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当代人怀疑得太多，建树得太少”

    杨志军是个很少有新闻的人，尽管三部曲的《藏獒》曾创下百万的销量。他写西藏题材，住在青岛，来北京除了办事，只愿呆在《当代》杂志，书稿也永远交给《当代》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媒体普遍重咸的时代，他显得格外寡淡，除了写作，没有多少悬念，即使是很熟的朋友一起吃饭，你也很难特别注意到他。除非他说：这个我不能吃。然后你会知道，他已参佛吃素多年。

    七月末一个暑热的早上，他在北京举行《伏藏》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第一个议程是举着个导游筒，带大家参观雍和宫。这个是坛城，那位是宗喀巴大师，这个是三世佛，那两个是白度母、绿度母。人为什么要拜佛？密宗的双修是怎么回事？本尊与本尊神是一回事吗？面对媒体关于藏传佛教问出的一堆深深浅浅、稀里古怪的问题，杨志军一一作答，耐心而严密。

    这里是他《伏藏》小说的起点。《伏藏》是他结束《藏獒》三部曲后又一次面对西藏题材，却和以前的作品有所不同。伏藏、掘藏、仓央嘉措情歌、七度母之门、隐身人血咒殿堂、光透文字……所有你能想到或未想到的西藏神秘符号，都能在他这本书中看到，而它还有一个非常《达·芬奇密码》的故事套路——伏藏与掘藏、逃亡与追杀、历史与现实的回溯与呼应，宗教历史中的黑暗与血腥、仓央嘉措伏藏内容的悬而未知，使得各路人马始终处于周旋较量中。悬念一层层、一步步将读者从雍和宫引到塔尔寺、札什伦布寺、大昭寺、布达拉宫……一次现代人的掘藏之旅，最终变成爱与信仰的颂歌。《伏藏》以非常丹·布朗的方式，再现了“伏藏”这一藏传佛教传承形式的意义，就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后人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这也使它有了不同于一般悬疑小说的庄严主题。

    读《伏藏》，不意外的是主题，意外的是写法，如此严肃寡淡的人，竟也写出如此作料丰富的悬疑小说，而且和《达·芬奇密码》形神近似。书中的仓央嘉措，俨然是爱与信仰一体的西藏精神的化身，这和许多仓央嘉措迷的理解也殊有不同，起码我自己，一直视他为爱与信仰间挣扎的一个生命公案。

    诸多藏迷心中的疑问，在阅读《伏藏》时在我心中起起落落，也构成我采访杨志军《伏藏》的理由之一。 孙小宁F107

    我们的精神大厦摧毁得太多再摧毁就没有了

    孙：很多中国的当代小说都拿丹·布朗说事儿，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最接近《达·芬奇密码》的是你这本《伏藏》。《达·芬奇密码》涉及西方宗教的秘史，而你涉及藏传佛教秘史，俨然是东西方两个作者一次美妙的应和。都有一种知识的可信，不是漫无边际地胡来。这是我对这本书格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但这样说，也意味着这种结构套路非你独创，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杨：这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危险的，但又是绕不开的话题。首先没有一个作家愿意重复另一个作家，如果真的是刻意模仿，对于作家自我都是一个贬低。可是面对这个题材，我又必须悬疑。因为悬疑首先不是作家主观创造，而是西藏本身给你提供了悬疑资源，西藏文化或者说西藏符号本身就是神秘的，所以你必须尊重、挖掘这个资源。也就是即使没有丹·布朗，我也肯定会这么写，没说的。因为悬疑是小说家基本的小说手段，严肃作家在用，通俗作家也在用，二者的区别，在于通俗作家强调这个悬疑，严肃作家淡化这个悬疑。严肃作家设置悬疑的时候，并不单纯指向悬疑本身，而是后面的东西。回到我和丹·布朗，我可以这么说，有一点我肯定和他是一样的。我在强调这个悬疑，这方面完全是一个通俗作家的姿态。但我是用通俗作家的姿态写严肃。以严肃姿态运用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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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那你认为丹·布朗属于哪一种呢？

