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庙旁的士兵墓

    每每从那些肃穆的烈士陵园经过，或者虽然不是陵园也没有坟包只是战友献身的故地，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从诞生到死亡的距离并不遥远，哪个人也逃脱不了死亡这一劫。特别是军人应该时刻有准备献身的思想，和平年代也不例外。敌人的枪口出其不意地对准了你，身陷各种灾害中的群众等待你抢救，高山缺氧及致命的顽疾无情地向你袭来……当然我们不惧怕死亡，要战胜死亡，尤其要减少非战斗减员。但是一旦死了，就死得其所，逝去的是肉体，留下的是精神。

    我常常想起藏北喇嘛庙旁那个坟包，孤零零的一座小土丘。里面躺着一个19岁的士兵，已经50年了。年轻士兵的遗体早就融进高原的冻土层了。但是嵌埋在他骨头里仇恨的子弹还活着，一颗一颗地破土、发芽，长成了大树，坚韧地唱着不死的歌，昭示后人。我曾经和我的高原战友在这座孤坟前起誓：任何时候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忘记那些把我们心火点燃的艰苦岁月，还有那个岁月里最亲最敬最可爱的人，他们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爱，也教会了我们什么是恨。你如果爱，就要记住来路上的泥泞。你如果恨，就要淡去头顶上的阳光。

    这个19岁的兵叫齐琛。那是我入伍来到青藏高原的第二年，1959年深冬，正赶上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发动的那场叛乱。西藏的山河笼罩着一片慌乱迷茫的狼烟，我所在的汽车团全力投入到平叛运输的紧急任务中。可以想象得出，我们行车之艰难之险峻的程度了，车队常常要驶出青藏公路开辟便道，把弹药和食品送到平叛部队指战员手中。藏北无人区的所谓便道很少有人走过，更别说跑汽车了。泥沼、冰河、雪道随时横在眼前，汽车开不动，我们只好停下车把东西背上去。经历太多的艰难，目睹太多的险恶，我的目光反而变得坚毅，自信。

    那是我们来到羌塘无人区的第三天。只因为一座喇嘛庙，部队滞留在了这里。一股被我军追歼得狼狈逃窜的叛匪，躲进这座庙里，他们顽守着大殿，拒不言降，还不时地对我围剿小分队放冷枪射击。保护包括寺庙在内的西藏文物古迹，是我们的民族政策，也是军队铁的纪律。显然那些负隅顽抗的叛匪也是了解这些的，他们才把喇嘛庙作为最后顽守的据点。

    小分队只能向叛匪喊话，劝降。没想到，叛匪把我军的严明、崇高视为软弱可欺，更加放肆地从寺庙放冷枪射击。庙门牢牢地关闭着，它不在高处，也不在远处，它只是在叛匪的手里颤栗着。夜深沉，天上无星无月，地上无光无灯。死气沉沉的喇嘛庙实际上已经演绎成了离经叛道的废墟。那些诵读经书的活佛不知藏身何处？

    半夜里，匪徒又在躁动了，不知为什么只是冷冷地吼叫了几声却没放枪。也许虚弱的内心开始敞开，但这并不代表悔罪的复归。一切又死寂般沉入深夜。

    第三天中午，部队断然决定：不开枪不打炮，不损害寺庙的一砖一瓦，强势巧攻拿下这个特殊的碉堡。喊话，让敌人出来缴械。寺庙的圣洁，受苦受难的藏族同胞，都需要我们这样做。齐琛被部队指派接受了喊话的任务。他不带一枪一弹，拿着临时用纸卷成的喇叭筒向寺庙逼近，喊着：“你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投降吧！解放军优待俘虏！”这喊话的内容是部队统一拟定的，谁都会喊。齐琛边走边喊，吸引着敌人的火力。这当儿部队分成小分队绕到两侧和后面包剿了守敌，夺下了喇嘛庙。

    齐琛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喇嘛庙红墙下找到了他的尸体。他身上中弹20多处，整个胸部布满弹洞，网状。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们把他的遗体运走，我们就地掩埋了战友。他19岁的灵魂就这样安放在广袤的藏北无人区。那个小土丘，无草无水，秃秃的，对面就是喇嘛庙。他永远地守卫着佛教的圣洁，听喇嘛们悠长平和的诵经声。临别齐琛前，我从几张旧报纸的空白处撕下一些冥钱，用手指拨弄着烧化在他坟头。同志，亲爱的战友，你孤身走在另一个世界里，难免会遇到些阴沟深壑，这些灰烬的元宝也许可以填平它吧！

    那一刻，天气突变，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地奔来。我预感到雪在融化通往春天的道路，便告慰齐琛：好战友，一路走好，西藏的春天马上就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