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噶琼寺 “拉萨”最先出现的地方

 

1. 一座规模曾经超过大昭寺的吐蕃古刹，如今究竟在何方？

今天内地人所熟知的藏地名刹大寺，多数属于明末清初崛起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寺庙，因其在有清一代，影响较大。但真正有历史意涵的寺庙，却是那些内地人几乎不了解、甚至不少藏地人都没怎么听说的幽院小寺。它们在藏地历史上如流星一样闪耀过、却很快湮没于历史的天空之中。只有熟悉藏地历史，才能还原其曾经有过的辉煌，这也正是身在藏地工作、生活的码字人的“职责”。噶琼寺就是这样一座寺庙，它在吐蕃历史上的规模与影响，一度盖过大昭寺。但直到近代，才被藏地历史大家“更敦群培”发掘出来，被更多的人们所知晓。

图为今日噶琼寺，其寺门前的“噶琼寺碑”，第一次出现了“拉萨”二字

来藏地的有心人，一般都会提前做点“功课”：简单的就上网查查资料，正经八百的会买上几本旅游指南。这些旅游指南，多数介绍的是名景点、大寺庙，对于到藏地走马观花看看逛逛的人来说，也算够用。而对于长时间工作、生活在藏地的人来说，就不应满足于个别重要寺院和交通沿线的旅游热门景点了，那太辜负了在藏时光。闲来无事，应多到一些外来游客不方便去、或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寻寻访访。尤其是我们这些做码字工作的，更有义务多踅摸点不为人知的“宝贝”。看过了，为自己补充一点新知识；写出来，为藏地增加一些新看点。

到藏六年，自己业余时间的最大乐趣，就是像挖“伏藏”[1]的“得顿”一样，到处挖这些“宝贝”。一般的程序是，看藏地史书，发现中间提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要想方设法找到它今天的所在。有的容易找，有的因年代过于久远，名称与地点都有变化，以至于当地人也不知道所指为何物、地处于何方，待历尽曲折，终于寻到“真主”，个中极乐，不足为外人道也，——有点类似于更敦群培大师见到巴曹大译师的古寺时所说：“未曾详细研究藏族历史的人，只知如此著名的古寺在卫藏地区，但并不知究竟在何处。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喜之情，油然而生。”

寻找噶琼寺，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起初在有关史料上看到，吐蕃王朝第七位赞普、赤松德赞之子“赤德松赞”（798年-815年在位），为弘扬佛教，仿照先辈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建造了一座名字是“噶琼”（藏文意为“小星星”）、实则规模宏大的寺庙。据说精致度可与大昭寺媲美，规模超过以往历任赞普所建寺庙。寺庙建成后，还树立了一座“兴佛盟誓碑”，亦称“噶琼寺碑”，碑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保存至今的“拉萨”二字。近代更敦群培大师曾亲临该地考察，确认了该碑的存在。

这样一个有趣的地方，今天在什么地方呢？史料中只提到噶琼寺“位于拉萨河对岸”，还有更具体一点的是说在“热玛冈”。“热玛冈”这个名字，以前倒是看到过。有史籍记载，1959年十四世达赖出逃时，就是从热玛冈渡口过拉萨河、向山南逃窜的，但那一著作也没有标明它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只说在“罗布林卡以南”。问了身边不少“老西藏”，他们也都没听说过这么个地方。从地图上看，罗布林卡所对着的拉萨河以南，是堆龙德庆县境，大概属今柳梧乡地界，但查《堆龙德庆县志》，根本没有提到过“热玛冈”，甚至县志中的“交通”一项，居然没有任何有关渡口的内容。

只好托一位“拉萨通”向柳梧乡政府打听，很快就有了结果：“热玛冈”确实就是柳梧乡的柳梧村，但噶琼寺的具体位置，他们也不知道。既然村子都确定了，相信村里人必然会知道位于该村的寺庙到底在哪里。不过，在寻访当天，我们又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既然是柳梧村，那必然是在柳梧乡所在地喽！驱车过了拉萨河大桥，穿过道路纵横的火车站地区，跑了半天路，才到了柳梧乡政府门口。去得太早，乡政府里还没有人上班，在清晨的袅袅炊烟中，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位早起的村里人，一打听，敢情柳梧乡政府所在地这里是桑达村，而柳梧村，就在我们一路穿过、视而不见的拉萨火车站那里！

