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军女战士宋惠玲的难解西藏情

 

1950年春天，十八军文工团开进四川叙永，在叙永县中学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联欢。16岁高中女生宋惠玲代表学校表演了节目，和部队文工团员们一起演出。文工团在叙永招兵时，单纯的她一直以为招的都是男兵，做梦都想当兵的她，有些失望。后来弟弟参军入伍那天，她从学校跑来送弟弟。就在这时，一辆军用卡车从她身边开过，那不是十八军文工团的人吗？她看到卡车上有自己熟悉的女同学的身影，她一下子愣住了。就在文工团队伍出发时，她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参军，我一定要跟她们走！她不由自主地迈开了脚步，跟着汽车跑起来。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心已经跟着走了。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学生旗袍，不顾汽车后面扬起的尘土，拼命地追。文工团的演员们以为她因为好奇才跟着汽车跑。车已经开出县城很远了，她还在跑，她似乎没什么力气了，她的身影离汽车越来越远了。这时，车上的朱子铮团长，命令司机停车。当精疲力竭的宋惠玲看到汽车停下时，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尽浑身的气力冲到汽车边。一双双温暖的手将她拉上了车，“然后我就像燕子归巢般‘飞’上了汽车。”这一上车宋惠玲就算入伍了，成了十八军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这一飞，注定了宋惠玲一生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宋惠玲近照

拉萨小学：既当老师又当学生

宋惠玲跟着部队经甘孜到昌都，过丁青、嘉黎、太昭，抵达拉萨。西藏工委成立后，宋惠玲又到了工委文工队，她边学习边工作，还合作排演了新节目，为当地同志和修路部队、民工以及广大藏胞演出，还不时为各类统战工作、军政活动和节日庆典表演。

“1953年夏季的一天，我被派到拉萨小学当老师，教授全校的音乐课。我记得在第一次上课时，铃一响，我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一眼望去教室里挤满了小孩和大人，小孩自然是学生，大人是陪读的佣人或亲属，吵吵闹闹的。我连声用藏语说安静下来，可没人听我的。这时陪我上课的黄文焕老师，用流利的拉萨话带着几分威严地说了几句，课堂上顿时安静下来。”

“那时候学校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藏文、汉语、音乐、美术、自然，你上什么课就负责编什么教材。那时，星期天，我们就去觉木隆藏剧团、一些贵族那里学些堆谐、朗玛，一般都是采取口传口授的方式。记下来之后，经过筛选后，把适合我们作教材的、适合学生唱的，填上新的歌词，再由懂藏文的黄文焕老师翻译成藏文并填词，就这样备课。”

“那时学生有的来自城市平民、商人、贵族家庭，还有小活佛。学校规定我们这些老师必须要做家访，了解学生家里情况，困难的要分等级给予补助。”

“学校的生活很规范，每天上午藏族老师统统上藏语文课，不去上课的藏文老师给我们这20多个汉族老师上藏文课。20多个汉族老师还根据藏语水平的高低分成高、中、初级班，我有幸考到了中级班。那时藏族老师不会汉语，用的藏文教材上的字不是现在的印刷体，全是行书，所以有时上课时，不知讲到哪里，云里雾里的，也不好问。下午，藏文老师在办公室学汉语、学政策，我们就去上音乐课、自然课、美术课。同时，我们还要当辅导员，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我们除了学藏语、自编教材，还组织学生演出，每逢‘六一’、国庆等节日都要排练节目。”

“当时，大班有个特殊的班，就是贵族班，那个班的孩子年龄较大，包括阿沛的孩子、十三世达赖的子女都在那个班学习，他们都是去印度学习过的，也接受过传统文化、礼仪方面的教育，孩子们的素质较高。李安宅教授给他们教英语课。这些孩子跟我感情非常好，一下课，他们像一群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喜欢你时，跑过来一把拉住你的手叫你‘尼尼（太太、小姐）啦’‘奔波啦（当官的）’，看你不生气，最后笑着叫你一声‘格啦（老师）’然后不好意思地跑了。”

