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根敦群培纪念馆于拉萨正式开馆之际,我们将分两部分刊登霍康·索朗边巴所撰写的根敦群培大师小传。霍康·索朗边巴是根敦群培大师的施主兼弟子,长期从事根敦 群培著作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其对根敦群培大师所做的这部传记,多有亲历、亲闻的基础,故与同 类研究根敦群培的著作相比更具权威性,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章从生平简介、治学态度、《白史》创作、学术成就、反帝爱国思想等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回顾了根敦群培大师传奇的一生。
【作者简介】霍康·索朗边巴,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顾问,西藏自治区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藏族著名学者。
先生的最后遗物:一只装满了手稿的铁箱,善良的参观者仿佛朝圣一般,在铁箱上放满了钞票
《白史》手稿,根敦群培纪念馆藏。
三、《白史》的写作经过
根敦群培在国外期间,通过对藏族史的深入研究,感到有重新编撰一部完整的西藏历史的必要,并着手搜集有关资料,对从新疆和敦煌出土的一部分古藏文原始资料作了深刻的研究。由于当时不具备撰书的条件而未能动笔。1945年〔藏历阴木鸡年〕根敦群培回到西藏。当时,笔者为了提高英文和藏 文水平,即受教于先师。在谈及此事时,他感到条件已经成熟,我亦应他的要求,积极给予协助。对此,先师甚为高兴,一再表示:“这次能着手撰写王统史,还得到你的帮助,真是太好了。”对我所尽的一点绵 薄之力,先师却看得如此之重,说明他具有谦虚之怀和对弟子的诚挚之情。
根敦群培动笔之前,还专门到一些留有古迹的地方进行实地考查。1946年(藏历火狗年二月〉,我随 他先后去了热玛岗和乌香两地,对吐蕃牟地赞普的(即赤德松赞时修建的“噶琼多吉因坛城佛殿”遗址尚存的一块石碑和热巴巾(即赤 祖德赞)所建的乌香多[又名白米扎西格沛林]佛殿遗址内留存的一 块石碑的碑文及其历史背景和细节内容作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当时噶琼佛殿的石碑和碑文仍然完好无损。在这块石碑上镌刻有松赞干布至赤德松赞期间历代赞普的名称,他们所建的寺院和该寺所处的地名等等。其中有些内容在其他史书上还未曾记载。先师高兴地指出:“用噶琼这个碑文可纠正过去史书上的一些错讹。”并要我给石碑作脚注,后来我也写过一篇注释。对乌香多佛殿的无字碑, 即碑上无碑文,根敦群培亦作了考证,肯定那是还没有来得及镌刻,赤祖德赞王朝就结束了,证明赤祖德赞执政时间确实很短。
编写《白史》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待着手写作了。当时我在“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近卫军 担任如本〈相当于营长一一原编者注)职务,军营设在拉萨罗布林卡。我有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勤务兵,除毎个月值勤住几天外,大部分时间都空着,营兵除守卫宫殿外并无他事,环境比较安静。经我向先师提出后,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搬进我的办公室里从事西藏史撰写工作。他给此书定名为《白史》,其意为:无任何偏袒萨(迦)、格(鲁〉、噶(举〉、宁(玛)教派一方,完全出以公正之心。