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物考古回顾与思考

     人类社会刚刚进入21世纪，我们又迎宋了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盛事。作为一名几乎与现代意义上的西藏文物工作同时成长起来的藏族文物工作者，回顾过去五十年来西藏文物工作之辉煌与个人从事文物工作之甘苦，不免思绪联翩、感慨万端。

      西藏的文物考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前50年仅仅是意大利的杜齐、法国的石泰安、英国的黎吉生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单枪匹马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上进行的一些随机、零星的考古发掘。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缺乏深入和不够系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正式成立文物管理小组。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独立自主地承担起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重任，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抢救、保护了大量的社会流散文物。80年代初期，我区文物工作迎来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继扎什伦布寺、萨迦寺、夏鲁寺、桑耶寺等维修工程之后，1989年，国家拨巨款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为期五年的抢救加固维修工程。1996年，国家文物局再次派出专家，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文物进行考察，并于次年拨专款对以古格王国都城遗址为中心的阿里文物古迹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维修。现在国家又确定了布达拉宫二期维修以及萨迦寺和罗布林卡的维修工程。总结这个阶段的工作，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文物考古学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50年代以来，由中国科学院所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以下简称科考队)在一些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配合下，对青藏高原的古地质地理、古生物、古植物、古动物、古气候等方面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在藏北那曲采集到一件细石核，这是在西藏境内首次发现的细石器。从那时起，科考队、南京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先后在定日县、藏北申扎珠洛勒、阿里日土扎布、藏北多格则、雅曲雅士、才多茶多、带碧让错、巴毛宗、确且宗、双湖、阿里普兰县玛法木错(旁玛雍错)东北岸、日土县帕也曲真沟及吉隆县戳错龙湖西岸、林芝地区墨脱县马尼翁、林芝星云、居木、加马拉、红光等地，多次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的遗址和遗存。

      上述这些调查工作，并不是由文物考古学工作者进行的，所以在资料的获取上难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些资料的发现，却为中国文物考古学者开展西藏考古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旧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距今五万至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现在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从而为中国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藏族远古先民的来源问题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第二，有计划进行的考古学的调查与发掘。1961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拉萨市彭波农场以东的坡麓地带，发现并清理了8座洞穴墓葬。这次小规模的发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汉、藏两个民族的考古工作者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从此揭开了西藏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在西藏考古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965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组织下，70年代后期开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昌都卡若遗址和朗县列山墓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1977年至1979年，在童恩正教授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对昌都卡若遗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遗址总面积达1820平方米，出土有房屋、道路、窖穴、石祭台等各类遗迹，并出土了大批打制石器、细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以及动物骨骼、粟类作物等类遗物。这次完全按照现代考古学规程进行的发掘，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1982年3月，山南地区文管会藏族干部土登朗嘎在原朗县(今属林芝)境内，调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代墓地。同年6月和9月，分别对墓地进行了两次试掘。墓地的总面积约81．5万平方米，共发现大小墓葬184座，在墓地还发现了石碑、祭祀坑、房屋建筑等遗迹。试掘情况表明，墓葬的结构、形制都比较复杂，很可能系一处吐蕃王室或贵族的墓葬。这处墓地的发现为寻找吐蕃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型墓地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个墓地从最初的调查发现到以后的初步清理，基本上都是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批藏族学者完成的，充分显示出西藏自治区自己的考古队伍正在健康成长。

      由于受自然条件、技术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在本世纪80年代末之前，像上述这样有目的进行的、并且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开展得还不多，但较之5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的工作，无论从资料的获取还是研究的手段与研究的质量方面，都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给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开阔的思维空间。80年代以来，关于西藏文明若干问题的探讨空前活跃，提出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西藏高原及其周邻地区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西藏高原的细石器可能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向南传播的一支；砾石石器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石器制作技术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应将西藏石器时代文化放在整个东南亚石器时代传承中进行考察；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对吐蕃时期的墓葬作类型上的划分，提出可将吐蕃墓葬划分为香贝类型、杜布类型、普努沟类型，等等。这些工作，探索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将具体考古材料的观察尽可能地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90年代以来的10年，是西藏文物考古取得突飞猛进的10年。从80年代末期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近年来已改为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领导了自治区境内文物普查工作。这次文物普查前后历时8年，对西藏自治区境内地上、地下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上掌握了西藏高原各类文物、古迹以及重要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对现已查明核实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遗址与墓葬，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试掘清理，从而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这些新的考古材料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西藏历史时期，时代跨度几乎包括了西藏史前时期一直到以后各个历史阶段，内容广泛涉及旧石器时代遗存、细石器地点、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文化遗迹、古代岩画、古墓葬、佛教寺院及石窟寺遗址、摩崖造像、古代城址等。无论是在地域分布范围方面，还是从材料的丰富程度方面，都全面超越了以往西方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所做的工作。

      在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四川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与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联合组队，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了一些田野考古工作。如吉隆哈东淌、却得淌旧石器地点的调查与发掘；雅鲁藏布江流域打制石器地点的发现；曾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拉萨曲贡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石丘墓、大石遗迹、岩画的发现与发掘；阿里古格故城以及托林寺的调查清理；阿里皮央·东嘎佛教石窟寺与佛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等一系列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考古工作，都是在这近十年间进行的。总结以往的成绩，展望未来，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建立西藏考古文化的体系仍然是今后一个需要作长期努力的基础性工作。如上所述，西藏考古虽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资料，但这些材料多呈一种互无联系的孤立和局部的状态，如不加以比较系统的研究，很难找出其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尽可能多地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综合研究，才可能逐步建立起坚实的西藏考古的体系。

