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支边青年的私人文本

 

我们的采访对象袁大受、叶农、白秀英等人为代表的人群，准确的名称是“西藏的北京支边青年”，简称为“北京支青”，并非我们事先习惯所认为的“下乡知识青年”。

人们印象中的“进藏”与“援藏”两个词语似乎没有区别。袁大受先生认为，他所属于的“进藏一代”，是以“老西藏精神”（即第一批进藏工作的生产与社会建设者）为精神基础的，人们秉承的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观念。用袁大受的话来说，当时的选择是“不需要国家许诺、没有个人前途的设计、也不是制度化规定”的，是一种从原有生活环境“连根拔起”的自动选择，其明显标志是迁移户口——在那个年代，迁移户口意味着一种无退路的决绝。而“援藏”的概念则产生自改革开放以后，标志是1984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所以在袁大受看来：“援藏”是另一个时期的概念与行为。他自豪的认为，如果要作出一种分代，“进藏一代”是与“十八军”处在同一个时段、是同一种观念和情感时期，虽然相对于后者，前者是晚辈；而“十八军”的坚忍精神与功勋至今为袁大受所敬重。

相比起来，西藏支边青年的故事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显得更遥远和陌生。记忆千头万绪，这篇幅有限的叙述极难承载其多层的内涵。我们只能通过勾勒其中几位，向那个时代的身影投去一瞥。他们的经历与记忆，是理解半个世纪以来西藏建设发展进程的一种路径。

 

1987年，袁大受在拉萨藏族同事家度藏历年。

袁大受篇

我们最初知道袁大受先生，是从戴彤先生口中。后者向我们介绍他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西藏北京支边青年聚会“召集人”。对此，袁大受本人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只是在1993年召集主持过一次大的聚会，起因是当年的老指导员来京看望众人。“大聚会组织起来比较麻烦，费用也是问题”，他说，此外，大聚会的环境嘈杂，人们很难做深入的交谈，“现在都上年纪了，这样的热闹有点吃不消。”

1965年9月15日下午，刚刚高中毕业的袁大受找到北京宣武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要求“去西藏支边”。当时他正情绪波动，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他不能上大学。

当年去西藏的动机，其一，固然被当时的主流宣传话语（“经风雨，见世面，做革命青年”）所激励。其二，对于没有考上大学，心理上觉得不能接受，“说白了，当时只是很冲动的想离开北京”，袁大受回忆说。他先是报名去北大荒没去成，又打听到支边新疆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同时，自己已经被分配到北京市统计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心里憋了一股劲”，他说。他记得，当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里，接待他的是“一位干部老太太”，对他的情况很重视，当即安排他去统计局取回档案，并陪着他等消息到晚上8点半。当得到批准进藏的答复，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学校去告诉一位值班老师，想表明：“要看我革命不革命，反正我去西藏了”。直到晚上10点他才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去西藏。

当时全国的第一批西藏支边青年即是在北京招募，但当时只招到了初中生。然而，相当一部分高中生都主动去询问并积极参加，袁大受记得，当时社会宣传力度使大家“真的兴奋起来了”，年轻人们为能够去遥远的高原、去自己建设一种新的生活而激动不已。当时，包括袁大受在内的约30多名高中生，全部是自己主动要求去西藏，没有一人是“组织安排的”。队伍出发前不到48小时，袁大受才得到出发的通知。9月17日，这支青春洋溢的队伍便集结出发。袁大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这第一支前往西藏的支边青年队伍共117人，分两批出发，第一批是 92名，初中生为多。第2批25人，主要是高中生。

 

队伍从青藏线乘汽车进藏。在路上，袁大受向指导员询问西藏的生活情况时，指导员说“很苦”，并且问大家心目中的西藏是什么样的，袁大受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知道，是“冰天雪地、牦牛帐篷，反正去了就是离开现代社会繁华生活了”，指导员笑着说并不是如此。袁大受记得，在路上指导员基本上一直是沉默寡言。但是，当汽车明显在爬高时，指导员一改沉默，开始不断嘱咐人们说“别唱歌、注意休息”，同时开始讲说西藏的各种奇闻趣事。在越过崇山峻岭之后，袁大受觉得身体出奇的疲软，指导员也显得眼窝深陷、形容憔悴。指导员向大家宣布：刚才已经过了唐古拉山口。队伍到达拉萨是十月上旬，袁大受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猛烈的太阳光使藏式房屋的白墙极为刺眼。“说不出来是艰苦、还是环境简单，反正与北京截然不同，只有平房，我们总觉得这里够艰苦，却没想到，下到地方去了更艰苦”，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到达西藏后，人们立刻进入到一个庞大的编制体系中。袁大受很快即被分配到澎波农场。

在澎波农场，年轻人们被安排住在一座废弃的寺庙中，当时的主要生活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袁大受对这段生活的记忆，主要是人们被环境激发出来的学习适应能力，比如，战友容铁的藏语能力飞速进展到在集体读报时，能带领多人一起在藏、汉语之间转换翻译。与之旗鼓相当的是另一位战友王贻海，后者把两首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藏文，以后被人们一直沿用。

