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绕登： 演坏人，有人骂我还有人想揍我

    他6岁时在山南的亲戚家当小佣人，9岁在拉萨一大贵族家当佣人，一直当到20岁。在那个贵族家，他见过张国华和谭冠山，通过和解放军的交流，他成为较早参加革命的西藏群众。后来被送到西藏公学学习，在那里，因为有舞蹈基础，他有幸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批藏族话剧班29名学员之一。回到西藏，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他成了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团长——他就是索朗绕登，一个从小佣人成长起来的西藏第一代话剧艺术家。

    一直演坏人的索朗绕登是一位讲究衣着和自身形象的人——整洁的衣着，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还有着一个老干部的影子，索朗绕登说：“不是因为接受采访才这样打扮的，这么多年习惯了。”

    索朗绕登塑造的反派形象深入人心。

    出身贫贱 “下人”的生活他过了20年

    1936年，索朗绕登出生在山南一个贫苦家庭。“我的父辈好像曾经为一个大家族当过管家，家境还算可以，但我从出生就是一个下人。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在家吃不起饭，妈妈就把我送到舅舅家。”索朗绕登说，“把我送到舅舅家其实不是寄养，而是去当小佣人，也就是说我也必须靠劳动吃饭。在舅舅家我放牧、割草，还要干一些其他杂事。但就是在舅舅家，我学到了一点藏文，还接触到一些藏医知识，当时舅舅就是一位藏医。”

    9岁那年，索朗绕登被带到拉萨，成了一大贵族家的小佣人。“在那个贵族家，我负责陪少爷读书，也就是一个小书童。少爷除了学习，其他的事都是我的，做起来并不轻松，稍有不慎就会挨打。还好，我是那种反应比较快的，能见机行事，比起其他人我少挨了不少打，但平日里还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挨一顿打，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下人被打致死，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这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我过了10多年。”

    1956年，索朗绕登参加了革命，他说：“那时候，20岁的我经常看到张国华、谭冠山等解放军的领导到我所在的府上做客，其中有一位翻译，他会说藏语，他经常和我聊，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老爷和下人的区分，他希望我能参加革命，为更多的穷苦人做些事。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我回到了山南老家，成了山南公安系统的一员。”

       参加革命 搞“农贷”赢得百姓心

    索朗绕登回到山南，因工作需要，他被抽调到银行系统搞“农贷”。

    “‘农贷’不是搞现金贷款，当时我们是把钱换成种子，那个年代还没有开始搞民主改革，很多农奴家庭收成后交完租税，第二年播种季节是没有种子的，都是从农奴主手中借种子，到秋后收完粮食按利息还粮食，当时的利息很重。而共产党搞的‘农贷’是无息的。但最初开展工作并不顺利，农奴们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而农奴主们又在大肆渲染共产党骗人，会秋后算账，利息会更重。于是我们就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还自己担保绝对不会有利息。有些人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借我们发放的种子，当年，我们真的一点利息也没收，第二年工作就全部展开了。”索朗绕登说，“1957年，因为暂时不会进行民主改革，很多工作人员被送到陕西学习，因为没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农奴们借的种子连本钱也不用还了，大家都很开心。我觉得当年在西藏推行的‘农贷’赢得了人心，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年因为发‘农贷’，我还得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呢。”

    1957年，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索朗绕登被选派到陕西学习。

    “我们先在西安的小雁塔学习，后来被转到一个叫徐家湾的地方，因为我懂一些文化，在学校老师们让我负责刻印教材，当时我还不情愿干，我说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干这些的，我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索朗绕登说，“1958年，西藏公学成立，我们又被送到咸阳学习，那时候学校刚成立，很多设施都不健全，我还参加了学校建房的劳动，就是用泥巴搭过墙。”

    1959年上海戏剧学院到咸阳招生，索朗绕登因为有一些舞蹈基础和表演天赋就被选上了，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员。

    “哪儿像现在考艺术院校那么难，当时老师只是让我们进行简单的表演，就决定录取我们了，要按现在的考试标准，10个我也考不上这么好的艺术院校。”

    到上海戏剧学院后，语言是索朗绕登这批学员面临的第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最初入学时，我们上课还有一位现场翻译，老师讲一句汉语，那位翻译老师就翻译成藏语，虽说我们能听懂，但是却很麻烦，后来我们慢慢开始懂了，但初学汉语时还是闹出不少笑话。”说着说着，索朗绕登都笑了起来。