他这样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虽然该书未能写完(只有46页),仅记述了松赞干布至芒松芒赞一小段吐蕃历史,但采用了同以往任何藏族史学家不同的写作方法,详细地考证了赞普的年代,论述了他们的功绩和在吐蕃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宗教和历史分得十分清楚,和过去很多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藏文史书截然相反;依据敦煌出土的古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和古代碑文等史料、实物,对当时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根敦群培是第一位运用敦煌古藏文考证西藏古代历史的藏族学者。《白史》关于西藏自7世纪以来在宗教上同印度的关系,特别在政治上同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作的正确论述,为13世纪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提供了有力而可靠的历史依据。《白史》充分体现了我们藏族人民的智慧,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根敦群培本着一个正直学者忠实于历史的态度,正在奋笔撰书《白史》之际,招来了西藏地方政府执政者的嫉恨。心地善良的根敦群培将他写的书稿曾分别送给当时噶厦的摄政达札和达赖喇嘛的侍读赤江活佛看,却没料到这两个执政者当面称赞《白史》写得好,要给以关注,背地里却准备下毒手,扼杀这部著作于“襁褓”之中。就在1946年4月的一天夜里,拉萨“市民监”(噶厦监视拉萨城市俗家居民的官吏)奉摄政达札之密令,将根敦群培逮捕。这一残酷的打击,使他再也不能写作下去。3年多的监 狱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1950年(藏历铁虎年)虽然出狱,而且噶厦还要他继续撰写,但已 是如同空中花朵无法摘取了,根敦群培满怀悲愤地与世长辞。
这部遭受反动势力摧残的未终名卷的出版,是1947年(藏历阴火猪年)根敦群培被羁于狱中,我亦将 调离拉萨之际,托付格西曲札先生全力完成的。
四、寓意深刻、内容广泛的各种论著
根敦群培先生除未终卷的《白史》外,还写有大量著 作,就我所知有以下几十种:
《智游列国漫记》,《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密意庄严 论》,木刻版;《斯里兰卡记事》;《罗摩 衍那》;《沙恭达罗》,此书系印度黑女奴著,根敦群培藏译,其中第一章是木刻版;《语言学笔记》;《雪山论》,木刻版;《尚噶哇洛追答 问》;《微尘辨析》;《中观因明释难》; 《行蕴辨析》;《欲经》;《地察瘦子的呈文》;《印度八大圣地志》,此书在印度出版过两次;《澄水珍珠论》;《经忏佛事^解脱妙音》;《薄伽梵歌》,曾在印度出版; 《无我问难》;《三自性定论》;《七昼夜的故事;《斯里兰卡上座部之法句经》,此书据印地文译成藏文,藏译书名为《教诗》,木刻版;《梵文宝库》。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藏文文法和诗学释疑方面的论述。
现仅就《智游列国漫记》《教诗》等著作略作介绍:
《智游列国漫记〉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全书采用诗文体。主要叙述“野蛮”人在印度当政时的情形、异教徒的宇宙观、各地地名的来历、印度的雕塑绘画、印度人的习俗、古藏文的各种书写形体和作 者对增减藏文字母问题的独特见解,等等。书中还详细记载了根敦群培先生陪同印度僧人罗喉罗到前后藏各大寺院考察的情况,内容较为广泛,对研究西藏和印度的地理、民俗、文化、艺术和宗教各个方面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斯里兰卡上座部之法句经》是一部翻译著作,藏文译名为《教诗》。该书着重论述斯里兰卡上座部的佛教教义,是当时斯里兰卡颇有影响的一部经书。根敦群培先生在斯里兰卡求学期间,就以优美动听的藏族诗歌体形式译成藏文。此书先后在锡金和拉萨出版铅印和木刻两种版本,对研究佛教显宗教义和藏族诗歌文学有很大的价值。根敦群培先生译完这部经书时,心情格外舒畅,在译文的末尾特地写了几首表达自己兴奋感情的诗,特摘录二首:
想起了遥远而熟悉的故乡,
又得到了前世的缘分,
即使是坏劫我也能翻译佛语,
何以能表达吾此时之欢乐呢?
