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支边青年：群体记忆与私人文本（叶农篇）

同样，叶农也是自愿要求到西藏的。当时他并不了解西藏的具体情况，只知道“条件是最艰苦的，自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对西藏的了解也仅限于两个认识：一是电影《农奴》的画面，二是“昆仑山是不长草的地方”，尽管昆仑山并不在西藏，但正好说明在他当时年轻的知识中对边疆的概念。

叶农1977年进藏，是西藏最后一批知青。那一年共有10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林周农场，另有10位上海知青和3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澎波农场。林周农场较之澎波农场海拔高，条件也略为艰苦。叶农有一本日记，其实是家信，由他的父亲保留下来，开始写信很频繁，后来忙起来就少了。叶农说，记日记在知青中并非普遍，虽然同为北京的高中生，但是文化水平差别很大。

西藏带给叶农的丰富性中有令人唏嘘的记忆：他的第一任夫人田文，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在卫生部，后主动要求进藏工作，于1987年通麦大塌方遇难。叶农与他的第二任夫人在拉萨认识。因为可以享受知青政策，孩子的户口落在北京，而他与妻子的户口仍在拉萨。

到西藏之前，叶农在北京学了一年藏文，老师是青海藏族，教给他的是安多藏语，于是他被分配到林周农场后基本用不上，要从头学习语言。再后来，他从农场到拉萨工作，学的藏语就差不多全丢了，因为又同拉萨话相去甚远。

第二年（1978年），农场通知：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叶农觉得“既然来了，就好好干”，于是从没想过通过高考离开这里。但是劳动“太苦了，实在太苦了”，他说。西藏的收割时间很长，从8月延续到11月。那时，人们用脱粒机连夜干活，在夜色里，人的汗水蒸发出腾腾热气，人群的蒸气在逆光下的景象，让叶农永生难忘。“麦田里尘土飞扬，痰都吐不出来”，他回忆，“最盼望的就是启明星升起，天亮了可以收工睡一会”。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对这一切心甘情愿。

纯粹干农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他同戴彤认识后，就跟着后者做文艺宣传，半天种地、半天排戏。如今，叶农在他一篇博克文章里，就回忆过当时同当地孩子们一起排练的事情。在他的记忆中，藏族人民的乐观精神也使远离城市的支边青年们没有失去过快乐，人们在劳动中似乎永远是乐观的，“一天到晚唱歌”。

叶农是他那一批支边青年中惟一留在西藏生活的人，二十年后他在与当地百姓的接触中，感到人际关系变化了很多，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人们的辛苦劳动过去是为了集体，现在更多是为自己。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同袁大受、白秀英等人相近——也许经受的是同一种时代锤炼的缘故——叶农觉得知青经历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朴素的来说，是对待生活的平和乐观，追求诚实自然的态度。作为当年唯一留在拉萨生活的支青，叶农把用镜头记录西藏生活视为自己的责任与情怀。

如今，52岁的叶农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副团长。当我们在话剧团院子里见到他时，由于供水管道发生故障爆裂，院里的树木挂满晶莹透亮的冰凌，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取景拍照，显然被这一意外的景观吸引。他一面继续拍照，并指挥我们，站到冰凌前映出身影，作为他照片里的背景。他说，“我这辈子是给西藏了。不要过分渲染知青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强调西藏对我们的塑造。”有的情感可以不去表达，但是它已化作一种如同沉寂的土壤一样的存在，引领人们敬畏那些无名而又丰富的生命。

叶农1977年12月14日家书节选

“……该写写现在了，你们知道我这信纸上为什么落上这么多土吗？告诉你们吧，我们现在正跟着脱粒机东进，打游击，住工棚，我们现在是一支青年突击队，五分队一共有二十来人，只有三个男的，这也算是西藏的一大怪，男的很少。这些青年人我们原来在分队里根本没见过面，他们战斗在场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只是在收割和脱粒时才回来，平时分队里一千多亩地只由十几个孩子妈妈管着，我们和他们一起总觉得有劲使不上。这回可能放啦，住在一个帐篷里，喝一个壶里的茶。这里是以分队为单位住宿，各分队之间倒要用粘布隔开。本分队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当然少不了开些玩笑，年轻人嘛！队长藏话很好，风趣地对他她们说：“啊麻巴逮啊”（给你们两个小丈夫）。她们总是笑个没完，看到我们睡觉穿着衣服也要起哄，她们是没有穿衣服睡觉得习惯的，尽管棚里很冷，我和汪文睡的地方简直是露天的，早晨起来被子上是一层冰霜，杯子里的盐茶冻成冰坨，一碗糌粑没抓完，第二天就抓不动了，只好冲图巴（即糌粑糊糊）喝了，钻出被窝必须咬紧牙关，以运动员的动作穿衣，不然就冻木了，怎么样，够艰苦的吧，可我们根本不觉得，年轻人在一起，大家的心里是火热的，何况现在不用担心麦垛发热，脱粒已由突击阶段转入持久阶段，我们是两班倒，大家都有觉睡了，多幸福啊！苦从何来？如果不是二班倒，今年也就没有给你们写信的时间了。

                西藏第一支电声乐队，叶农是鼓手。1981年叶农和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田文（已故）在北京西山。

这里好像谈不到什么男女界线，我一想到学生时代不尽要发笑了。我现在更加讨厌城市小市民那种造作。不过我的城市味也很浓，比如夜间脱粒机一坏，我们简直就要冻死了，只好大家一起挤在脱粒机旁互相取暖，人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我却连动都不敢动一下，还脸红，这难道说我是文明的吗？呸！这种文明我宁愿把它丢得远远的。不过这下子可难办了，已经不下十个人问过我“西藏阿加亚布都盖？（意为：西藏姑娘好吗？）”。是否要在这里找老婆？在北京有没有老婆？我的藏话水平没有高级到能圆满回答，只能说在北京没有，西藏也不找。这回可成了骄傲分子了，看不起西藏人，真没办法。谁让“我一辈子不结婚”这句话的藏语没学会呢！我始终把友谊看得比爱情更重要，没有后者仍可生活得很好，而且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如果失去前者，我就成了脱离集体，脱离大家的怪人了。

这里的人并不是像你们想的那样可怕，他（她）们的生活水准并不低，香皂和香脂非常普遍，而且每人都有两三件价值上百的呢袍。冷的时候就穿两件，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我们林周人的样子准确地展现在你们面前。算了，我不画了，简直是讽刺。据我观察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内地农村，调整工资以后每人大约能拿到三十到三十五元月薪，我们这里最近来了好几批“阿布霍”（藏北牧民），他们的游牧生活非常规律，每年都要经过林周，耗牛把我们林周的山铺得黑压压的，他们从藏北盐湖带来大量的盐巴，然后从我们这里换青稞回去。顺便还私人卖一些酥油、曲拉（奶酪）、皮子、羊毛、肉类、不过价格高得能把人吓得一怔一怔的，酥油是五元一斤，简直比澳大利亚的黄油罐头还值钱，一张羊皮七元钱，我们根本没法和这些钱串子打交道，可本地百姓则不然，由于冬天奶牛吃不上草，没奶，他们就拼命买酥油，价格涨到六块、七块、十块都有人买，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完全可以使你们放心了吧？

我这封信是否可以打开家里的沉闷空气？振作起来吧！把《快乐的人们》这张唱片多听几遍吧！

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