袁大受在澎波农场的生活为期不长，很快，文革开始，袁大受被调往林芝以东一个地处波密地区的易贡农垦团一连，一待就是16年。虽然和家里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支边青年们普遍的传统是报喜不报忧，“从不提不好的东西，只说好的东西，怕影响家人，自己只说怎么得到了锻炼”，但是，家中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是处在西藏深处的、什么样的山山水水之中。“在这里，霍麻会长进被子”，袁大受回忆。在开荒初期，“没屋子住，人们睡在森林里，头上扯起雨衣或塑料布，地上是厚厚的腐殖层，雨下得越来越大，只好在在褥子周围挖排水沟”，后来用刀劈的木板（也称鱼鳞板或瓦板）搭起简易房子，鱼鳞板被雨水淋湿后，到冬天木板就变形，张开很大的裂口，于是人们只好用包括鞋子在内的不多物品塞上，以抵御寒风，“最困难的时候盐也没了”。但是袁大受认为“这是一段很好的时光”，他在那个时代感到的政治压力，在这里，被与当地人的淳朴相处的生活缓解了。

1969年一个人生的转机来临，袁大受得到一个在连队小学做老师的机会，他带着学生制作简易的桌子板凳，用油毛毡做黑板。“这些都是逼出来的技能，是硬着头皮做，谁规定山沟里的学校什么不能做呢？”。他甚至在场部学校中成立了一个图书室，并开设阅读课，自己制作借书证，并为图书分类编号，这在当时全区农村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自此，从用油毛毡做黑板开始，到1985由自己组织全区农垦教育工作会议，袁大受经历了跨越16年的一个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1995年袁大受故地重游，时值北京支边青年进藏30年、也是自治区成立30年，他受邀前往林芝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庆祝活动。他当年所在的农场已经很颓败了，学校在山水之间却显得尤其鲜亮。由他建立的图书室还依然在以他当年的方式在运行，他设计的书架还在使用，刚刚刷上了新漆。校长与场党办主任都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西藏基层的教育工作生涯，是袁大受觉得最感荣耀的，总算是“做了点事”，他说。“在西藏的二十多年，没有感受到在北京时的歧视”，他认为，自己“被认同、起作用、被重视的人生价值是在西藏建立的”。

那次回去他还看到，当年他带着学生一起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成了一片树林，当地藏族人称为“袁薪”，汉语意为“袁老师林”。

                当时的西藏军区生产部首长与北京知青第2批25人合影。

 

袁大受札记一则：往日

我们是乘坐的西藏军区特别调派来的四辆军用大客车踏上青藏公路的，心情复杂而又好奇，又有一丝说不清楚的惶惑。几天后终于有人头痛欲裂，多数人昏昏沉沉，15岁的容铁在说梦话“妈，我没事”，却没人笑。在西藏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一次次灵肉争斗、统一，人们以苦为荣耀，一次次地战胜自我，塑造着自我，直到现在。

1969年我在连队里当老师，教着四、五年级12名学生的复式班。一天，连里鸡场的阿加卓玛哭着找连长，“鸡，拉肚子，死多多有”。连长焦急，几百支鸡闹鸡瘟，每天都死十几只，要不了几天就会全部死光。但是兽医已经调去了远离120公里的团部，也不知道哪天有车。也是病急乱投医，连长找到我说“你去兽医室找点药，反正是个死。”我翻着满架子的药盒，查看说明书，最后选中了土霉素。我不懂什么鸡瘟，只认准了治拉肚子，按照说明又找到土霉素的专用溶媒，向卫生员借了支注射器就干开了。第二天清早，我还没有起床，房门被敲得山响。本来提心吊胆的我翻身下床开门，只见阿加卓玛满脸喜悦，急不择言地喊着：“格啦（老师），没有死！今天接着打！” 这样，我当了一次兽医。

      上世纪60年代，西藏本地知青下乡时，在布达拉宫前欢送的场景。 摄影/罗伟

1978年12月30日，我们一行30人从拉萨返回易贡过年。途径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顶时，车出故障瘫痪了，直到天黑也没修好，来往汽车也没有了。托人捎信也不能，只好当了山大王。天冷风大，皮大衣像纸糊一般不顶事。我们步行十几公里，退到一个公路道班。道班只有两三家七八个工人，修车不行，容我们30多个人避风更不可能。主人非常热情，把他们越冬的柴禾供我们取暖。可是高山反应，烧火缺氧，一个个心慌头痛。大家想，跺脚自暖吧，谁知运动量一大，两眼发黑脚发软，一个个便瘫坐在地上。道班工人急忙支起一口大锅，烧水为我们削面块，当一碗只放了油盐和菜叶的面疙瘩汤捧在手中，我好象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回北京后，几个同学聚餐翠华楼，在温暖的店堂酒过三巡之后，我讲起了这些事，禁不住感叹“什么是幸福，对比才知道”，大家一齐举杯说，“好，就为大家各自的‘对比’——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