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的四季西藏

我们行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气息，人群中当我们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总是善意地对着我们微微地笑着。

我们在城市中寻找时光片段，我们总能听到历史的回声，这声音告诉我们，他们曾是历史的推动者。

我们在城市中接受文化的熏陶，我们领悟到，城市的文化特质是和他们的性格分不开的，或者说他们就是我们城市的文化基因。他们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走近他们，就是走进了我们多姿多彩的“文化市象”。

吕楠，1962 年生于北京，1989 年开始独立摄影。他坚持别人对他直呼其名，不肯被称作老师；他拒绝出席自己作品的开幕式和研讨会，并以自己“太丑”为由，拒绝任何媒体的拍照。这个戴高度近视眼镜、看上去憨厚平凡的中年男子，是最早也是唯一被传奇的“马格南图片社”选中的中国通讯员；也是唯一登上过美国《光圈》杂志的中国当代摄影人。

2005 年之前，见过吕楠作品的人屈指可数。三部曲一出，他成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当今中国最有分量的摄影家之一”；栗宪庭为他的三本作品集作序，“（三部曲）以完整而宏大史诗般的规模，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现状，象征了作者期望的‘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

对公众来说，吕楠仍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朋友极少，在朋友眼里，吕楠是不折不扣的怪人。

1996 年吕楠开始赴藏拍摄，每年在藏时间都超过半年，持续七年，2004年完成。

张新民认为，吕楠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摄影工作方式，“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摄影师采取这样的工作方法——对待选题全力以赴去做，专门做，不顾一切地做，一做就是全身心的东西——这在中国应该是开创了先河。”

“巨大的激情，再加上非凡的毅力，这就是德拉克罗瓦。”波德莱尔的这句评价，正可以用来形容吕楠。工作对他来说，几乎是生活全部的重心所在。

吕楠认为，若想把事情做好，“心中一定要有他人”。吕楠不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身体力行，更将其贯彻在工作中，成为了他独有的一种工作方法。

去西藏之前，吕楠已计划好，一定要到没有游客去过的村子拍摄，为了跟藏族老乡沟通，吕楠先到西藏大学学了两个月藏语。这两个月，他什么也不做，只学藏语，平时顶多上街买点馒头和菜，连大学校门都没怎么出。在拉萨待了一个半月以后，他才去过一次八廓街，“布达拉宫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吕楠说：“没人见过像我这样去西藏的。我没兴趣知道的东西，跟我无关。15 年来我也都是这样的，凡是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我都不问。”问他这么做是否太功利，吕楠回答：“要知道，只有自私的利他主义才能结出果实。”

吕楠每次入藏都会带上一个药箱——那是带给藏族群众的。西藏农村看病不易，吕楠自学医学知识，拍摄之余给乡亲们看病，时间一长，他成了当地的“神医”。老乡越发信任他，吕楠的拍摄也越容易。

“我在各个时期的理想，并不超过当时的力所能及。”每开始一个选题前，他要进行长时间的准备，阅读大量有关当地历史、地理、风俗方面的资料，直到准备充分，他才会着手拍摄。他肠胃敏感，出门必备黄连素。除此之外，他的行囊里还有两三个相机、胶卷若干、一两本百读不厌的书、一只装着古典音乐的MD播放器——如果去的是西藏，那就还要带上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睡袋，因为他一待就是9 个月。“去哪里都要带铅笔和卷笔刀，我看书是要画线的，”吕楠说，“不然就是白看。”

每次从西藏回来，吕楠最多歇上三天，就要开始印片，然后挑片、放大，一天工作14 个小时。工作完成后，再待上一星期或者十天，他又开始上路。

吕楠说：“摄影本身并不是我兴趣的所在，而是一种手段。我只是恰好选择了这种手段，来实现我的想法。”在西藏工作的枯燥程度超乎想象，工作的时候他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想看我工作？倒给我钱也不行。”并非吕楠的工作方式有多不可告人，而是“太枯燥了，没有人能受得了，就算我找当地的农民，给他们一天100 美元的酬劳，他们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吕楠的《四季》，彻底回归人间，用栗宪庭的话说，是他“创造了日常生活的经典”。

在西藏的7年间，吕楠拍了3500多个胶卷，共126000 多张底片，最后挑选出109 张。《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季节为顺序，展示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和家庭生活——这几乎是西藏农民家庭生活的全部，吕楠的作品也紧紧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

吕楠以最简单的语句为这些生活场景命名：《试衣服的夫妇》、《为小女儿试鞋的父亲和大女儿》、《挖土豆的爷爷》、《叫丈夫起来收割的妻子》……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生动的生活场景。

有人从他拍摄的劳动场景中看到了西方古典主义油画的影子，《拾麦穗的女人》让人不禁想起19 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吕楠则认为，“其实古典主义的感受很简单，就是超然和平静。我的作品跟古典艺术没什么直接联系，只是跟这种感受有关系。”

栗宪庭说：“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

在西藏，吕楠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串门：“我走到谁家就进去，有故事发生，就继续拍；如果没什么事，就待上十分钟喝点水，然后再换一家。 一般去了三家之后，就一肚子水了。可不喝水不行，不喝人家不高兴，以为你嫌弃他们。”

摄影家到西藏，要么拍壮丽的风景，要么拍教徒、庙宇和喇嘛，农民的生活在他们眼中太过平淡。吕楠认为，藏族农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不受任何诱惑、从容不迫地生活的人群。“我并不是在拍西藏农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们当初也曾经历过，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健康、质朴的生活。”

“我很清楚，干好了是例外，干不好是正常。” 吕楠说，“但我只有一个愿望，或者说目的，残酷的是这个目的不一定能达成：我只希望我的作品比我活得长。”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