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支边青年：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戴彤、胡希娜篇）

即使过了几十年，戴彤感到，人们互相的身份定位似乎从那时候就停顿了，即使他的生活已经与西藏支边青年相系为一体，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他说。人们始终把当时是军人的他视为支边青年的亲密朋友，而不是其中一员，这种关系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戴彤现在已经退休，和老伴居住在北京，健身、写作、旅游、摄影是他今后的“工作”。

戴彤作为西藏支边青年生活的见证人身份，在如今的支青联络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正如袁大受作为聚会召集人一样。听着戴彤、胡希娜夫妇对话、争论、彼此对记忆中事件的核对，给人的感受是他们又回到了过去。

1965年，《西藏日报》报道首批支边青年进藏。戴彤戏称，当时他与支边青年交往的“动机不纯”，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支边青年们带来了知识气息，对此他不仅怀有认同感，并且由于打算“一生扎在西藏”，他还希望娶一位知识青年做自己的妻子。带着这一目的，他回忆，当时“就有意识去接触支边青年群体”，而对方也希望进行交流，而戴彤打过仗的经历使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走到哪，身边都有一帮知青”。

                    上世纪60年代的支青农田劳动现场。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著名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伯斯在林周考察。（右方椅子上坐者）

                  排演宣传剧，右二拉大提琴者为戴彤。

戴彤早年从乐山入伍前往西藏，并于1961年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到生产部工作，被单独选出留下来在汽车队工作，其他复员的老兵则全去了易贡。在汽车队从事调度工作的他，要负责安排车辆运送支边青年到西藏各地，于是因此认识了不少支边青年，并发展为在这一群体的人缘极广。除了在汽车队的工作，戴彤还活跃于当时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些文艺活动也是当时的支边青年们宣泄热情与展示艺术才能的普遍途径。

戴彤的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曾毕业是西南师大，对戴彤一生影响深远。爱好广泛的戴彤很早就开始摄影活动，曾经与后来被公认为摄影名家的陈宗烈一起，拍照记录那个时代的西藏社会生活画面。对于当时戴彤的摄影爱好，他的母亲曾经给他来信，建议他要有意识记录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今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位智慧的母亲的远见。如今，戴彤的无数黑白照片为人们保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珍贵场景。通过各种文艺活动，戴彤与年龄相近的支边青年保持着密切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的拉萨西郊，由于集中了农具厂、皮革厂、汽车大队队部及2队和3队、八一农场等单位，成为支边青年、老兵的主要聚居地，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拉萨的第一批外来社会群体的聚居地。

胡希娜同样是自己主动报名前往西藏，当时在她还是少女的心中，西藏有一种新奇感。本来她已经考上中专，但是也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不能入学。带着类似当时的袁大受一样的心情，她选择去西藏。当时，胡希娜的父母都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父亲胡曙是一位记者。到达西藏后，胡希娜先是去澎波农场，与袁大受在同一个连队，然后又调入拉萨农具厂工作。

1967年底，由于排演戴彤写的宣传剧《收租院》时，需要一名敲扬琴的女生，于是找到了当时在农具厂工作的胡希娜，两人通过工作逐渐熟悉，开始交往。与胡希娜的恋爱与结婚，更标志着他和知青已经成为一体。他们于1970年春节成婚，第二年12月份有了一个儿子。

文革中，戴彤夫妇又被下调到林周工作，一去11年。11年后戴彤又得到机会调回拉萨农垦厅工作。当时林周农场宣布解散的时刻来临时，当时对于大部分已不年轻的支边青年来说，是一个机会，人们开始大批内调。但是戴彤夫妇没有进入到内调的行列，因为如果内调，女方要随男方，这样一来二人就要回到戴彤的籍贯地四川，而胡希娜不愿意去四川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继续留在了拉萨。戴彤认为，1952年2月1日成立的西藏农垦厅，于1985年的解散，标志着以农垦事业为载体的西藏支边青年时代的结束。

戴彤认为，西藏农垦的历史，是现代西藏史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胡希娜觉得，这一切好象已经被人淡忘了。“忽略农垦的历史，那一代人命运的前因后果就说不清楚”，戴彤说：“支边青年与农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至今，戴彤回忆起那个时代西藏农垦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场面，仍然感到震撼。那是他对时代的主要记忆，那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发动群众为主要方法的集体劳动形式，他认为在人类现代历史上都是独特的一幕。“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时全国都流行这样的大规模集体劳动形式”，抛开时代和政治色彩，这种集体劳动形式充分体现了人在严酷环境中的意志和创造能力，至今戴彤还为此感触，他认为，这在年轻一代是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的，而自己这一代人也像落叶般消逝之后，那样的场景和历史将只能通过一种文献的、间接的方式为人们所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