掉头回返，直奔我们熟悉已久的拉萨火车站。在行人稀少的车站各条路上找来找去，同时通过熟人给村里的书记打电话，最后才明白，原来以往去火车站时经常看到的一座树木掩映中的“无名小寺”，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噶琼寺！不知还有多少粗心人像我一样，经常来往火车站，居然忽视了这座历史名寺的存在。

 

噶琼寺名

2. “我要建一座小星星般大的寺院，”赤德松赞如是说，于是就有了“噶琼寺”

到了寺庙旁边，才明白为什么它不太容易引人注目：今天的噶琼寺，只有一层佛殿，围在一个小院中，与柳梧村的普通民居差不多。在周围的柳梧新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噶琼寺如僻居明亮星空一角的一颗不惹眼的小星星，完全看不出曾经是吐蕃名寺的辉煌风采。

然而在历史上，这却的确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著名寺庙。要介绍这座寺庙的来历，首先得说说兴建这座寺庙的一位“奇人”——赞普赤德松赞。赤德松赞是吐蕃王朝最鼎盛时期的赞普“赤松德赞”最小的儿子。按说他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但是种种阴差阳错，他最后坐上了赞普宝座。

赤德松赞本来有同母兄弟四个，都是母后蔡邦氏所生。大哥牟赤松波早年夭折，二哥牟尼赞普继承了王位，但是因为他过于宠爱父亲赤松德赞托付给他的一位王妃（相传赤松德赞相信她是自己母亲金城公主转世），被早已心怀嫉恨的母后蔡邦氏下毒害死。三哥牟迪赞普经历更曲折：赤松德赞晚年信佛，想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牟尼，就找来大相、外戚“杰参拉囊”[4]商量，大相之子乌仁在殿外守候。这情形被王妃梅准看到了，怀疑赞普要把大权交给那囊氏（即大相所在的外戚氏族），于是就告诉了牟迪（其母后属外戚蔡邦氏）。牟迪要进殿劝阻父亲，却被乌仁拦住了，王子一怒之下，拨剑将乌仁杀死。这就是吐蕃王朝史上有名的“乌仁事件”。由于杰参拉囊独揽吐蕃大权近20年，赞普也得让他几分，所以只好按所谓“三喜法”（让三方都喜欢的法律）处理：将牟迪流放；赏给大相家族一日路方圆的土地；让牟尼继位。

如此，在牟尼被突然毒死后，牟迪还在流放地，有人就提议由赤松德赞的幼子继位。但当时朝中掌权者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一派以世俗大臣为主，认为王子太小，应把权力委托给大臣，也就是由他们掌权；然而以小王子的僧侣老师“娘·定埃增”等为首的高级僧侣，回忆起赤松德赞年幼时，由大臣摄政，那些崇苯反佛的大臣公布“小法”（即大臣制定的法），迫害佛教徒，故很是惧怕，极力主张把政权直接交付给小王子。两派僵持不下，最后议定试一试这位年仅4岁的小王子能否治理国政。众臣为他戴上赞普所需的头饰，放在国王宝座之上，据说因头饰太重，压得他脖子有点歪，然而却很有威仪，故人们称他为“赛纳勒景云”——“赛纳勒”意为“试而佳”；“景云”意为“歪脖”（一说他天生脖子就歪，另一说是因他年岁太小、听政时间太长，故免不了有时歪着脑袋打瞌睡）。

从小学习佛教知识、又被僧侣们扶上王位，赤德松赞自然对僧侣非常倚重和尊敬，对振兴佛教兴趣浓厚。那时候，尽管没有出现赤松德赞幼年时的大规模灭佛现象，但反佛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史料记载，当时，“桑耶寺僧人断粮，僧人只剩下说法的气力。寺院仓库被毁，祖拉康（大昭寺）墙基堆满了鼠粪，所有僧舍房门被盗走，失去了寺院模样”（《贤者喜宴》）。有康区的僧人请求王后帮忙修缮桑耶寺，王后却认为：“僧人崇信并重振佛法，想法很好，但会招至灾祸，将修复之事搁置为好。”可能正是由于王室中也有人担心兴佛引来灾祸（这可能是苯教徒造的谣言，此事在噶琼寺碑文中有记载），所以人们都不敢为寺庙提供物质支持，况且那时候佛教在民间还未盛行，寺院及僧人主要靠王室和贵族支持，王室态度不积极，许多寺庙就出现了破败景象。

赤松德赞成年后，首先修复了桑耶寺，并恢复了对僧人的供养。他还增修了大昭寺的小回廊——大昭寺最初只是像一个倒扣的升子（量粮食的器具，四面呈梯形）一样的建筑，这时有了四周的回廊，规模稍有扩大（也有史料记载是建筑了围墙）。

