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与西藏的三次“对话”

罗浩作品《对话》

“干杯西藏”，不可复制的理想

记者：是如何与西藏结缘的呢？第一次踏上西藏的情景和感受还记得吗？给大家讲讲您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的西藏吧。

罗浩：我1964年出生在西藏，爸爸、妈妈都是十八军随军记者，后来妈妈转业，带着我回到四川宜宾老家，1970年，爸爸在文革中收到批斗，所以妈妈在那一年带着我和弟弟再次回到西藏。第一次进藏，感觉拉萨不像一个城市，而像偏僻的农村，到处是农田，连布达拉宫后面都是农田。这里的商业很不发达，记得当时整个拉萨只有一个副食品商店，东郊西郊各有一个商场，另外还有拉萨饭店，拉萨百货，其他就没什么了，感觉很荒芜。

记者：如今，上世纪80年代进藏的那一批人有了一个共同标签：拉萨派，您如何看待这个标签？

罗浩：我不喜欢给自己定标签。坚持不给定标签，现在看来是好事。

在西藏，我没有更多的约束，没有把自己看作本地人或外来者，我是一个综合者。我接触很多人，对于《干杯，西藏》中的朋友，我吸纳了他们所有的精华，博采众长后将其用在了摄影上。当时80年代西藏的文学艺术超越内地，《干杯，西藏》中的人来西藏，不是旅游，那时条件很差，有的搭车，有的徒步，他们来是带着思想来的，他们是来寻找心灵的东西，不像北京只是一个圈子，而在西藏每天都能找到新鲜血液，所以最初的这一批人，都是很单纯的想法，单纯的实践。

记者：当年《干杯，西藏》的状态能否重现或复制？

罗浩：我觉得《干杯，西藏》里纪念的那种状态再也呈现不了了。因为现在的人没有信仰，很多人崇拜权利和金钱，崇尚物质方面的欲望，而当时的人崇拜精神，那个年代大学生进藏，纯粹是为了理想，就拿《干杯，西藏》里面的人来说，他们基本都是自愿来的，比如马原等。他们认为有没有钱无所谓，能吃饱就行。他们创作一幅作品非常投入，而且不计名利。当年我为了去那曲拍照，差点冻死在车上，但是还是要去。现在许多作家一下笔就想着能卖多少钱，画家每一笔亦如此，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于小冬作品《干杯西藏》

与西藏的三次“对话”

记者：赤身裸体面对珠峰，坦诚自然。您的作品“对话”揭示了人与天地万物的某种关联。创作初衷是什么？1998年您在漂流雅鲁藏布江时重新呈现了“对话”，前后两次的对话有何不同？

罗浩：1998年，我在雅江漂流中重新呈现过，第三次是在2002年，我请了四个女志愿者，把她们带到拉萨河对岸，也就是308团的位置，面对布达拉宫又拍了一张。这三次对话，属一个系列，跨度达13年。

第一次《对话》是在珠峰。实际上，与珠峰的这次对话，是针对环境问题的一种行为艺术，栗宪庭先生说，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先锋艺术，很前卫。这幅画的含义就是想说，我们面对珠峰应该做些什么，在西藏工作生活的我们，能做什么。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有环保意识，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把根扎下了。见到珠峰之前，我获过全国摄影大奖，作品也很知名，所以自己很轻狂，但是见到珠峰第一眼，我掉眼泪了，那种泪不是哭，而是被珠峰给震撼了、折服了。拍摄这幅作品时，我们商量说，生死都是赤条条的，我们何不与圣洁的雪山对一次话。起初作品的名字叫《艺术家与珠峰对话》，后来直接改为《对话》。作为作为摄影师，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是一种敏感性使然。

第二次“对话”是1998年雅江漂流时，过程很艰难，面对雅江的正源“杰玛雍仲”，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次漂流可以说是中国民间探险的先驱，之前的探险基本上都是国家组织的。当时我们18条汉子，面对雅江，没有可以参考的可靠资料（市面上的许多信息不准确）。生死很难预料，所以就想着拍一张纪念照。这次悲壮的探险，更像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家人、社会和自然的深刻对话。

罗浩（右一）与队友考察雅江大峡谷段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在2002年的时候我再次在拉萨重现了“对话”，目前还未展出，而且也是第一次在公众平台提及。第三次“对话”是在2002年拍的，至于为什么要选4个女性面对布达拉宫来作为创意，首先我长期行走在西藏的牧区、农区和城市之间，对西藏家庭组成中的妇女形象印象深刻，我觉得她们很高大，她们是支撑一个家的顶梁柱，以纯牧区为例，男人只负责繁衍、宰杀，其他什么都不干，妇女则要挤牛奶，带孩子，干很多活，我对这样的妇女很崇敬。

看西藏，平视角度最重要

顾倾城：三次“对话”的艺术视觉和心理状态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

罗浩：这些都是我个人所坚持的”平视的视角“决定的。当时很多游客或文艺工作者的视角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上帝的视角，即俯视，他们觉得应该拯救西藏，这种视角很可怕，其实西藏千百年来都没人能拯救；二是仰视的视角。他们带着一种神秘而高不可测的心情看待西藏，可能是一种崇敬，也可能是一种学习，但都是不准确的；三是平视的视角。当时我在八廓街附近的楼顶上看转经的人群，觉得很拥挤，但是当我融入在他们当中，我的视角就变为平视的、真诚的、善良的、平常的了，这觉得才是文艺工作者需要的视角。曾经我在西藏的一家杂志任职，每次有新的编辑记者加入，我都会和他们谈这种视角，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要把自己当成西藏一份子，慢慢去了解，去挖掘，这样的状态才不会痛苦。

记者：讲讲那个时期文化与时代的关系吧，或者梳理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脉络？

罗浩：之所以会有文学艺术的暴发，是因为我们禁锢的时间太长了，80年代突然开放，一股新鲜空气在中扑面而来，许多新文化、新思想让人措手不及。只可惜，1989年，戛然而止了。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曲时，真的惊呆了，觉得太好听了。那时的各种文化，好的、坏的，我们都在吸收，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那时没有网络，信息相对单一，我们的硬盘是空的，所以拼命吸收，后来在西藏，我们靠外来的朋友分享音乐、画作等获取信息和灵感，这是一种单向的传播，很容易吸收、取舍和发挥。而现在信息量太大，很乱，反倒限制了大脑的接纳能力，面对许多好多东西也没有更多的感慨了。我觉得无论是50后、60后，还是70后，都在改变和适应。

1998人类首次漂流雅鲁藏布江，罗浩是带队副队长。

罗浩：祖籍四川，自由摄影师。1970年进藏，84年任西藏摄影家协会秘书长，1985年入选《西藏当代文化名人》一书，现为西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85—1990年组织参与大型画册《中国少数民族画册丛刊——西藏》、《欢腾的西藏》等多本画册的拍摄编辑工作。代表作品有《对话》、《无题》，《走了很远的路才发现这是一个终点》等，曾任《西藏人文地理》主编等，现为西藏户外协会执行会长，TBIS西藏影像调查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