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4年是新时期美术的“觉醒期”,这一时期突出地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思考与呼唤,即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本体观念的确立。伤痕美术是新时期美术的第一股思潮。同具有正义感与批判意识与社会纵深的历史背景上进行文化反思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另一股思潮是乡土写实主义,它可以特指70年末80年代早期,四川、中央美院一批毕业生的绘画风格,整个画坛共有的思想倾向,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是这一思潮和现象的代表。
《西藏组画》不是先入为主地和概念化地描绘藏民的生活,而是用一种平实的眼光看待藏民的日常状态,把藏民朴实、平凡的形象和藏民生活的细微现象呈现出来,现实生活的各种景观和各类人物,在画作上曾经被过滤为某种“典型”普通的,平凡的,带有乡土气息的形象,曾经被披染的“英雄”的色彩,现在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以不加修饰的“真实感”出现在一大批青年画家的笔下。艺术由歌颂英雄人物,转化为表现日常平凡的人。
陈丹青去西藏一共半年,《西藏组画》中有六幅在拉萨完成,有《母与子》《康巴汉子》《进城》之一,《进城》之二,《朝圣》《牧羊女》回北京后画《牧羊人》,画家偏爱伦勃朗、柯罗、米勒、普拉斯托夫的风格,他对寻常生活和人伦情感也热爱,面对西藏浑朴天然的人情风貌很自然地选择了自然主义的油画语言,那种亲切质朴,那种细腻的刻画,那种令人追恋的古风,画家艺术语言真挚、贴切、对每一幅作品都要进行反复的实践、在七幅画的构图中,力求单纯稳定,不过份强调空间透视,人物宁可摆得满一些,甚至是单调,对称一些,不讲求参差交错的变化,在画面上不使有摆布,填补或故意切除画面的痕迹。
作品《母与子》主要表现的是藏妇女哺乳孩子的画面,她们散坐在地上,默不作声,呆呆出神的面容,在构思上,概括,提炼。构图上,人物组合自然,作品进城之一,人物刻化的用笔和用心少而又少,牧羊女呆板的面孔透着羞怯,露着一种含蓄的美。而《康巴汉子》是充满激情的。他们目光炯炯前额厚实,盘起的发辫和重挂的佩带步伐勇武稳重,威风凛凛,人物在画面中并列而立,在他们沉着而随便的微笑上看到某种典型的东西,那嘴吧透出他们异常强旺旷达的性格力量。
在《进城》之二中,画家对藏妇女形象与情绪的塑造具体而充实,抱孩子的牧羊女,怯生生的神色和紧拽丈夫衣袖的动作,画面黑白灰节奏的处理,体积感质感的表现,以及每一笔的刻画,均恰到好处,在这一家三口的动人关系上,显现出了一种庄严的美,一个简单平常的事物,在艺术作品中又变得丰富又奥妙,因而也引发人们太多的感触和联系。
《西藏组画》七幅,则是更具“生活流”或自然主义特征,而且为了区别贯常“典型性”的现实主义,作者是着意以类似习作的瞬时性手法来扑捉这些他眼中的所看到的“西藏浑朴天然的人情风貌”尽管作者早就在“内心充满往日在底层的种种印象”,他还是极端重视以速与的方式敏锐地把握眼前生动的感性直观,而他最终的追求则是以近乎古典大师的朴厚、深沉、蕴藉而凝练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他对这种很“土”的寻常生活和人伦情感的热爱。他说:“如果观众能够不期而然地被作品的真实描写和人道感情打动,感到‘这就是生活,就是人’,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陈丹青至少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是既想到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宣言,也想到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他们认定的创作原则正是针对特别是“文革”以来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而且是从根本上歪曲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象《西藏组画》这种对生活真实、对人道主题,对人的真诚品质和在“寻常生活”中闪现的真挚“人伦情感”的犀利洞察与揭示,应当说是正在虚伪,矫饰与谎言风行后极有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
陈丹青这套组画所体现的艺术思想对当代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家选择最易被人忽略,又极具绘画性的生活细节,以造成艺术的真实,同时讲究油画语言的纯洁性和学术性,追求纯属视觉的绘画的最为单纯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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