此地时,服务员慢条斯理地回答:是来过两个怪人,其中有一位身上披着一条被子的蒙古人。服务员指的是我穿着藏装,但令我佩服又惊讶的是她的金睛火眼一下识破我具有蒙古血统。于是,大家有了笑柄,法兰西的藏学界还多了一则西藏人披着被子的故事。
老八和两个朋友姗姗来迟,超过预约时间已有一小时多,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焦急地等待。那天的时间全部安排满了,要去海边的风景区,要到盖托桑小镇吃午饭,要看日落,要爬到山顶教堂看马赛的夜景,之后是去特色酒吧和到印度餐馆品尝地方风味。
M小姐说,因为大批的工人在举行罢工游行,几条大街水泄不通,只好绕道而行。六个人挤一辆小轿车,随着一首东部藏区广为流传的民歌《阿叩白玛》的优美旋律往海边进发。也许是人们接受大自然的方式不一样,除大海之外那里的风光太象我家乡某个普通小区,我们三个老藏族很失望。最激动不已的是长期居住在马赛的M小姐,或许这地方激发起她对某些美好往事的回忆和怀念,诸如情人约会之类的。M小姐曾是一名爵士乐手,曾经很疯狂地感受过生活,自从与佛教结缘后,改变了她的一切,几乎达到想遁入空门境界。父母已经给了她足以享用一生的钱财和产业,她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并打算将她的事业带到西藏去。据朋友讲,她如今正在学藏语并着重于进行西藏之行的前期准备。她比较深刻地幽默,她说,她到这个世界,本来想找点人情味儿,结果与人的对话开始结束,正在做与佛对话的准备。与M小姐一样,安东尼奥也是个纯意大利人,又是个富家弟子,快三十岁了,生活依然靠父母的恩赐,有点无所事事的样子。为了别人不说自己是个“寄生虫”类的东西,他经常做做样子,赚点小钱,按他的说法自己只赚给人付小费的钱。他没上过多少学,对诗歌更是毫无感觉,但是,为了表示对新朋友的友好,一再要求收藏我今后的诗歌,并信誓旦旦地许诺付报酬。这报酬是他父母付还是从“给别人的小费”里抽取,我就不得而知。到今天,我未能实践诺言,连一首诗都没寄给他。我不应该不识抬举。
当晚,我在想所谓在马赛的一天实际就是在马赛之外度过的,更何况自己天生不大会欣赏什么风景,什么日出日落。还不如喝点酒与兄弟聊聊天,尤其是葡萄酒加聊天。法国人说,葡萄酒是土地的血液,是上帝赐给法兰西的最高享受;甚至有人管葡萄酒称为“圣血”,是基督的血液。
返回巴黎,我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在他豪华的个人住宅里接见了我们,在座的还有侯参赞及廖秘书。饭桌上备有刀叉,也有筷子,任你选用,十几道菜均是中国式的。座位的排列都很有说法。大使对我们的工作做了肯定的评价,也许是在电视上见多了的缘故,见到大使尊容感到很亲切,甚至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后来知情者讲,照我俩的身份或地位,这样的待遇是很少见的。通俗地说,面子给足了。于是我就感觉到,我们不仅仅是代表个人。侯参赞说,类似的活动咱们应该多参与,这次仅仅是开头。
时间飞也似地过去,转眼间就到滚回去的时候了,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但也留下来了其它一些遗憾。临行前,著名藏学家海瑟女士将我们邀请到自己家中,用不太地道的藏式饭菜招待并送行。那天也来了一些藏胞,有房地产经纪人,有大学教师、也有与我们共同参加此届“双年会”的歌唱家丹增贡布先生。海瑟女士是我国藏学界很熟悉的学者,曾多次入藏进行交流、考察活动。其著名的博士论文《早期汉藏艺术》一书早在94年被熊文彬博士译成中文并出版,名著《安多托钵僧根登群培》的中译本也不久将要问世。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担任了翻译,我认为她是最忠实“原话”的优秀翻译,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其治学态度的某个方面。如今她成立了一个叫“夏鲁学会”的机构,致力于西藏古建筑的保护及修缮工作,同时也担任着东方语言学院藏学教授兼系主任。
还有一个是我的犹太老朋友尼古拉先生,他是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专授藏语言学,也是组委会安排的翻译之一。曾出版过法文版的《藏语自学读本》,在欧洲深受欢迎;最近又刚刚写完一部《藏语方言对照词典》,也许是因为方言研究的需要,几年前,他从那曲草原带走了一个精通数种藏语方言的牧女到法国。如今,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他的解释是:我单身的时候,薪水的一半要上税,现在有了妻儿政府倒给我一点补贴。是老朋友,我自然了解。实际上他骨子里就是个老牧民,他不喜欢都市,他厌倦讲学,他留恋的是他在拉萨河对面看准的一家农舍,我敢肯定他将来在那里养几头奶牛,种几片土豆并度过余生。这也是我所接触过的很多欧洲人的梦想,但梦想毕竟是梦想,真正能做到的为数太少,我在内地也经常碰到类似心态的人。这仅仅是心灵倾向,而不是现实生活,借朋友的话说,人总应该有飞翔感。
比起咱们的教授,海瑟的房子并不大,当然那是个人财产。客厅,卧室和工作室,分成三批人。海瑟和尼古拉夫人忙于做饭,伍金多吉与藏胞们聊天,我和尼古拉,“法兰西女孩”、藏族文学博士马兰小姐共同完成了两首挪威诗人的法文诗歌的翻译。一会是他们直接口译,一会马兰译成中文,然后,我从中文“转移”成藏文,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任务完成。当我兴冲冲地带回拉萨请主编先生过目时,他对文字和句式好像不大满意,这是出乎我意料的事。这可是藏族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法文译过去的稿子啊!马兰小姐和我们曾把藏文稿子译成意大利文的过程也是这样的,我先口译成汉文,并尽量追求多种表达的可能,然后她把这可能转换成另外的可能,有个“可能”已很了不起,也许翻译——尤其诗歌——本身就是个可能,很多时候不是神似便是形似,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感觉。我相信她的感觉,因为我们很要好。
幸亏走的时候不是灰溜溜,有很多朋友参加的Party,有很多道不尽的话题,有美酒,有回味……这足够了。还是廖秘书开着车,侯参赞亲自把我们送到戴高乐1号。她一再强调我们此行的重要性,也多次重复这仅仅是开始。她也高兴我们平安归去,并祝福我们旅途愉快。
新闻媒体频频报道着圣诞节即将到来,2000年近在眼前,法兰西举国上下沸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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