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云

    张国云：笔名钟国人。工商管理博士，中国作家协会(blog)会员。生于浙江萧山，祖籍江苏海安。曾做过工农兵学商、国有大型企业老总、援藏干部、经济研究学者、兼职教授和研究员，现任国家公务员。

    文学：《走进西藏》、《穿透灵魂》、《高原手记》、《雪域寻踪》、《一路狂奔》、《叩天问路》、《如云掠过》、《夕阳新娘》、《云上的金顶》、《我的人生笔记》、《一个妈妈的女儿》等17本著作出版。

    经济：《企业管理》、《经济解读》、《企业集团》、《现代企业制度》、《产业结构布局》、《先进制造》、《财富问号》、《服务崛起》、《生产服务》等21本著作出版。

    曾获数十次获得文学等大奖。有作品编入国家规划中等职业教育教材中。被誉为全球高海拔4500米以上“生命禁区”写书第一人。2008年还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奖。

    生命禁区的书写

    一九九六年，我在藏北高原援藏工作之余，写了一本二十五万字《走进西藏》文学作品、一本三十万字《现代企业制度》经济书稿，均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刻在高原内外引起轰动。

    在这里，人们轰动的倒不是关于书的内容，而是关于我在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是如何写书的。一般说来，“人到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将无法生存”，这是英国人写的《人在高原》一书所谓权威的断言。藏北那曲地区地处世界屋脊的“屋脊”，有地球第三极之称，平均海拔均在四千七百米以上，无疑归属在生命禁区中。

    为何跑到生命禁区写作呢？时间推至一九九四年七月，根据改革开放的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 “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新办法。一九九五年五月我作为全国第一批援藏干部，奔赴西藏那曲地区计经委任副主任。而此前一九九四年底，正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首次招标，我与数十家投标人角逐并夺标。这一中标课题，还被列为全省社科课题的第一位，可见其分量与地位。

    当时我到高原上，带了许多课题资料，占到所携带行李的一半以上。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飞机徐徐落到拉萨市贡嘎机场，它是迄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当我一走下飞机，就开始领略到高原的无情。大概过了四天，我的高原反应有所减轻，但人成天还是不想吃东西，吃什么吐什么。此时躺在床上，也无心去考虑课题的事。于是就想，已离开家中好几天了，得给单位和家人报个平安。这时发现住地的拉萨市工人疗养院内，竟没有直拨电话。

    在拉萨，西藏自治区的有关领导，也不时来看望我们。最令人不忘的是，自治区送给我们的见面礼，竟是一份厚厚的高原保健书籍。这份礼物，不管是在内地还是在整个世界，都是难以想象到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礼品。五天后，我们马上启程向更高海拔的那曲进军。整个那曲的地方刚好有四个浙江省这么大，从拉萨到那曲镇是三百二十八公里，路上接我们的中巴车总是跑不快，原来汽车也缺氧，吼着气的发动车，马力总是上不来，显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写作，令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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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那时没有一个内地人知道“那曲”是个什么地方。那曲镇，作为那曲地区的所在地，地方与内地的一个乡村集镇差不多大。由于海拔高，它也成了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镇。这里不能长树，没有花草，山是光秃秃的，地是空荡荡的，十分荒凉。

    到那曲没几天，我不等身体恢复，就到岗上班。办公室设在二楼上，第一天上班，从一楼到二搂，我足足爬了半个多小时，几乎是每上一个台阶，都要待喘气平缓后再爬。也就是从这天上班起，我正式开始了业余写书的行动。先是寻找稿纸，我工作的单位里没有这样的纸，到其他单位去找，一般单位也都从未印制过稿纸。我想通过商店买，结果才吃惊地发现，整个那曲镇的大大小小 (blog) 数十家小店，从未卖过方格稿纸。我这才后悔，到高原写作，带空白稿纸比带资料更要紧。

    用墨水写字时，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我想喝也没这么快。结果向人打听，是因那曲气候干燥，墨水瓶打开后，不及时拧紧盖子，墨水中的水分很快就挥发掉。而到冬天写作时，又很滑稽，墨水与瓶子永远冻在一起。自来水钢笔在这里，自然很难派上用场，一管墨水打满，写不了几个字，笔尖上的墨就结上一层硬壳，有时为了提高写字速度，我干脆把钢笔作蘸笔用。

    我喜欢晚上写作，人称“夜猫子”。但那曲镇没有电，夜间照明主要靠蜡烛。缺氧条件下点一支蜡烛，根本发不出光，我常常把三支蜡烛捆在一起点，因缺氧蜡烛燃烧不完全，那烟雾总把屋子熏得乌烟瘴气，呛得你透不过气。所以在那曲，我气管一直发炎，每天咳嗽难熬。

    搞课题研究，缺少不了资料信息。那曲没有图书馆，单位同样都没有资料室。邮路也不畅，当天的报纸，那曲十天后还是看不上。写出去的信函，也常常因收不到，让人恼火。有一次，我为了找资料，拍了一个加急电报到杭州，路上竟花了整整十天。更可怕的是，与内地打电话，整个那曲就仅有两对直拨线路，白天谁也别想打通电话。我一般都是后半夜打，一个电话没有两三个小时的拨号，根本别指望拨通。加之脉冲转盘话机，每个号码得不停地用手拨而每次半夜打电话，担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打得通的问题，最怕的还是从办公室回房间路途，遭遇藏獒袭击。毫不夸张地说，高原上狗比人多。

    在高原写作，我总感到脑袋特别笨拙，特别迟钝，很难产生灵感，记忆力很差，许多常用字也会记不起来。缺氧引起头痛，也成了我的高原常见病。高原上的头痛与内地不同，头痛如刀劈开，吃四五颗止痛片，也难奏效。每次头痛时，又常常逼得我不敢随意睡觉，以减少“长眠不醒”的危险。

    长时间熬夜写作，手脚关节痛和腰痛也让人难受，尤其是握笔写字的右手，常常会握不住笔，肘关节伸不直，并隐隐胀痛。两眼眼压升高，眼珠像兔子眼一样通红通红的，眼珠常感欲从眼眶中蹦出来……

    雪域高原上的写作，就是这样充满艰辛、苦涩、遗憾。我写这两本书，前后断断续续大约花了近一年的光景，才告完成。那曲羌塘文化中心负责人曹长进先生看到我的书后，格外激动，他赞扬我说：“作为内地人，你是在高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生命禁区写书第一人！”到北极采访过的新闻工作者王迈，一九九六年九月来到高原采访，他特别提醒我：“千万别在高原过度用脑……”

    在藏北这一生命禁区里写点小文章勉强还可以，怕的是写大文章，那的确是件玩命的事。被人们称为“文坛大使”的女作家龚巧明，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她决定要到生命禁区去创作。一九八五年九月，她开始了冒险的实践，可她在高原采访写作了没几天，便不幸倒下，遗憾万分地离开了世界。青年诗人罗启潮，凭着年轻的优势也来到高原向“生命禁区”挑战，可惜寥寥无几的作品便成了他生命的绝笔……关于在生命禁区里到底能否写书的争论由此而起。好在我写作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些。

    闯过生命禁区写书，面对这一无意中创造的“奇迹”，使我愈加明白，人类在向艰难险阻的环境挑战时，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战胜了外部环境，倒不如说是战胜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