    “你知道吗？当时我们有个同学，有人找他，他走出去就喊：‘我找谁？我找谁？’这是藏汉语语序的区别没掌握好。而另一位同学感冒了，他本来想说‘我全身都痛’，说出来竟是‘我全国都痛’。当时要是肚子不舒服，我们都是说‘我的肚子生病了’，有时候对台词，汉语表演，一激动冒出来的全是藏语。像这样的笑话还有很多很多，但最后我们全部挺过来了，两年后我们毕业，大家都可以用汉语直接表演了。”索朗绕登自豪地说。

      “我全国都痛” 上海留下难忘的记忆

    演出话剧 成了令人憎恶的坏管家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索朗绕登和他的同学们排演的毕业大戏《文成公主》在北京演出，引起轰动，这些西藏第一代话剧演员们载誉而归，1962年他们回到了西藏。

    回到西藏后，他们又排演了大型话剧《不准出生的人》，索朗绕登饰演管家，或许是话剧的内容很接近百姓生活，或许是索朗绕登的表演太逼真，他饰演的那位残忍的管家勾起了观众的伤心往事，使他们一时竟忘记了舞台上是在表演，这让索朗绕登吃尽了苦头。

    “那时候西藏民主改革不久，很多人都是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他们经历的苦难和剧情十分相似，看演出就是在回忆他们的过去。当时台上哭台下也哭，演出完毕，观众自发上台献哈达，因为我演的是坏人，很多人不愿意为我献哈达。有好多次，演出结束后，领导不让我出去，还让我从后门走，据说是有人在外面等着要揍我。”说这些时，索朗绕登还有些哭笑不得，“最让我难受的是我走在街上经常被人指指点点，有人还当面骂我，说我是‘坏管家’，以至于我女儿总是哭着向人解释，‘这是我爸爸，他不是坏管家。’我也被弄得很难受，但同时我也很开心，观众憎恶我饰演的角色，说明我的演出是成功的。”

    索朗绕登还在电影《农奴》里饰演坏管家，“那时候没有市场之说，演出是借调性质，我们都没有酬劳，记得每人只发了一件军大衣，好像连饰演强巴的大旺堆也是一样。”

    不坐专车

    团长被称为“自行车班长”

    经过多年的历练，索朗绕登的管理才能逐步体现了出来，他先是担任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副团长，然后是团长，直至退休。

    “我最初到话剧团时，单位还在木如寺院内，当年我们团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后来条件好了，我当团长时单位已经给团长配备轿车了，但我平时很少用——原因就是花费太高，没必要，我觉得我骑自行车上下班更舒服。”索朗绕登说，“因为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喊我‘自行车班长’，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那时能够骑自行车上班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索朗绕登的爱人没有工作，索朗绕登的工资除了养活自己一家，还要供养亲戚的孩子，所以生活上略显拮据。“当时我爱人养了两头牛，还种菜种青稞。她自己酿制的酸奶、青稞酒也不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就用自行车带到单位的食堂里，谁要谁买，还别说，生意还挺好的，也可能是大家知道我们家有困难，主动照顾吧？这种收入比我的工资还高。”说这些时，索朗绕登语气里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索朗绕登的这些话，也得到自治区话剧团次仁卓嘎等不少老演员们的证实。

      晚年生活

    比当年的贵族生活还要好

    退休以后，索朗绕登的生活很充实——打茶、做饭、养花、打扫卫生……他全都做。

    “我爱人当年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那时候我的工作太忙，家里全靠她。现在，我退休后什么都做，家务几乎全包了，就是想让她享受一下。”索朗绕登开心地说，“其实我做家务挺在行的，我喜欢打扫卫生，更喜欢养花，现在我家里大概养了100盆花，现在的日子让我很满足。当年我刚到话剧团时只有一间单身宿舍，一个小锅，做什么饭都用它。现在我家有了楼房，还有了私家车，也不缺钱用，孩子们也都有了不错的工作，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子比当年的贵族都好，我非常满足。”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生活，当年一个寄人篱下的小佣人，现在什么都有了，我知足了。最让我满足的是我们团的变化——有了办公楼，有了小剧场，有了一批批的实力演员，还出了很多精品大戏。”索朗绕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