四印善逝佛陀语
木的尺邢欢喜之函信’
巳经完好地传入雪域了。
根敦群培的一部分著作,在“文革”中亦遭到破坏。这是件令人痛心的事,因为这都是他耗费毕生 精力、呕心沥血之作。正像他在一首道歌中所说的那样:
我写此书既非大人之命,
也未受曼陀罗之重礼,
更非任何人之重托,
而是一颗怕失掉知识宝藏的心。
根敦群培先生的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寓意深刻,内容广泛,无论哪一方面的论述都有很强的感染力;其二,文笔流畅,通俗易懂,词汇丰富,恰到是处;其三,史学笔法精炼,言简意赅,考据确凿,深入浅出。特别是他的诗体著作喜用直接明快的修饰手法,浅显易读,完全没有一般藏文诗歌中常犯的晦涩难懂的弊病。他的散文多采用富有幽默和诙谐的风趣词语,生动感人。笔者认为,根敦群培的众多著作,不仅展现了他多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才华,也给丰富多彩的藏族文化宝库,增添了晶莹耀眼的瑰宝。
五、反帝、爱国,毕生追求进步
1、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深恶痛绝根敦群培先生居住印度期间,当时的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政权为英帝国主义所掌管。先师生活十分清贫,靠撰文和翻译维持生计。为了生活,他只好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去工作,翻译有关西藏佛教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正是通过在 这个学会工作的深入接触,使根敦群培从此逐步认清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狼子野心,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庄严感情使他对英国的罪恶行径无比痛恨。当时因先师才华横溢,学识精深,欧美的一些国家纷纷邀请他到他们那里从事藏学研究工作。根敦群培先生为了生计,开阔眼界和观赏异国风貌,一一接受了这些国家的邀请。但是当办理出国手续时,竟受到英国驻印方当局的阻挠,不仅不予签证,反而指派暗探监视先师的行动。这种卑鄙的伎俩被先师识破,于是毅然离开印度,应赤江活佛和噶雪巴之请,返回西藏。为了揭露和搞清英帝国主义蓄意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侵略事实,根敦群培决定经门达旺一线返回西藏。返藏时虽背负行李,长途跋涉,在沿途还调查所经地区的情况,并绘制地形图。就这样,从印度一直步行回到拉萨。
2、英帝分子勾结噶厦政府迫害无辜爱国学者根敦群培先生返藏以后,正想以他渊博的学识报效 民族的文化事业,专心著述《白史》的时候,竟突然被噶厦政府投入黑暗的牢房之中。逮捕根敦群培的公开理由是所谓参与伪造百两藏钞案件,实际是在先师离开印度不久,印度政府即密电驻拉萨的英国代表黎吉生,诬陷根敦群培在印期间曾参与印度共产党,并且还指出同党人有邦达饶嘎、江乐金公、贡培拉等人,要求与噶厦商量处理。黎吉生接电后便极力唆使噶厦政府逮捕了根敦群培先生。事实证明根敦群培先生既未参加印度共产党,更没有参与邦达饶嘎等人对抗噶厦政府的组织,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正直的热爱本民族、热爱祖国的学者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去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卖命而已。接着,在英帝分子黎吉生的策划和指使下,腐败的噶厦政府又专门设立了一个由札萨克、马基(藏军司令)等四品以上官员组成的所谓“审讯小组”,对根敦群培先生施以酷刑,企图把平常和先师有来往的一些友人和学生都牵连进去。根敦群培在酷刑逼供之下,表现了藏族人民威武不屈的坚贞气节,使反动政 府捞不到任何把柄。噶厦政府还将从先师家抄走的英文书籍全部送给住在拉萨德吉林卡的 黎吉生,由他审核。这个英帝分子竟在先生收藏的一本斯大林传记上批上“危险品”三字。