    杨：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严肃思考的作家。一个把通俗手段与严肃思考结合得很好的作家。他在小说中所涉及到的，都是西方世界当今重大的焦点问题。而我们，有意无意在走这个路。这是非常重要的路，值得中国作家走的路。

    孙：但我还是注意到你们的不同。丹·布朗解宗教历史谜案，超然冷静，谜底揭示后他就抽身去了，用一句话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而你是投入了情感的，最后掘藏的场面，被你写得激情澎湃，颇似一个关于信仰的恢宏交响乐。一本书的故事走向，最能反映作者的历史观或写作观。你所肯定并极力讴歌的部分，是基于现实的忧虑，还是一直以来内心的自信？

    杨：我可能是一个更注重建树的作家。虽然这本书写到历史的黑暗与血腥，但我总想试图再告诉读者，不仅仅是这些。我认为真正能让故事稳住脚、让我心灵平静，也能让读者接受的，应该是一种有建树的东西。它可以归之为一种文学理想。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被摧毁的精神大厦已经很多很多了，再摧毁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尽管这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建树，但这个意图一定要有。这是我从《藏獒》开始一直就有的写作理念。《藏獒》试图从人文道德与生态文明方面提供我的建树，我把它称之为藏獒精神，《伏藏》里我想上升到精神与信仰层面，给大家提供一种西藏精神。

    孙：什么是你认为的西藏精神？

    杨：佛性与人性的统一，现实与理想的统一，精神追求与世俗生活的统一，道德标准和信仰目标的统一，这说来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一种大爱，是大家都在说，却少去做的。我自始至终认为，现在的西藏小说越写越神秘，本身神秘，作者也在营造神秘。我的小说也有神秘，但在最后谜底揭开后一定要告诉读者，伏藏并不神秘，西藏其实是很通透的，西藏精神就是我们在日常中渴望的，一种我们本该具有的生活态度。伏藏发掘之后也不是佛经，不是珍宝，而就是这样一种理念。伏藏之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之心。

    仓央嘉措身上寄托了我对爱与信仰统一的理想

    孙：我个人非常尊重您的这些理念，但是作为作家，建树是一个方向，怀疑可能是另一种方向，二者都有价值。回到仓央嘉措这个人物塑造上，您设定他是爱与信仰的结合体，但是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生命公案。他吸引我的不是他把信仰与爱达成了统一，而是其间的挣扎。我倒是非常情愿有人写他那一面。

    杨：怀疑与反思肯定是对的，是精神链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但是现在我们停留在怀疑上的是不是太多了？怀疑的目的不是怀疑，反思的目的不是反思，可能还得再建树，再怀疑。人类的精神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非常忽略建树。批判地面对历史，批判地面对现实，很多作家都能做到。但遇到建树，他们反而不知该建树什么。既缺乏建树的欲望，也缺乏能力。这是最可怕的。

    孙：而就当代人的精神资源，信仰这个命题，你认为你的建树是什么？

    杨：我想先说我自己的态度。虽然吃素参佛从很早开始，但我对宗教一直处于反思怀疑当中。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到了一个必须把信仰和宗教分开的时代。把宗教当信仰，人可能会盲从一种邪教。

    孙：就是您书中的新信仰联盟之类？

    杨：对，宗教与信仰的分家，肯定是个世界性话题，也是我思考的一个点，或者说是一个起点。为什么我在小说中要肯定人性的爱，就是也感到了自己的怀疑，所以我在后记中说，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

    孙：所以你在小说中，让仓央嘉措最后脱离了宗教，隐身于人世之间，还办起了孤儿庄园。

    杨：仓央嘉措能提供给我们真实的资料很少，任何作家面对仓央嘉措时都必须加进自己的理念。他只活了二十四岁，他留下的资料少，传说多，这本身就给人提供了无穷想象的可能，况且他还有情歌。

    我塑造的肯定是我自己的仓央嘉措。我希望他按我的理想去感化别人，完成小说理念。

    可以说，历史上的仓央嘉措、当世的香波王子（小说中的藏学家），完全是我人格的两面。香波王子从风流成性到成为掘藏大师的升华，仓央嘉措从一开始单纯的人性情爱到信仰之爱，也是我思考的过程，是我的人格组合、裂变的过程。

