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之子看甘孜

　　甘孜州农奴的孩子——格勒出生时，恰逢甘孜州社会进行变革，之后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在藏学、人类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建树颇丰。

　　回首甘孜60年的发展历程，人们总会提及这位“甘孜之子”，甘孜人民把他放在心里、挂在嘴上，每他回乡之时，乡亲们都会捧着甜美的青稞酒和吉祥的哈达去迎接他。格勒博士的心中也时常惦记着家乡，他的亲人。无论是到国外讲学还是在和友人交谈，他都会提及家乡的变化。家乡的现代化进程更是格勒博士关注的焦点。

　　喜逢甘孜建州60周年，本刊特邀记者采访格勒博士，听闻他的真知灼见，寄托一份我们对甘孜未来发展的美好心愿！

　　此前记者没有见过格勒博士，但对他一点也不陌生。我们最常提及格勒博士的是从《西藏一年》一片播出后（格勒博士为此片总监制）。这部人文纪录片已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播出，让很多人了解了一个真实的西藏。而熟悉格勒博士的人都知道，格勒博士的著作是很多藏文化研究者深入藏文化腹地的引路标。记得 1995年，格勒博士参与的中国藏学中心重点科研项目的成果《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一度成为我下乡采访的参考书籍。此番为了采访格勒博士，在做案头工作时，我翻阅格勒博士丰厚的学术成果时，不由感悟自己也只触及了格勒博士学术著作的冰山一角。

　　8月的一天，在树荫遮蔽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驻拉萨工作站，记者见到精神矍铄的格勒博士时，他正在从容有序地处理着种种公务。听博士娓娓道来其成长的经历，记者不禁感叹：博士 60年的经历，恰如美丽的甘孜经历的破蛹化蝶、沧海桑田的巨变。

　　格勒童年记忆中的甘孜故乡

　　格勒博士对记者回忆道： “我母亲说不清楚我是哪一年生的，只知道是解放军进藏那年，也就是1950年。我的印象中，我懂事的时候已经有公路、公共汽车等等。这样说来，甘孜州60周年，我也是60周岁。那时我们叫公共汽车“拉瓦噶真”，就是你给他钱他就让你坐。我对飞机也有印象，我们叫飞机“朗株”，就是天上飞的船……

　　这一年，在格勒博士心中真正烙下的印记是他命运的改变。母亲寄托在格勒身上的梦想是，他能从小到寺庙学经，长大后成为一名“格西”。为了这一梦想， 5岁时，格勒就被母亲背到白利寺报名当喇嘛，但是因为年龄太小，只能回家暂住，后又被送到给领主管理经堂的喇嘛处学藏文。

　　读书的梦终究没有依靠出家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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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家乡开始了民主改革，区政府办起第一所小学校的时候，盼着儿子靠读书换得出息的母亲，拉着年幼的格勒走上三四公里路，第一个到政府办的绒坝岔区小学报了名。

　　这一步是铺垫格勒通向知识殿堂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许多和他同龄的甘孜孩子都背上书包进入了学堂。进入寺庙当喇嘛这条路不是唯一认字读书的途径了，昔日农奴的孩子也能在朗朗书声中享受读书的乐趣了。

　　格勒博士说： “我读小学时，我的老家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这个改革是连我们学生都要参加的，相当于内地的斗地主、分田地，到处都在开斗争会，到处都在分田，像我们家呢，没有房子就分到了最好的房子，父母一辈子希望我读书，唯一的一个儿子、男人，所以我也有机会读书—这个情况呢对很多人都是一样的，这样呢，社会实现了平等，很多人有了生产资料，可以自给自足，最后发展到我们姐姐这样的年轻一代的，通过民主改革，入团、入党，当生产队长……”

格勒读小学时，一场社会改革正以“均贫富、分田地”为口号，在格勒的家乡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这场运动因其惠及广大贫苦百姓而深得民心，拥有着广泛的参与性。昔日，只能够睡在农奴主家走廊上的格勒一家有了自己家的房子，而且还是镶着玻璃窗的房子，宽敞明亮的新居让人的内心都充满希望。可以想象到当时格勒一家人是心怀怎样的热爱设计着新生活——现实告诉他们，幸福不是只有存在于虚幻的来世，人生今生就可以拥有人的尊严。

　　新中国藏族第一位博士

　　随着格勒博士在学术上造诣的加深，他取得的成果也与日俱增，他的声名远至国外。

　　1989年春季，格勒被正式被聘任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教授。随后，他多次赴美讲学，他将家乡的巨变传播到遥远的大洋彼岸。

