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青春献给了西藏” ——访18军老战士徐永亮

徐永亮说，当时他们只是抱着“驱逐帝国主义，解放祖国最后一块国土”的一腔热血，实际上“对西藏的情况一无所知”。他笑着补充道，正是军长张国华，才让他们这些文艺兵有机会踏上西藏的土地。

当年进军西藏的命令下达后，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指示“要轻装前进”，文工队被减了下来。在红军时期曾做过宣传工作的18军军长张国华，深知文艺的作用，向当时西南军区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坚决要求“带文工队进藏”，称要在西藏开展工作就必须先通过文艺和文化这条战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徐永亮所在的18军54师文工队被整队调到了军文工团。

进藏部队抵达拉萨举行入城仪式时，不少藏族同胞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第一次见到红旗、军乐队、腰鼓队和秧歌队，“拉萨群众全城出动来看解放军”。不过还是有一些捣乱分子从房上扔飞石，还往解放军身上吐吐沫，一些“坏家伙”会突然用身体撞人，当地人称之为“扛膀子”。

“人家砸你，只要还没被打趴下，就要接着表演。”徐永亮说，“那时候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刚到西藏时，由于语言不通，文工团通过演出“与藏族同胞拉近感情”，演员们穿上彩装，打起腰鼓，围着村庄转。老百姓一看，解放军在唱戏，就过来了。文工团开始演出宣传十七条协议，那时都有藏文翻译。

“说实在的，藏族老百姓就是通过文艺演出认识解放军的，又是通过解放军的宣传和模范作用，认识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徐永亮强调说，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宛若乐队指挥。

“那时候给西藏贵族演出也是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徐永亮说，“文工团那时每周得有一天去陪贵族们跳舞。”贵族小姐“一个个长得挺漂亮的”，留过学，会说英语。他们的生活非常奢侈，“吃高级奶粉、巧克力”；很洋气，“还抹着香水”。

13岁入伍时，徐永亮还是一个上四年级的小学生。到部队后他养成了自学的“坏习惯”——每晚在肚皮上默写生字，这个习惯还用到了藏语学习上，一直带到了西藏，等他结婚后“划”字划到了爱人的手上，把爱人吓到了，从那之后他的习惯才慢慢改掉。徐永亮说，学藏语是中央进藏部队的基本要求之一。尽管进藏路上大家都在坚持学习，但他们第一次用藏语演出时，还是“藏族听了像是在说汉语，汉族听了又像是在说藏语”。

1951年7月1日部队由甘孜到拉萨进发，行程近千公里，一路单靠两条腿走路，偶尔还会被驮给养的“生荒马”咬。伴着军歌嘹亮，部队一路爬雪山、过冰河。行军路上，从将军到士兵一边忍耐着“世界上无法克服的困难——缺氧”，一边坚持学藏语、学文化，了解藏族民俗和体验藏民族生活。有时练习喝酥油练到呕吐，文艺兵们开玩笑说，这样演节目就“更有藏味了”。

提起部队渡金沙江的那段历史，徐永亮给我们讲了一段趣事。渡江没有渡船，只有藏族的牛皮船，船身是用牛皮缝的，缝好后用棍子支起来，下水后就像个“碗”在江里漂着，一只船只能坐四、五个人。那时有一个老同志诗性大发，刚写了第一句“牛皮船好像大花碗”，突然有人喊去赶马，他就放下日记本，回来后一看，多了一句“我们好比稀饭”，听者大笑，这时，又有人追了一句“船夫从这边把我们舀到那边”。

在艰难的行军途中，文艺兵们一边行军，一边还要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给战士们鼓劲儿。他们把雪山当舞台，以蓝天为大幕，在沿途地势最险要的地方搭起了“鼓动棚”。每当部队经过高山，他们都要先于几个小时爬上山顶，在山顶设上茶水站，快板组、唱歌队，鼓舞着部队爬过雪山。

过丹达山时，他们在山顶又跳舞又唱歌，由于缺氧，有的女演员眼看着嘴唇发紫。那时候三个月不吃青菜，吃不饱饭，每个人的嘴角都裂了，有时候一笑、一大声说话，就渗出血来，大家开玩笑说：“得，不用画口红了。”

这时徐永亮向我们展示了一张过雪山时的个人照片，画面上的他，有着明显的“高原红”。徐永亮笑着告诉我们：“当时只觉得浑身冒汗，喘不上气来，但带着战士们喊号子，顺利翻过了一个大雪山。后来结婚体检时才知道，那时候我得了结核病。”

文工团后来追随52师由昌都到拉萨，走了一段“最苦的路”，翻了十多座5000米的大山，趟的冰河“数都数不过来”，脚下由凉到疼、由疼到麻、由麻到木，直至没有知觉……战士们到达拉萨接受体检时，发现不少女兵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风雪高原苦与乐

“世界上如果有灵魂的话，我的灵魂已经留在西藏了。”原18军老战士、原西藏军区话剧团副团长徐永亮注视着我们说，眼中熠熠闪光。

徐永亮16岁进藏，在西藏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20年”。离藏近40年来，由于身体的原因难返“故园”，徐永亮一直打探着一切和西藏有关的消息，读相关的书，了解相关的事。西藏那段“难以割舍”的青春岁月，成了他数十年来最美好的回忆。

剪不断的西藏情

“可以说，我把我的青春献给那个地方了，我对那个地方确实有剪不断的情感，尤其是回忆起我们进藏时的那种情怀，真的难以割舍。”徐永亮接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他难忘的老阿妈的故事。

1951年7月，徐永亮所在的18军54师文工队进驻甘孜修机场时，需要借助老百姓的房子，他第一次见到了藏族老阿妈。老阿妈脸黑黑的，“光露着两只眼睛”，尽管她在善意地频频招手，还是把时年十几岁的徐永亮吓得“想往回跑”。随着相处，徐永亮日渐感受到了藏族同胞的善意——战士们每天出工回来，老阿妈都会提前把热水烧好，一盆一盆地填满，供大家洗澡、擦身子。

徐永亮叹了口气，说：“我们有的人把一生献给了西藏，有的还把儿女们也献给了西藏。”

像徐永亮这样为西藏奋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兵，为了“长期援藏”，他们不少人错过了为人父母最重要的时光。他们的小孩出生以后，有的被送回了老家交给家里人照顾，有的被送到了后方的幼儿园、八一小学。这些孩子往往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西藏，但长年没见过面。有些兄妹先后进了同一个学校上学，却彼此不认识。当父母回去接孩子时，孩子会躲起来，只叫他们“叔叔”、“阿姨”。每当这个时候，这些老兵就会落泪。

采访间隙，我们有幸见到了徐永亮的大书柜，里面林林总总地摆着不少和西藏有关的图书。徐永亮说，有关西藏的书自己只要看见了就都买了，买了之后都看了。担任西藏军区话剧团副团长时，他曾想派创作人员到高原上去，用几年的时间体验生活，把藏族整个文化、社会的境况如实体现出来。但由于多种原因，“好多计划都没有完成”。

离开西藏后，徐永亮一直珍存和追忆着那段“激情燃烧的西藏岁月”，并以此慰藉自己这抹“无处安放的乡愁”。（本版图文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