    孙：小说中讲莲花生大师伏藏了仓央嘉措的遗言，他们生活的年代并不扣合。听你解释，才知那是一种意伏藏，以心传心的方式，所以香波王子也只有在自己的心灵慢慢觉醒了才会找到七度母之门的密钥。这多少有一些隐喻色彩。

    杨：对，伏藏如果只有地伏藏，把东西埋在地下，等后人挖掘，那可能就变成考古了。它还必须是有机缘有感应的人去挖掘。或者说首先是在自己的内心开掘。香波王子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从俗人变成掘藏大师。这对普通人也有启示，也许珍宝就在你的内心。

    孙：我注意到每一处掘藏的关键点都有一个关键词，如“明空赤露”。它们是怎么设定的，是随意撷取，还是每一个词都有特别之意？

    杨：一定和我主题思想、内涵有关系。和遗言的最终揭示有关。每一个悬念的设置，遵循的都不是普通的生活逻辑，而是文化的、信仰的逻辑。比如最早死去的歌星姬姬布赤，胸前那个“唵”，是六字真言的第一个字，也是许多经咒的第一个字，本身就有“爱”的意思。这样的设定已经在暗示仓央嘉措遗言的色彩了。而接近尾声时那个“明空赤露”，是宁玛派九乘教法最高乘大圆满法里的一个境界，其涵意是佛教既然认为人人有佛性，就不需要去苦苦追求，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污垢去掉。修到这里就不是面对一堵墙，而是面对一块玻璃，只要勤擦拭就会越来越亮。它代表的是最原初的明，最原初的空。如果对西藏文化有了解，看到这儿已不难猜出仓央嘉措遗言是叛教还是维护信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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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西藏历史的部分可以当指南来读

    孙：最后一个问题问到小说家会有些傻，但和我的阅读感受有关。你的书总是给人知识可信的感觉，但小说又离不开虚构，那么你希望读者相信哪些是可信的部分，哪些是你的想象？

    杨：至少掘藏路线中经过的寺庙经堂，都可以当做指南来读。写作中我一直努力做到，不同寺庙里的殿堂、佛像不能说错，唐卡、壁画不能解错，读者因此可以把它当旅游依据来使用。另一个真实是西藏历史。仓央嘉措所涉及到的历史事件，至少二十四岁前是真实的。还包括历史上喇嘛怎样册封、高僧圆寂后肉体怎样储存……

    孙：那么对仓央嘉措的理解呢？有人写书提到一种说法，认为仓央嘉措的诗有些不是情诗，而是道歌。

    杨：情歌首先就是情歌，是传达爱情的歌，这个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说它是道歌，类似于米拉日巴的道歌，那样的在西藏并不缺少。而以一个达赖喇嘛口吻与生命体验流传下来的情歌，只有仓央嘉措。否定了情歌，就否定了仓央嘉措。当然，它不是狭隘的情歌，而是大爱的情歌，既传达对姑娘的爱，也传达对人的爱。既然是完全人性化的，那么它也是完全佛性化的。但首先是作为情歌存在。

    而且它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先唱出来的。一首歌的流传比诗的流传快得多，因为有曲调作保证。现在流传的译诗，尽管我非常尊重这些翻译的学者，但还是觉得按诗译，不如按歌译。所以我在引用的时候，做了某种修正，想让它更民歌化、口语化，更易传唱。

    孙：从你的书知道，原来我们在手机上不断转发的那首仓央嘉措情歌，不是他的。但你用了一个特别说法，说这是转世者的代言，让我又有些疑惑，到底是不是他的呢？

    杨：西藏有很多情歌，都会推给仓央嘉措。那么，这首诗是那么美好，那么的仓央嘉措化，又没有哪个作者站出来说是我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是他的呢？仓央嘉措为什么只有活着才能做诗，他在天之灵难道不能做诗，不能通过你或者我做诗？这么理解的话，可能更好一些。

    孙：那就算他伏藏给代言者的吧。

    文章来源: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