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修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
1953年间,最难修的是怒江天险和然乌沟石峡这两段公路。
怒江天险,即冷曲河汇入怒江前后的峡谷地带,两岸多是“抬头掉帽”、仰头望不见顶的狭窄石谷,数十公里长的陡壁峭崖,直下江边,平均落差达一千九百米,被当地藏族群众称为“猴子难攀,野羊不敢下山喝水”的地方。
1953年6月,筑路大军到这里时正值汛期,怒江江水暴涨,流速达每秒八九米。浪击石壁,吼声如雷,两人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楚。踏勘队员虽历尽千辛万苦,也未能渡过江去,只好在工程线路设计图上画下一条七公里的“飞线”。
筑路部队被阻挡在咆哮的怒江东岸。跨越怒江、揭开西岸之谜的开路任务落在战士李文炎和他的战友们肩上。
参加过劈开二郎山、跨越大渡河和金沙江等激流工程的先遣营营长张保德,是位身经百战的英雄,但面对着这湍急奔腾的怒江,他却显露出焦急的神情:自己的营如不能跨越怒江,就挡住了所有怒江筑路大军。他再三叮嘱李文炎:“我们一定要强渡过去。现在全师都在看着我们。”
1953年7月14日清晨,江雾未散,李文炎等六人分两排坐上一只旧橡皮船,把准备拖过江去的两根电线绑在船后的一个皮扣上,一个人把舵,高喊着:“一二!一二!摇桨!”向惊涛骇浪里冲去。全营的人在岸上紧张地注视着他们。
橡皮船像一片树叶似的在巨浪中起伏,一会儿被巨浪抛起,一会儿又跌落到水凹里。电线就像是一条长尾巴一样,在船后摆来摆去。他们用力地划着。没想到垂到江底的电线,被石头挂住,船在激流中打着旋。一连三次失败。一个巨浪压下来,船翻了,电线断了,糟糕的是船被激流冲走,一眨眼的工夫,随江水转过山脚不见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这只船和船上的战友是我们全营的命呀!”落水后,被激流冲回东岸的李文炎迅速爬上岸,冲向山顶,却不见船的踪影。
李文炎下到江边,沿着江边跑起来。在江边一个大回水湾里,李文炎终于看到那条如黑色大鱼般的船,他脱下衬衣一扔,不顾一切向激流游去,终于抓住了船。这时,一条绳子忽然甩到他的面前——支援他的崔锡明赶到了。第四次强渡终于成功了。当李文炎他们爬上西岸时,东岸所有的人都举着手向他们欢呼,他们也举着木桨欢呼起来。
下午5点多钟,两根长木棒扎成的木筏,绑着一根12号细钢丝从东岸顺水漂过来,电线慢慢放,船慢慢向江心走,终于和那木筏碰了头。
木筏上绑着一个布包,是什么呢?打开一看,六人都愣住了:十八个馍馍!大家知道连队是没有面粉的,一定是首长特意送来的。馍馍已被江水浸湿,但战士们心怀暖意,都舍不得一下吃完,只吃了两个,留一个保存好。夜晚江风刺骨,他们只穿了渡江时穿着的裤衩背心,连鞋也没有,生起篝火取暖,围坐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李文炎和战友们拖着钢丝向上游走了二三里,到了他们坐船起渡的对岸,把钢丝固定在一块大石头上,顺着钢丝,江对面的战友们滑过来衣服,滑过来食物,又滑过来一个小风箱。怒江再也无法阻挡两岸英雄们的联系了。对岸滑放物资,这边只有六个人用手拉钢丝,粗糙的钢丝把十二只手磨得通红,肿得像馒头。晚上,疲惫不堪的他们睡得很香,无论风怎样吹,气温多么低,都没能把他们冻醒。一觉到天明,他们一睁眼,发现江面变宽了。原来昨晚上游暴雨,江水暴涨了两米,离他们睡觉的地方只有一米远,放在江边的小风箱也被水冲走了,幸好橡皮船拴得牢实,还漂在水面上。
不久,从钢丝上又滑过一个麻包来。原来是部电话机。安装完毕,六个脑袋都挤到电话机跟前。大家静下来了,“喂,喂,你是谁?”从耳机里传来一个有点陌生的声音:“同志们辛苦了!”“谁呀?”崔锡明轻声问着李文炎。对方又说话了:“我是干炎林,我来给你们贺功!”崔锡明拿着耳机跳了起来,大叫着:“是师长,是师长!”果然,大家看到,对岸人群中一个穿着蓝衬衫的人挥着帽子在示意。“啊!师长!师长!”大家都连喊带跳,激动不已。
滔滔怒江被勇士们征服了。关于这一壮举,还有这样的记述:
7月14日,五十四师师长干炎林带领第一六二团参谋长朱庆华、工程师张天翔以及该团少数人员,来到江边实地勘测,先选定在怒江上架设便桥的位置。架设便桥先要将钢丝绳拉过江对岸。六连班长李文炎和几名熟悉水性的战士,乘橡皮船在奔腾咆哮的怒江激流上,冒着生命危险试渡了几次,终于到达对岸,并拉上钢丝绳,为架设便桥奠定了基础。第四连副排长崔锡明在实地查看怒江西岸桥址时,攀缘爬行陡峭石壁八百米,完成了实地查看桥址任务。工程师张天翔同战士们一道,攀山越岭,找藏族同胞调查,为选定线路和怒江桥址做出重要贡献。随后,第一六二团团长郝洪基、工兵第五团团长解养仁分别率部在怒江两岸投入施工。经过二十八天紧张施工,11月1日,一座长达八十七米、距江面三十三米高的“贝雷式”钢架桥终于跨过怒江。
现在过怒江大桥时,还能隐约看见石壁上当年十八军战士书写的“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标语;峭壁上还插着一根当年打入岩石中的钢钎,这根取不下来的钢钎,就成为那段史无前例的修路史的最好见证。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修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它告诉我们:谁都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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