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正的西藏史 ——根敦群培与《白史》

 

根敦群培的弟子及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以及撰写《喇嘛王国的覆灭》的戈尔斯坦教授均认为，在被捕前，根敦群培已经开始撰写《白史》。他给这本书起名《白史》，正是为了表明不偏袒宁玛、萨迦、噶举、格鲁任何一个教派，完全出自公平之心。根敦群培1945年回到拉萨之后，迅速开始撰写《白史》，正是感受到一部真正西藏史的急迫性。

《白史》封面

“蕃“字从何而来？

《白史》撰写了仅仅几十页，刚刚写完松赞干布，尚未开始赤松德赞时代，根敦群培即被捕入狱，遭到极大摧残，直至去世也未完成。《白史》可以说是一部残卷，然而正是这部仅有几十页的残卷，让根敦群培被誉为“从神史转向人史”的第一人，是现代藏学的开山人物，是杰出的史学家。究竟是什么让《白史》如此特别，我们可以结合另外一本对西藏有深远影响的著名史书来综合阅读，这就是《西藏王统记》，成书于明代洪武年间，作者是萨迦寺座主、宗喀巴的上师之一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据刘立千译订本，《白史》据格桑曲批译本）

在《西藏王统记》中，开宗明义地说明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将松赞干布及相继出世之法王祖孙数代大兴佛教的史事“广为流布”。因此，《西藏王统记》开篇用了六章来诉说释迦牟尼世系等宗教内容。而《白史》一上来就指出其是一部世俗的而非宗教的历史。接下来，根敦群培更明确指出，他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来自敦煌出土的吐蕃文书，以及《唐书》等汉文史籍。

在开篇部分，根敦群培完全没有提宗教，而是考证了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吐蕃的“蕃”字，也即藏民族的自称，究竟从何而来？吐蕃王族以及大臣的名号、服色究竟是怎样的？应当以何种纪年方式为准？这些问题在以往的宗教性史书中一概是忽视的，有学者主张西藏最初的王族是印度来的王子，顺水而下被冲到西藏。《西藏王统记》记录的则是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生出藏族初民，天降赞普的传奇故事。对于前者，根敦群培是坚决反对的，他用自己异常辛辣的语言指出：“众所周知，世中哪有一条自印度倒流入西藏的河流？连如此最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还将那些无端异说当作确凿证据吓唬我们。”（《印度北部的雪山及有关问题的辨析》）。

因此，关于藏族的起源，根敦群培丝毫没有提及“猿猴化人”这个颇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而是大段地引用《新唐书》、《旧唐书》中对于吐蕃先祖的记载，此外辅佐以《国王遗教》、《巴协》等古书中对吐蕃古风的记录。

蕃一词的辨析有重大的意义，事实上构成整个西藏史书的根基，根敦群培大胆指出“蕃”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原始词，或者是将王名当作了地名。他还放下门派之见，提出了苯教徒的看法，即“蕃”来自“苯”，并且认为“这个观点也值得略加思考”。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事“不问两千岁的老者，有谁能够了知？”承认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而不是先入为主，从宗教中寻找答案，这恰恰体现了根敦群培实事求是的修史风格。实际上，直至今日，藏学界对于“蕃”字的来源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松赞干布是否盛年而卒？

《西藏王统记》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了被西藏人民尊为“观音菩萨化身”的松赞干布时期创立文字、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修建大小昭寺，并且于80多岁时功德圆满，同一日与尺尊公主、文成公主共同融入自然生成的十一面大悲观音像心间。其篇幅大约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白史》同样热烈地歌颂了松赞干布的丰功伟业，其着眼点却是不同的方面。《白史》中更为重要的贡献，或许是考证松赞干布的生卒年月。《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等经典史籍均认为松赞干布是80多岁时入灭的。一个树立如海般功业的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自然应寿命长久。而《白史》通过《唐书》的可信纪年进行综合考证，得出了准确的松赞干布年谱：松赞干布13岁登基、25岁迎取文成公主，34岁时即英年早逝。他的死因，根敦群培根据苯教经典大胆猜测为被害。而且文成公主、尺尊公主也并未随他一同过世。根敦群培写道，敦煌吐蕃文书中有明确记载，文成公主在松赞干布死后，仍在世31年。

这一大胆的见解，如今已经成为藏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的确无疑是石破天惊般的大胆创见。然而根敦群培并不畏惧，他辛辣地写道：“总之，那些认为松赞享年80余岁的人，则必须面带微笑勉强承认藏王79岁高龄时，才娶唐朝公主为妻的。”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实事求是的无畏态度，他又说：“叙述通常的藏王历史时，应以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故为主题，此时无需为特别显示藏王的盛德而增添种种离奇的传说。”正所谓“此乃自然真实月，现出无垢白螺色；何必只因偏执俗，绘出长耳丑兔形”。

消失的史料

根敦群培在《白史》中还有诸多创见：例如从石碑文字推断乌梅体是乌金体快写而成，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分别由两种语言创制，考证吐蕃的服色，并推断地方神灵“赞”的服装和赞普服装类似等等；考证经幡柱原是吐蕃军队的长矛，后来逐渐成为信仰标识等，在此不作赘述。

根敦群培未能完成《白史》，实在是西藏史学研究的重大遗憾。据当事人目睹，他被捕时，要求给予的唯一优待是保存好他所做的关于西藏历史的笔记。“他的房间除了床上外，到处摆放着他的手稿。这些手稿全都分类排列，他不允许任何人接触它们。据说这是他从事敦煌古藏文手卷和西藏等地的碑铭研究多年的结晶。”

然而噶厦政府却不懂这些文献的重要，“检察官们毫不在意地将这些手稿和文献收在一起，然后将它们扔进一个黑色旅行箱。”

这些珍贵文献自此消失，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