回忆起在拉萨小学的那段日子，宋惠玲还讲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一个十一二岁叫格隆的男孩每天都迟到，每天被罚站。有一天放学了，我去班上检查，这孩子还在被罚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奶奶病了，我每天要去给奶奶要饭，要好饭把奶奶安顿好，我才能来上学。”我听到这些眼泪都流出来了。后来，我和校医去格隆家。我了解到，格隆是个孤儿，老奶奶做小工收养了他，现在病了，不能出去做小工了，他就要饭给奶奶吃。后来很多年后，我从内地学习回到拉萨，有次去贸易公司，在副食品柜台前看到一个人冲着我笑。我走到柜台前，这人叫了一声：“格啦，你不认识我了？”我看了一会儿，认出了他，我说：“你是格隆？”他说：“老师，我现在不叫格隆，我现在叫大华，是贸易公司副食组组长。老师你需要什么我给你留着。”那时大华已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了，一口汉语说得非常好。我们的感情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1993年，我和老伴退休要告别拉萨了，有天在街上碰到了他，他已经从贸易公司科长的职位上退休了。当得知我们要离开拉萨时，他劝我们留在拉萨，他说帮我们找地皮盖房子。当得知我们去意已定时，他说：“老师，你们以后一定要回拉萨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幸福生活。”

 

帮堆乡：让我感动的三个房东

“60年代，我们下乡工作组到农村去体验生活，那时候我下到了达孜县帮堆乡。我的第一个房东叫仓决，我们从区里下去时都要把自己的口粮交给房东。仓决一家刚翻身解放，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背在背上，丈夫在生产队牧羊，每天天不亮就出去。仓决家吃、住都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带的那点米、面很快就吃完了。有一天，我病了，没去生产队上工，就在卡垫上躺着休息。我闻到了一股挺香的肉味，那是春耕时期，粮食、蔬菜、肉都很缺。我发着烧也起不来，就看见仓决在灶台前不停地忙活着，弄出的烟熏得我直流眼泪。我心想，仓决今天怎么没下地呢。这时，我们的一名队员进来了，闻到香味直奔灶台拿起碗就从锅里盛东西。仓决一把夺过勺子大声说：‘这不是给你的，你吃的在那边，这是给阿佳啦的，你没看见她病了？’说着她盛了一碗热乎乎的突巴，里面有羊肉、羊骨头。我当时特别感动，就说大家都分一点吃吧，这时仓决大叫起来：‘这是过年才吃的！’我感动得吃不下去，说：‘大家都吃一点，哪怕吃一口，我心里也高兴，我高兴病也就好了。’”

说到这儿时，宋惠玲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第二个房东叫扎西卓玛，以前是农奴，民改后要求进步，加入到党组织，还当了村妇女主任。她每天晚上都要给我烧一暖瓶开水，而且把暖瓶擦得很干净。她安排我睡在她的里屋，她在厨房的灶台旁铺着床带着两个孩子睡。有天晚上，我点着蜡烛整理材料，总觉得有个人在烛光中晃动，我抬头看见是扎西卓玛，问她：‘你有什么事吗？’她说‘我想学文化，我看着你天天这么写呀、记呀的，我好羡慕。你说我们翻身了，解放了，我没文化，我怎么翻身解放，我怎么学毛主席的著作，怎么算账，我不能天天基、尼、松、西来扳手指头。我怎么办呀？’她一口气说了很多。我问她你真想学？她说：‘没有文化就不算真正的翻身解放。’她坐下来，我把她孩子的课本拿出来，从藏文的拼音教她。这件事给我的启示是：不光她们要学习，我们也要学习。”

“我的第三个房东叫洛亚。她家三代寡妇，第四代才有个男孩。她家的围墙很矮，四面透风，靠墙处供了个佛龛。她指指佛龛旁对我说，阿佳你就睡这儿。我困了，就睡了，第二天早起一看，我的床周围全是头，我头顶睡的是老奶奶，一边是洛亚，一边是她儿媳妇。我问是怎么回事？洛亚说：‘你到我们家来，我们怕晚上坏人欺负你。’就这样我在洛亚家住了下来。有天洛亚找我商量，要给孙子娶媳妇，但是没钱不能按老规矩操办，我们娶不起怎么办？我说，那就新事新办，酿了些青稞酒、煮了些粥，办得简朴而热烈，小俩口的结婚证都是我代表政府交给他们的。为了纪念这件事，我们还一起合了影。洛亚她们叫不来我的汉语名字，后来，就叫我‘阿佳甲白姆’，意思是汉人的白姆，后来干脆就叫我‘白姆啦’。”

说到这里，宋惠玲高兴地笑了。

 