　　有一次，在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讲学时，格勒博士用幻灯片向他的学生展示着高原美景，其中一张是在飞机上拍摄的——白色云波中几座雪峰凸立，如同幻海中的岛屿。格勒博士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你们没有到过的高原。因为你们没有到过，所以云海下面发生的事情你们没法猜想。”接着，他又打出第二幅图片，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人身着漂亮的藏装安详地坐在机舱里。他讲解道：“这就是我家乡的农民。”台下惊异之声顿起，美国学生怎么也不能相信那雍容华贵的老人竟是中国藏区的农民。

　　借着这样的讲学机会，格勒博士一次次向世人讲述着藏区的变化。他成长的经历、他的身份、他克己求实的学术精神都使他的讲述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他家乡生活的变迁就是甘孜州变迁的最好例证，他的成就也是甘孜州的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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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勒成为藏族第一位博士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客观性——没有甘孜州的民主改革就不会有农奴的孩子上学的机会。而个人的经历也是格勒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泡在图书馆的时间永远比别人多，他西行阿里，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称为“藏族起源的摇篮”的山南地区，东行昌都及云南、青海、甘肃诸省的藏族自治州，几乎走遍了整个藏区的城镇乡村，丝毫不顾及健康受损、身体不适等状况，相继完成了《藏北牧民》、《西藏家庭四十变迁——西藏百户家庭调查报告》、《西藏昌都——历史、传统、现代化》等学术著作，开拓了藏学研究领域的空间，提升了藏学研究的水平。

　　格勒博士说：“如果没有民主改革，我不可能成为藏族第一个博士，我愿意凭借自己学习的东西，自觉地为西藏，为国家民族团结做点事情，这不是宣传，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 

　　格勒博士眼中的甘孜巨变

　　变化一：60年以前，突出的变化是社会的变化，政治的变化。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占社会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家庭没有地，政治上也没有权利，最多当个喇嘛。民主改革后，大多数甘孜人分田、分地，获得了平等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后，甘孜州开始了民主改革，这是一次从上到下的全面社会改革。 1950年代，我读小学时，到处都在开斗争会，到处都在分田，像我们家，没有房子就分到了最好的房子。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他们一辈子希望我读书，而我也获得了读书的机会——这个情况对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社会实现了平等，很多人有了生产资料，可以自给自足。我姐姐在在民主改革后入团、入党，当了生产队长。

　　格勒博士认为，甘孜州第一阶段的改革，在经济上不是很成功，原因很简单，当时学的是苏联的高度计划的、统一的模式，经济上与国外不结交，市场不开放， 因此最后还是穷。甚至1960年代初，我读中学时都没有吃的，都是饿着的，我还去要过饭，所以经济上是失败的。经过了经验教训的总结，甘孜州经济建设后来有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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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二：当时我的家乡和西藏是基本上接近，最高的目标和利益是宗教，整个社会的大量的财富，在本来就穷的情况下还都流向了寺庙，整个政治服从信仰的利益，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上千年。民主改革后，核心的利益发生了巨变，大量的僧人还俗，寺院就没有多少人了，人们从完全为来世这种信仰和最高利益当中解放出来了，重新可以思考外面的社会、自身的利益以及人们的命运 。正如《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作者所说，旧社会，西藏也曾试图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都遭到了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宗教垄断。在我们老家也一样，甘孜寺、大金寺这些大寺大过了一切。 思想不解放、冲破不了宗教的牢笼，就不会有自然科学家，当时只有格西，只是讲哲学的，讲艺术的，根本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

　　变化三：甘孜州解放后，一大批人除了宗教以外可以接触到自然科学，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当时甘孜培养了一大批藏族的年轻人，这一批人后来变成了文学家、科学家、藏学家、艺术家—— 这些人促进了甘孜州的现代化向前迈进。当时，虽然客观条件不允许有市场经济，但是人们的思想已经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

　　变化四：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甘孜城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交通发达，能和周围的省区连接。我们家是农村，我直到读大学时，我们家都在农村当农民。1977年我读硕士时就逐渐开放了，开放以后从我家庭的变化可以看到甘孜州的变化，我们全家都搬到城里来了，变成了城镇居民，很多和我们家一样的农牧民都变成了城市居民，在城里当了法官、司机、医生、商人等等都有。