虎头山水库大坝施工现场。

                  劳动结束后返回途中的知青。

                  年轻时的戴彤（左）。

                  一位支边青年的工作岗位。

                  学习“毛选”的先进农民。

                       当时的女子先进生产工作队：“铁姑娘排”。

                  陈永贵（前排中戴白色头巾者）视察虎头山水库大坝施工现场。

戴彤自叙：西藏知青与农垦

据我所知，从内地成批到西藏支援边疆建设的人员（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进藏支边的绝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和大中专毕业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应届毕业生。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社会青年和中小学生进藏工作，他们大都是1958年前后西藏化工厂（注1）从四川、山东、河南等地招工到藏北的工人，如果这批人可以算进藏支边青年的话，那应该是最早的了。此后，随着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内地各省（市）陆续又有部分支边青年进藏支边，此外，还有西藏当地学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人民公社或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

名为西藏军区生产部的部队是1952年建立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未修通之前，进藏军队的主副食供应问题。我到这支生产建设部队时，整个西藏境内已经先后建成了16个农场，整个系统职工总人数最多时曾达4.3万余人。其中，藏汉比例在1960年是66.03%（藏）比33.7%（汉）；到1984年，藏族占95.66%，增加了29.63%；汉族比例则下降至4.34%，藏族在西藏农垦系统中占绝大多数。

1965年9月，首批117名北京支边青年来到西藏高原，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胡西娜。我与妻子胡西娜是在她进藏一年多后认识并相爱的。当时我在生产部直属汽车大队担任调度员，因为与农具厂联合排演话剧《收租院》认识并交往，四年后结为夫妻。

1966年9月，来自河南新乡、郑州、洛阳、开封、许昌、漯河等地和来自山东青岛、崂山等地的1800多名城镇青年也来到西藏，投入开发边疆、建设西藏的行列之中。当时的西藏农垦队伍结构非常简单，除了老兵就是他们的家属和一部分藏族农民。而城镇知识青年具有一种崭新的风貌，他们的到来似乎将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们，成为西藏农垦事业工作者的主要构成。

                上世纪60年代的林周田野。

 

在无数支边青年中，1977年5月，一队15名北京学生组成知青小分队支边进藏。他们是：叶农、肖锋、杜德平、刘志斌、王政、陈佳伟、肖刚、白秀英、吴小梅、阳平燕、力虹、张卫、王晨（另有两名女生，一个报了名却未成行，一个走到格尔木因高原反应返回北京）等，来到西藏军区管辖下的生产建设师报道，他们表示不愿留在拉萨或师机关直属单位，不保留城市户口，坚决到条件最艰苦的农牧生产第一线锻炼成长，要当真正成为和藏族群众一样的新西藏新一代农牧民。这批青年，很快便被分配到隶属生产建设师的澎波农场和林周农场各生产队，同藏族工人在一起生活和劳动。

三年后，大批汉族职工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内调。1977年进藏支边的这批北京支青，同属于内调的范围，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先后离开这片高原土地。唯有曾经担任北京支青小分队队长的叶农，因较早调离农垦系统到自治区歌舞团工作，故至今仍留在拉萨。

西藏的冬小麦种植是从澎波农场开始的，六十年代初，农场首先从自治区农科所引进冬小麦“肥麦”，进行高原冬麦试种研究。在小面积试种和扩大种植并进行生产示范的过程中，总结了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地区冬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耕作技术，逐步掌握了高原冬小麦的丰产栽培措施。1972年开始，在系统内大面积推广并获好收成。1972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西藏生产建设部队认真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在高寒地区夺得小麦大面积丰收”的报道。

农垦的绵羊改良居全区之首，酥油单产10至12公斤，高于全区6至7.5公斤的水平。”这就是说627万公斤奶，至少可以生产出7万公斤酥油，以当时的市场价计算，仅肉食和酥油两项就创造了五千多万元产值。

“大寨精神”使得林周农场把场部建成了“延安窑洞”式的干打垒建筑群（四栋40孔）。1975年，场部机关从原来的铁皮房、土坯房中搬进了新窑洞。宣传队则从一座原属林周宗（宗，藏语县）的破旧寺庙，搬进了机关干部腾出的铁皮房中。我曾为演出前的宣传队员们拍过一张造型照片。我记得，当时孩子们穿着演出服围坐在窑洞前看《雷锋叔叔的故事》。手里拿书的姑娘叫小卓玛，当时15岁；她左边的小女孩儿叫小巴桑，当时9岁；右边的小男孩叫杰波，当时13岁；后边的男孩叫格桑朗杰，当时16岁。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要是他们见到这些照片该是何等感慨！

西藏农垦从1952年组建军区生产部成立八一农场开始，这支队伍1970年以前被称为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1970年底改为军区生产建设师，实行地方、军队双重领导；1977年初，军区生产建设师移交地方，改名为自治区农垦局；1980年又改名为西藏自治区农垦厅。直到1985年自治区农垦厅解散止，先后经历了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