维修先辈们所建的寺庙只是第一步。当时的吐蕃王朝还算盛世，有一定的势力，同时也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壮大佛教的地盘，崇佛的赤德松赞有一个雄心和梦想：要修建一座规模超过以往各位先辈们所建寺庙的大寺。传说他与众臣商议：“瞻部洲中，以王为最大；吐蕃王之中，以我最大。我要建一座大如太阳的寺院！”这可把众臣吓坏了，说：“太阳有50由旬（古印度指帝王一日所行之程，约26里）大，吐蕃没有这么大的平地可以放得下。”他又问：“那月亮有多大？”有人回答：“吐蕃也没有那么大的平地能容纳下月亮。”他说：“那就修一座巨星般大小的寺庙吧！北方牧场宽阔，平地多，就建在那里。”众臣禀道：“大星球的面积也不小，而且如果在北方建寺，离君臣们太远，恐怕会冷清而空荒。”最后君臣商定，就建一座小星星般大的寺院，地点则选在拉萨附近的热玛冈——据说当年修大昭寺用来驮土的山羊，就来自于此。藏语“热玛”的意思是“母山羊”；“冈”指“小丘、山地”。

随后工程就开工了。据说那些参加兴建噶琼寺的工匠们都很争强好胜，泥瓦匠说：“如果没有我泥瓦匠，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我最重要。”木匠说：“如果没有我木匠，无论做什么也没用，所以，数我最重要！”雕塑匠说：“如果没有我雕塑匠来雕塑佛像，那就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还是我最重要！”最后，经协商，首先请雕塑匠煮皮、雕塑各种佛像；然后在周围立起柱子——这可能是木匠的活，然后由泥瓦匠盖上殿顶，在外围砌了墙，噶琼寺就建成了。

这一传说，与眼睛、鼻子、嘴巴争论谁最重要等类似童话或寓言故事很相像，其寓意似乎反映出噶琼寺最重要的部分，是其各具特点的佛像。不过也可能反映了当时建造噶琼寺的匠人们，来自不同地方，所以才有谁高谁低的争论——如果比照赤德松赞之子热巴巾建造类似于噶琼寺的“温江多寺”时，参与的能工巧匠分别来自印度、汉地、于阗（今新疆和田）、克什米尔、尼泊尔、吐蕃等，就不难得出建造噶琼寺的工匠定非来自一地一域的结论，说明噶琼寺是一座融合了不同地域建筑及雕塑风格的殊胜寺庙。确有史料描述该寺当时高达九层，第一层是藏式风格，第二三层是于阗风格，第四五六层是来自“白曲”的汉地工匠按汉地风格所修，第七八九层是印度工匠按印度建筑风格修建。金铜制屋顶，四周佛塔环绕，极为堂皇壮美。

一方面兴建佛教寺庙，另一方面佛教僧侣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在赤松德赞时期，曾将藏地首批出家的“七觉士”之一的“拔·塞囊”（法名益西旺布，接任寂护成为桑耶寺第二任堪布），封为“世尊宗师”，主持桑耶寺，主管藏地佛教事务，但僧人并未被正式授权参与政事。在赤松德赞之子、赤德松赞之兄牟尼赞普时期，僧人才初步有了参政权。而赤德松赞幼年的僧师“娘·定埃增”等能与众大臣相持不下、最后力排众议将赤德松赞拥立上台，说明吐蕃政权中僧人力量的上升。赤德松赞继位赞普后，当然会投桃报李，他先是为他的僧师娘·定埃增所建的“夏拉康”寺庙竖立石碑，旌表他的功劳。后又封高僧“贝吉云丹”为“政教宰相”（平章政事），共同参加御前会议。

正式授权僧人参与政事这一做法，现存史料最早见于一处石刻文字：“昌都丹玛摩崖石刻”（在今察雅县香堆镇仁达村）。很有意思的是，在吐蕃王朝历任赞普中，赤德松赞留下的石刻碑文最多。据统计，在藏地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石刻，共有21件，赤德松赞就独占9件。看来这是一位喜欢留下文字记录的赞普，他也是藏文三次厘定中“第二次厘定”的发起者，主要对佛经中的译文进行了规范，制订了翻译原则，建立了翻译理论，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噶琼寺碑，据说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外国人所拍，当时古碑完好

3.在噶琼寺的石碑上，第一次出现了“拉萨”的名字

在赤德松赞所留下的石刻文字中，最为重要的，要算寺庙建好后、树立在噶琼寺东门的“兴佛盟誓碑”了。这一碑文，等于是把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引入佛教以来的历史，作了一次系统总结，并对如何在藏地弘传佛教，做出了明确规定：