      第二，对西藏考古文化的观察，需要一种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将西藏的考古材料置于整个亚洲腹地来加以对比，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信息量。

      关于这一点，杜齐先生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务必牢记，西藏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童恩正先生也曾经说过："西藏北接新疆、青海，西面和南面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接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均曾汇集于这一号称 世界屋脊的高原之上，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也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西藏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因此，对西藏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谈西藏考古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事实也是这样，以卡若新石器文化为例，它的半地穴式房屋、彩陶纹饰、陶器造型等可与黄河中上游甘青地区原始文化相比较，粟类作物在遗址中的大量出现说明它可能受到黄河流域原始农业的影。与之同时，卡若遗址中的贝饰、楼层建筑等表明它可能与中国南方的原始文化有过接触。还有学者注意到在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布尔兹霍门(Burzah。m)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半地穴式房屋与长方形双孔石刀等，认为这很可能是通过卡若作为中介从黄河流域西传的文化因素。近年来在西藏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青铜剑等，带有着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有的陶器形制与新疆地区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很相似。拉萨曲贡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霍巍教授认为系由中亚、新疆等传入西藏，再传到四川和云南。上述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西藏的确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交汇的地区，要求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必须具有尽可能开阔的眼界，立足于一定的高度观察和认识问题，让西藏考古研究走出封闭，走向开放，走向国际化。

      第三，在未来的新世纪，。考古学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结束，考古研究的成果应当社会化，成为一种构建社会精神文明的活跃因素。

      近年来，西藏考古与民族学中的藏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科学的考古材料被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们广为利用；反过来，藏学研究中的诸多成果又为考古工作者所吸收借鉴。这种学科间的优势互补，拓展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也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水平，是值得很好提倡的。近年来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托林寺、皮央'东嘎石窟等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中，考占学界曾分别从西藏宗教界、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聘请了有关藏传佛教、古藏文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组队，各司其职，协同攻关，获取的信息量与准确程度均大大提高，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世纪的西藏考古，多学科协作的方式是一种发展趋势，西藏考古的成果，也应当为西藏文明的探索不断提供新的可靠的依据，这将是考古学成果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标尺。另一方面，考古成果的社会化还将体现在以其具体形象的材料，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共同建设好祖国边疆。

      第四，如何根据西藏的客观实际，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西藏考古(尤其是西藏历史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未来世纪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历史使命。

      纵观本世纪的西藏考古工作，我们一方面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在许多研究领域内，中国学者都走在了学术的前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充分意识到一些研究并不深入，尤其是在西藏历史考古这个领域内，由于受到藏语及其他相关语言文字、宗教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局限，工作的开展就更显艰难，某些研究方面并未能够超过杜齐等西方学者的水平。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追求探索，正在着手建立具有指导意义的西藏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论。这当中宿白教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便是一个典范。在这部著作中，宿白先生从西藏佛教寺院建筑平面入手，再选择藏式建筑中最富于变化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柱头托木这两项最为重要的考古遗存进行观察分析，将大量看起来纷繁而复杂的考古材料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联系加以排比，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排定其相对的年代早晚关系。同时，结合大量文献材料，将这些考古遗存置还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如同有学者评价指出的那样，这一成果"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因而堪称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今后的西藏考古研究，应当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 第五，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力量，是从根本上建立西藏考古学的基础，也代表着新世纪西藏考古的未来，应该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藏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西藏高原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他们不仅热爱这片沃土，也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同其他部门一样，党和国家为西藏培养了一批批文物考古干部，他们接受过考古学的专业训练，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成为西藏文物考古战线的中坚力量。不少在西藏从事过考古工作的汉族同志与藏族学者朝夕相处，甘苦与共，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他们不仅深深感受到藏族学者吃苦耐劳、朴实勤奋的优良作风，同时藏族学者熟悉当地情况，通晓藏文，了解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给工作也带来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西藏的考古工作，离开了土生土长的藏族专业队伍，将会很难开展。

      但是， 目前无法回避的是，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比较而言，西藏文物考古专业人员的数量太少，学历结构偏低，要独力担负起西藏全区的文物考古工作，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很大。目前一些大型的考古项目一般还只能通过与内地考古工作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在西藏真正建立起一支能够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以藏族考古专业人员为主体的队伍，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西藏考古相对滞后的局面，使西藏的考古工作与全国同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年会第十次年会在成都召开期间，宿白先生十分关怀藏族考古专业学生的培养问题，曾向四川大学的同志多次询问有关目前四川大学藏族考古专业学生的入学与培养情况。他指出："今后西藏考古要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藏族的考古力量，只有这支力量成长起来了，才能稳步持久地把西藏的考古搞好。"宿白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前后三度亲赴西藏高原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古调查，对西藏佛教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西藏考古人才的培养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体现出老一辈考古学家对祖国边疆考古事业的高度重视与深情期待。同时，令我们深切地感到，在新世纪，西藏专业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对于西藏考古学学科的发展，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十多年前，童恩正先生在描述西藏所具有的魅力时说过："西藏的考古工作至今应该说还处于开始的阶段。但即使资料很不系统，甚至一鳞半爪，我们也已经可以感觉到从消逝的历史中传来的广泛而丰富的信息。在这一片被某些人视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着可贵的古代宝藏的，这些宝藏在科学上的重大意义，也许在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上还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假如我们将未来可能的发现比喻为一座庞大的冰山，那么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峰尖而已。"在我们告别20世纪迎来新世纪的第一年，回顾求索西藏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展望未来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远大前景，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谱写西藏文物考古更为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