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

    杀猪佬是上郭村的，一对叔侄，老的精瘦，小的却高大壮实，外号“小牯牛”。小牯牛肩上一个挑子，一头是大黄桶，一头是箩筐，叮叮当当的装着一些家伙。他们进村一会儿，一头大肥猪就拼了老命地嚎，把人都叫去了。“扑——”一个猪尿泡落到人群里，有人抢到了，马上放到嘴上吹，慢慢地鼓大了。

    看完杀猪，我就跑回去了，看打豆腐。一锅豆浆，要熬上小半天的工夫。神奇之处在于点卤，卤水一兑，盖上一会儿，再揭开来一看，怪了，全变成白嫩嫩的豆腐花。

    舅爷喝了豆腐花，咂咂嘴，对母亲说，嗯，今年的豆腐打得好！舅爷有一样本事，会拉糖。他有个专门的工具，木头做的，叫糖桩，绑在门栓或大树上，把冷了的糖稀弄来，套在糖桩上拉。拉得很慢，其实用的是暗力，结冰的天，舅爷头顶上却不断地往外冒热气。拉得长了，用手在中间搭一把，上一个大步，往桩上一套，再拉，如此反复。惭惭越拉越白，越拉越有韧劲。

    年三十了，母亲和姐姐在灶间忙着，父亲扫尘，贴对联，我也帮帮忙，擦煤油灯的灯罩子。我家有一盏“保险灯”，比端盏灯大些，比马灯又要小些，系一根尼龙绳吊在堂屋的梁上，绳子穿过滑轮拴在墙壁的钉子上，要用的时候，“骨碌碌”放下来；熄灯了，又“骨碌碌”地扯上去，自如得很。

    就在这盏“保险灯”下，我们一家人围着吃年饭。母亲不断地说，吃慢点，年饭么，多吃菜。父亲一个人坐在上方，脸上格外和气，偶尔端起杯子“吱”一口酒。父亲有一个小酒壶，放在火钵里温着，杯子空了，便伸手拎起来斟一杯。酒从壶嘴子里倒出来，划着弧，清亮亮的泛着热气。我吸吸鼻子，闻到一股香。父亲注意到了，把酒杯向我推推，让我也喝一口试试。

    我迫不及待地伸出手，父亲忙叮嘱道，慢点，喝慢点，一小口，一小口。我在心里说，不就“挖耳”大的杯子吗，还一小口。我端起杯子，不管不顾地往嘴里一倒。天啊！害死人了。那一下，从没有过的感觉，像一把火，从喉咙里一直往心里烧。我本来想大喊几声什么的，但喉咙像被鬼捏住了，只得大口地喘气，眼泪辣得止不住地往外淌……

    当我终于缓过来的时候，墙上的广播却变了腔调，成了大队长的声音。那时候，我们村里家家都安了小广播，一天响三次，从《东方红》开始。有时，广播突然停下来，换成大队干部的声音，或是说一件事，或是通知谁谁有信件，但多半是召集各小队的队长去大队开会。我们静下来，听大队长说话。好半天，我们才听出大队长的意思，他是在向全体社员道辛苦、拜年呢。说了一会儿，大队长突然提高声调说，一队呀，一队老丁呐，你正在吃年饭吧，多喝几杯啊，喝好了，一会子我带你上山打野兽去啊……老丁就是我父亲。父亲先是愣住了，接着就发出一阵“哈哈”的大笑声。原来，大队长真的喝高了。

    除夕夜，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在兴奋地等着，等着新年开大门的那阵鞭炮响。等着，等着，父母就老了，我则长大了，也成了一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