“圣神赞普赤松赞（即松赞干布）之世，始行圆觉正法，建拉萨显幻（即大昭寺）等诸神殿，立三宝所依处；祖赤都松[8]之世，于林之赤孜诸处建神殿，立三宝所依处；祖赤德祖赞[9]之世，于扎玛建噶曲寺，于青浦[10]建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父王赤松德赞之世，于扎玛建桑耶等寺庙，中央及四境遍建神殿，立三宝之所依处；圣神赞普赤德松赞之时，亦建噶琼神殿等，立三宝之所依处……”（以上列举了历代赞普信奉佛教的事实，从中也可看出噶琼寺地位之重要，堪与大昭寺、桑耶寺等并列）“至父王升天后，复有以卦及梦兆为由，于我王臣之间屡进谗言，谓‘信奉佛法对赞普圣体及国政会产生危难，故不可信奉之”（这是赤德松赞继位初期佛教衰落的原因）“（故）再严申盟誓：‘对祖上所遗誓书盟文中各项记载（指赤松德赞的兴佛盟誓等），无论何时一定遵行。’我如此盟誓，内外大小诸臣亦发誓愿遵行……除王臣众人如此立誓外，赞普子孙后裔亦须如此立誓。今后凡新娶王妃，新委大臣，均应如此立誓。凡有未如此立誓者，定使其照此立誓，方能迎娶委派之。”最后列举了立誓者详细名单，即“王妃立誓者”“小邦王子立誓者”“大小参与国政之大臣立誓者”等等。

盟誓是吐蕃人极为看重和敬畏的，因此其内容绝对严谨审慎；石刻又是不可更改的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极高。所以从这一通碑文中，可以发掘的信息极多。比如，吐蕃王朝的赞普世系，以往藏地史书记载比较混乱，这里则脉络清晰。又比如，当时佛苯斗争很激烈，而反佛的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卦及梦兆等制造谣言。再比如，立誓者的名称及排列顺序，王妃、小邦王子、钵阐布、大伦、囊伦等，为研究吐蕃王朝的政权构成、官职名称与地拉等，提供了珍贵资料。不过，能让今天一般人更感兴趣的或许是这一点：在现存的吐蕃史文字资料中，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拉萨”二字！

很有趣的是，尽管在噶琼寺碑文中明确了赞普子孙甚至包括新娶的王妃，都要立誓兴佛，但这一盟誓“签名档”中，却不见他的三个儿子（赤德松赞五子中有两人早夭）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们尚不算“参政”者？他的大儿子热巴巾倒是严格遵守了誓言，而且仿照他的父亲，建造了与噶琼寺类似的九层佛殿“温江多寺”。后因崇佛过于狂热，而被崇苯大臣在酒后扭颈杀死。他的二儿子藏玛则因噶琼寺碑文中要求的“赞普王室之子孙，自年幼者起到执掌朝政者止，都必须在僧人中选委善知识，尽量多地教以佛法”，自幼出家，成为赞普世系中第一位出家的王子，后被崇苯大臣买通卜卦者，扬言他留在赞普身边对赞普身体及国政不利，将他流放到门域（藏南地区）。——这种用卦象造谣的手法，正是噶琼寺碑文中早已揭示过的，但仍管用。他的小儿子朗达玛被崇苯大臣推上王位，继而开始了灭佛行动，被佛教僧人所刺杀，时在噶琼寺建成（约在806年）的30多年后（842年）。吐蕃王朝很快崩溃。

 

让噶琼寺回到使人关注的根敦群培

4. 吐蕃帝国灭亡后，噶琼寺也陷入大乱，九层佛阁只剩下残碑，直到根敦群培的发现。

噶琼寺在朗达玛灭佛以及吐蕃王朝崩溃时的命运，藏地史籍语焉不详，或者说是几乎没有记载。只在后弘期的《第吾贤者宗教源流》（约成书于12世纪）中提到：“祖制废弃，正法湮没，拉萨被水冲，噶琼寺被火焚，桑耶寺被沙毁而成兽穴……”这里的“拉萨被水冲”，或是指大昭寺的佛像、经书等被投入水中（实际上佛像是被藏起来了）的事情；桑耶寺本就建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沙滩上，如果没有人管护，自然会“被沙毁而成兽穴”。值得注意的是，藏地史料表明，在朗达玛灭佛中，大昭寺、桑耶寺等大寺都只是被封门，并没有被毁掉，为什么朗达玛父亲所建的噶琼寺就惨遭火焚？如果噶琼寺被焚这一说法属实，我想与以前博文中说过的有九层之高的帕邦喀“玛荣宫”在灭佛行动中被毁的原因相似：有九层之高的不简单是佛殿，更像是碉楼，可供人据险抵抗，于是才难免被烈火焚毁的厄运。