大学从教：师生情深似亲人

“1973年，我调到中央民族学院。那时民院从西藏招了预科班。我给他们上课时，第一句话就用藏语说：‘我曾经是金珠玛米。’他们发出一片感叹声，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和情感。上课时，我常用藏语说：‘我来教，同学们来唱。’以至于有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你的课堂秩序那么好？’他们上完预科就考到别的大学了。后来在拉萨街头遇见他们，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在中央民族学院，有一年，系里给我推荐了一个叫桑姆的藏族学生，让我教她。我之前到上海音乐研究所专门学习过民族声乐。桑姆是从阿里来的，当时嗓子坏了，失音了，很苦恼。我就用我们积累的经验帮她恢复嗓子。那时有个青年代表团来中央民族学院参观，演出时需要一个藏族演员，我让桑姆去唱。当时艺术系的老师带有疑问地问桑姆：‘你去唱歌，行不行啊？’桑姆说：‘老师，台上见嘛！’没想到那晚在艺术系的礼堂里，桑姆的演出很受欢迎，并引起了重视，后来被上海音乐学院挑走了。”2008年，我老伴去世时，桑姆知道了，她打电话给我：‘老师，黄老师走了，我不能到寺庙给他点灯，我在家给他点了一盏灯。等黄老师头七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寺庙给黄老师点一盏灯。’我们之间就这样随时都在牵挂着。”

“在援藏时，因为我所教的专业是一对一地上课，不上大课，所以和学生之间很熟悉，长久下来感情也很深。这期间，我也没把自己当成援藏的教师，我带了旺姆、次白珍、央宗等学生，和她们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

 

说起央宗，宋惠玲说了这样一件事——

“央宗在藏大留校后到北师大进修，周末经常回我家。有一次周末她又提起包，同宿舍一个蒙族的同学看到她周末就提着包，便问：‘央宗你去哪儿？’央宗回答：‘我回家。’‘你不是西藏来的吗？回什么家？’央宗骄傲地说：‘我回老师家。’她很会做面食，到我家后她就到厨房里忙活。后来她评职称了，英语不会，又打长途电话来让我们辅导。甚至连她后来找了男朋友，都带到内地让我们看。”

说起另一个学生次白珍时，宋惠玲拿出一封信读了起来，这封信在2008年5月她丈夫去世时，次白珍写给她女儿平平的。宋惠玲只有一个女儿，十多岁就去了英国留学，现在加拿大。信中这样写道：平平，我们20多年没见了，只有在老师这里能见到你的照片，很想你。这次你走时一定要把老师带走，不然她一人太孤独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凡是都要想得开，黄老师他老人家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争取为活人多着想，只有宋老师身体健康，才能安慰九泉之下的黄老师。拜托了！读完信后，宋惠玲接着说：“不久前，次白珍的母亲来成都治病，我去看时，她母亲说：‘老师，白珍非常惦记你的身体。’”

“现在次白珍是国家二级演员，旺姆是藏大副教授。她们在工作上遇到困难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和藏族同学之间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常常鼓舞着我，给我一种生存的力量，使我的人生非常有意义。”说到此时，宋惠玲又一次哽咽了。

在采访结束时，宋惠玲说了这样一段话：“只要我不离开人世间，这些往事还会继续下去。一晃，我们在西藏三四十年都过去了，但是在西藏的时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种精神鞭策着我不断努力，不断学习，因为我还要和我的藏族学生交往，我不能落后，不能做个脱离社会的人，我要和她们一起前进，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生不孤独也不迷惘。”

宋惠玲和老伴退休后，本可以回到北京居住，他们却留在了成都，因为他们觉得成都离西藏近，住在成都离西藏更亲近，更方便。

人物小传：

宋惠玲，1934年生，四川叙永人。1950年初，正上中学的她参加了十八军，由于唱歌嗓音非常好，被作为文艺兵分在了军文工团。后随部队进藏到达拉萨。之后进入西藏工委文工队。拉萨小学成立后，到拉萨小学教音乐，后到中央歌剧院进修学习声乐。1956年回拉萨，筹备1957年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1973年，调离西藏到中央民族学院，这期间，继续为西藏的民族艺术发展做着工作，之后以援藏的方式到西藏开展工作（西藏大学艺术系），直到退休。宋惠玲的丈夫是著名的藏学历史宗教专家黄文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