根敦群培先生入狱后,笔者一直同他保持秘密书信联系。1946年(藏历火狗年十一月三十日),我给 他的信中请求他坚持完成撰写《白史》的工作。他在复信里说:“本来我曾想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会有挫折,但是却没料到挫折竟有这么大。不过,正如宗喀巴大师所教导的,‘上师教诫不严,何以遭受磨难’罢了。如果赞普们真有守舍神(即宗教徒所信奉的守护人体某个部位的神)并能真正发挥威力的话,那么,我完成这本书还可能有一线希望;除此而外,谁也不会拯救我的。昨天审问时,我向法庭说,仅就我的这部王统史,就足以证明我对西藏并无任何恶意。然而他们却借题发挥地说:‘你这本王统史书可能对西藏产生好处,但与你同邦达饶嘎秘密往来的害处相比较,究竟哪个大呢?’真是颠倒是非,诬陷好人!我虽没有写完这部王统史,但我有无‘罪恶’,及其大小,相信将来日出冰消,在西藏所有明智者面前自然会有公论的,到那时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还嘱咐我,将他写的一首颂诗附在《白史》文末,并写上这部没有终卷的王统史到此暂告结束。”
不久,又接到先师从狱中写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
狗年,赞普居吉‘热萨塘(指拉萨〉狱之圣谕。
这里有一个谁都不易理解的问题,
即“雍仲”神之登天长绳,
将众生无边之法性系于心灵上,
将心灵之爱子系于躯体上,
又将躯体之石垛系于饮食上,
将饮食又系于外部条件上。
如此一绳一扣,
没有割断之处;
不过也有割断处,
只是谁都不愿选择它罢了。
因为切断这个,
就等于切断了躯体和心灵的联系,
生命也就要随之终止。
还有一个谁都不可理解的割断处,
便是当这条绳索腐烂时,
本性与心灵混为一体〔指成佛〉。
心灵是无际之仙女,
这宇宙本不是仙女之故乡;
从心灵仙女的一个脚趾被这条绳索系于躯体之上起,
直到这条绳索断却为止。
躯体受什么,心灵也受什么,
当捆住小脚趾时仙女有束缚之感,
小脚趾作痛时仙女也作痛;
给小脚趾以什么样的利弊,
仙女也受什么样的利弊;
看来还是断掉这条绳索好,
可是宇宙万物却都惧怕断掉它,
并都设法保持这种联系。
但又看到这条绳上到处缠绕着荆棘,
为了防止荆棘的芒刺,
都各修各的一套本领;
都在忙于从事这种防刺的差使,
直到死亡为止。
这种无可休止的忙碌,
亦是大家公认的来世事业。
只有太空般的心灵之一部分,
陷入血肉构成的躯体之泥滩时,
才会领悟这无穷无尽无休的寒暑、饥渴、盼望、猜忌、恐怖之痛苦。
只要进行百折不挠的努力,
这被知识在点缀的躯体,
依照法性女天王之授记,
多少还能维持几年生命。
我的道歌唱到这里吧!
从这首狱中道歌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敦群培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尽管自己无辜受辱,身陷囹圄,处于悲惨的境地,但始终用轮回法性和生无常之道来安慰自己,把眼前的一切事情和所受的各种磨 难看做是命里所注定的、可悲而又可笑的儿戏,并以侥幸取胜的心情来减轻自己心灵深处遭受的痛苦。
3年多的狱中生活,根敦群培仍一直坚持对佛教显、密两宗的研究,并有不少人常到狱中请教他讲经 释疑。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和使他消忧解愁,常向他敬劝白酒,致使原来滴酒不沾的根敦群培变成嗜酒成性之人。每天起床后如不饮酒,浑身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十分难受。长期过量地饮酒,又使身体被戕害得更加虚弱。
3、临终前对和平解放西藏无比欣慰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已身患重病的根敦群培听到这一喜讯时,心情极为激动,精神倍加兴奋。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进驻拉萨后,专门派人去看望他,为他治病。根敦群培一面以万分感激之情,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一面又无比的愤慨,揭露“第巴雄”(即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控诉“第巴雄”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诬他是“赤色共产分子”而严刑拷打、长期监禁。
由于根敦群培遭受噶厦政府的长期迫害,身体极为虚弱,病情日益恶化,虽经党中央派来的医护人员多方治疗,终于因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遗产:他那刻苦求索,严谨治学,追寻光明的进取精神;热爱西藏,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朋友一片挚诚,对敌人嫉恶如仇的高贵品质,都是永远为人们所敬佩和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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