尽管遭火焚、噶琼寺却肯定不是被有意彻底损毁的另一证据，是寺前的“兴佛盟誓碑”被完整保存下来了，而这正是灭佛者最应齑为粉末的对象。成书于1564年的《贤者喜宴》，全文收录了碑文的内容，极有可能是抄录的碑文而非得自纸质史料。噶琼寺惨被火焚以后，从此似乎就湮没无闻了。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大昭寺等拉萨周边寺庙都得到了一定的修缮，但噶琼寺基本上被人们遗忘了。据说后来因距噶举派“四大八小”之一的竹巴噶举派主寺较近，这里成了竹巴噶举派的尼姑寺。造成噶琼寺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其地处拉萨河南岸，水灾频繁，又没有一个强大稳定的统治政治作支撑，来兴修水利，只能任其随淹再修，毁毁建建。好在有赤德松赞时期的大规模建设做基础，噶琼寺没有彻底变为平地，寺庙生命在延续，当年树立的石碑仍得到保存，只是那块石碑上的古藏文，能读懂的人不多。

迟至1946年，更敦群培为了写《白史》准备资料，与跟他学习英语的贵族霍康·索朗边巴（我在甲玛沟一文中写过他）一起，到噶琼寺挖“宝贝”，当时看到这块石碑和碑文都完好无损。他看到以后高兴地说：“用噶琼这个碑文，可以纠正过去史书上的一些错讹。”正是由于他的这一举动，才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这一被遗忘在拉萨河南岸小寺中的珍贵“宝物”。

 

 

 

 

祖孙三法王图，赤德松赞的父亲及儿子都在其中。

相关链接一：被忽视的赤德松赞

噶琼寺的创建，正处在吐蕃王朝的由盛转衰时期。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王朝最为鼎盛，吐蕃军队甚至一度攻占了唐都长安。赤松德赞更为有名的，是他请来莲花生大师，这是藏地引入佛教密宗之始，开辟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他兴建了藏地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桑耶寺”，让“七觉士”成为藏地首批出家者。但他去世以后，吐蕃王朝很快走向衰落和动荡：他的次子牟尼赞普继位后“三均贫富”，激化了社会矛盾，不久被母后毒死；他的孙子热巴巾因狂热崇佛，被崇苯大臣害死；另一个孙子朗达玛继位后，毁寺灭佛，被佛教僧人刺死，吐蕃王朝崩溃。在这一连串的变乱中，唯一不过激、且得善终的，就是赤松德赞最小的儿子赤德松赞。他继续了父亲的兴佛事业，但却比他的哥哥及他的儿子们稳当些：在计划兴建一座规模超过前人的寺庙时，能够与臣下妥协，最后兴建了一座“小星星”般大的寺庙；在寺前立碑盟誓，重新确立了父亲的兴佛事业；同时不动声色地将僧相提繁升到了比一般大臣高的地位，创造了吐蕃的“僧相制”。然而在历史评价中，他的父亲赤松德赞与儿子热巴巾均跻身于“祖孙三法王”行列，他却很少被人提起——历史人物的地位，也有个“人气”问题，并不总是与实在的业绩划等号。图为唐卡上的“祖孙三法王”像，是藏地人对吐蕃王朝时期兴佛有功的三位赞普的称呼，在许多寺庙中常可见到）

温江多寺挂图

温江多寺残碑

相关链接二：和噶琼寺比肩的温江多寺

温江多寺在拉萨河以东的今曲水县才纳乡，以往是吐蕃王朝著名王后“赤玛伦”的宫殿，赤德松赞之子热巴巾继位后，在此兴建了据说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座寺庙的“温江多寺”，并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寺内外树立了石碑。然而由于热巴巾不久就被崇苯大臣害死，他所树立的石碑上只画了一些吉祥图案，很让后人不解。更敦群培大师来此考察后，很快推断出因热巴巾在位时间短、来不及刻上碑文的结论。传说温江多寺为九层佛塔，如今早已损毁势。在如今温江多寺门廊中有一幅描绘寺庙初建时景象的唐卡，图拍于曲水县才纳乡才纳村庞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