    变化五：真正的巨变是改革开放以后。甘孜州很快出现了一大批个体企业家，他们是在群众中自觉产生的，这里面有很多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好的政策指引下，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甘孜州的康巴人经商很厉害，不少最有名的商人都出自康区，在成都、北京、上海、拉萨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一批有头脑有经商灵敏度的个体户、农民是最先富裕起来的人。

　　改革开放的政策，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牧民有了草场和牲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甘孜州现在的变化可以说是以前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很多家庭都有了车、电话、电视，但是这种变化离我们现代化的目标差距还很大。理想的目标是大多数人都感到很幸福，物质和精神都是很满足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

　　对甘孜州现代化的思考

　　格勒博士认为，甘孜从民主改革开始，就开始了其建设现代化的历程。这一历程波折不断，但始终在发展中前进——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提出的跨越式发展恰是为甘孜现代化的建设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格勒博士认为，甘孜州的现代化进行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人们的所有权，使老百姓有吃饱穿暖的基础；但是第二个阶段有点问题，目前还是手工劳动，而现代化就是要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这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央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跨越式发展，就是要完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跨越到工业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跨越。这个跨越对西藏来讲，对甘孜州来讲是不够的，我们要缩小与内地的差别，避免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会产生的一些弊病，直接进入生态化、知识化、信息化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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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目标之一：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并重。

　　甘孜州实现现代化的这一目标一直是中央和地方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在农业化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甘孜州应该重点避免哪些问题？ 西方工业化社会物质发展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是西方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精神上问题？就说明他们追求的精神和物质的目标不能一致。既然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就应该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平衡，既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也要有丰富的精神内容，最终目标的落脚点是大多数人民觉得幸福。

　　我们的现代化不能是“只要有钱就行”。政府机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了解人们愿望的。比如你在藏区开发一座神山的矿藏，违背了老百姓的意愿，你就不能开发，因为这违反了民族宗教政策。

　　理想目标之二：出文化牌、致力于旅游发展。

　　发展经济要考虑当地的优势、特点。在高原上最好的、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文化。我们经过了前面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当时大家误认为这些文化是错误的，所以破旧立新。上世纪80年代开放以后发现我们当时错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也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条件，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立足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是财富，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开发它、利用它。目前为止，发展旅游是能惠及当地老百姓经济收入的。甘孜州有多样性的语言、独特的风俗 ，这些文化过去被当作包袱，现在是宝贝—这个宝贝不是我说的，是已故的阿沛阿旺晋美委员长说的。目前，甘孜州的旅游发展还是不如阿坝州，不如拉萨，要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开放的步伐，开发甘孜州的旅游资源。

　　甘孜之子的愿望

　　格勒博士认为在制约甘孜州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交通不便是其一，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受到社会稳定这一因素的干扰。10年前，格勒博士便对甘孜州青年教育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要抑制长期存在的境外分裂势力的策反，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培养坚定的民族干部队伍，与群众密切联系，使得境外分裂势力无机可乘。

　　从政教合一的社会变革为社会主义社会，甘孜州才走了短短60年，期间始终有境外势力窥视着建设中的新甘孜，宗教问题是一个有理性、良知的学者无法规避的问题。

　　格勒博士对记者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宗教要变成个人的信仰。政治活动是人们推举出来的，要为人们做事。而宗教要逐渐变成人们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法律、政治要促进这一变化。另一方面，宗教的领袖人物要进行自身改革。我找了甘孜州、阿坝州的7个活佛问同样的问题，他们都认为佛教要发展下去，年轻（僧）人的管理是一个问题，交通发达了，年轻人随时可以离开（这样就非常难管理）。作为信徒你不能拿你的信仰作为政治去反对执政党，这是和信仰不符合的，和释迦牟尼的教义是违背的—大多数我认识的甘孜州的活佛讲的非常好，他们认为信仰就是个人的，你天天坐着念经时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参与不利于国家、不利于大多数人的事情。宗教领袖要一心一意传教，帮助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使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一个村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比你建座寺庙更有意义。宗教改革是普遍面临的问题，一定要建立人间宗教。就是老百姓的宗教，老百姓的宗教就是从心灵上给人家带来幸福和安宁，而不是利用宗教去搞战争、骚乱、政治运动等等—这不是宗教的本质。

　　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格勒博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己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他的家乡甘孜州最终建设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人人共享幸福的现代化社会。而他所坚信的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进，虽然会经历坎坷，会有磨难，但理想一定会缩短与现实的距离。如果我们做到了，那么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将来就是其它国家学习的一个范本。

　　甘孜的未来是令人向往的，我们为此期待着，并愿为之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