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军老战士王贵：汉藏亲如一家，血肉不分

 

1950年初，18军受领进军西藏的任务时，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刘伯承同志指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要由民族团结入手。”当年2月2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发布的《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要求我们“亲密团结康藏人民，”“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团结友爱互助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是否能够团结康藏人民，这是解放西藏、巩固国防的决定关键。”

西南局、刘邓首长的上述指示非常中肯，说到了要害。

旧西藏的军事力量并不强，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历史上帝国主义入侵、挑拨离间和封建王朝、国民党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而造成的藏汉民族隔阂，以及亲帝势力掌控的藏政府对祖国离心的“藏独”倾向，使我们进藏部队面对着相当严峻的政治局面。所以，我们进藏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民族隔阂，搞好藏汉团结。如果没有这一条，在藏族地区的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

当时，我在18军司令部侦察科任参谋。我们科是52师吴忠师长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154团组成的北路先遣部队的一个单位，走在全军最前面，于1950年4月28日到达甘孜，6月26日到达德格，10月7日参加强渡金沙江的昌都战役。这一路上，吴忠、天宝首长都反复强调要模范执行政策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以实际行动使藏民了解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性质。

我们行军中，宁肯在风雪中挨冻、搭帐篷宿营，也不进喇嘛寺住，绝不动麻呢堆、经幡和藏民信奉的各种神物，十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们到达康定以西的八美村（今道孚县境），第一次借住藏民家中，向他们购买柴草后，拿出银元来付钱，开始他们不敢要。因为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往往比土匪还厉害，从来都是要百姓背柴背草来，绝不付钱，背慢了点还要挨骂挨打。我们宣传买卖公平是我军纪律，真把白花花的银元柴草钱交到他们手上时，他们又惊又喜。在八美，我们科的骡子踢破了藏民房东家的一个瓦罐子，马上就给他们赔了钱。第二天出发前，科里检查群众纪律，看看借百姓的水桶、绳子、勺子等东西都归还了没有，并且帮房东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走。到甘孜以后，吴忠首长动员大家开展“满缸运动”。这是冀鲁豫部队时期就养成的老作风，即凡是借住民房，就保证房东家中的水缸由部队帮助挑满，不需要藏民房东自己再背水。当时我本人就不知挑了多少担水，几乎天天挑。

再就是免费为藏民治病，最受群众欢迎。过去，藏民看病很难，特别是穷人有病就耗着，没钱买药，也请不来医生，有些请喇嘛念经也不管用，有的就等死。154团卫生队为房东家的孩子治好了腹泻还不要钱的消息一传开，藏民来卫生队求医治病的络绎不绝。吴忠、天宝首长号召各单位的卫生员都要积极为群众治病。我们侦察科的卫生员小吴编了句顺口溜：“头疼发烧，阿司匹林三包，欢迎藏胞来找。”这些藏民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在西康省藏族地区传开了。甘孜的一个藏族老人就说：“过去的军队，刘文辉的24军，还有藏军，我见过，都是吃藏民、拿藏民、抢藏民的，只有解放军是帮藏民、给藏民、为藏民的。解放军真是太好了！”

把我们部队叫成“新汉人”、“菩萨兵”的美称，就这样在西康省流传起来。军民团结很快就发展成民族团结。《藏胞歌唱解放军》的歌声响彻藏族地区。军爱民，民就拥军。西南军区空军飞机突破空中禁区向我们甘孜的先遣部队空投银元、粮食，有一个降落伞被风刮偏，落在小山包背后，让藏民捡到一箱银元1000块，藏民一块不拿，用牛驮上走了十多里，将这1000块银元完整地送交吴忠师长。这类感人的事还多得很。

 

张国华军长、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吴忠、天宝等首长都极为重视做好对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拜访、送礼、宴请、座谈等方式，向土司、头人、活佛等宣传中央关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德格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女土司降央白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巴塘的巨商邦达多吉等有代表性的西康省藏区上层人士，都很赞同、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并向金沙江以西宣传、捎信、捎话。其中格达活佛还主动赴昌都去劝说藏政府派出代表来，与中央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不料英帝国主义分子挑唆藏政府官员在活佛的茶中下毒，这位德高望重的爱国活佛被英帝国主义分子害死于昌都！这突显出西藏反动上层关闭和平谈判大门、企图以武力抗阻我统一祖国、进军西藏、搞“西藏独立”的险恶用心。中央、西南局被迫下决心展开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

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中，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同胞争先恐后地踊跃支前。夏格刀登、降央白姆、邦达多吉等出动万余头牦牛和大批骡马为我军运粮运物，并售给我们百万余斤柴草。千百个藏民参加赶牦牛、骡马运输，还出动藏民担架队为我们抬送伤员，出现了德格县龚垭村的支前女模范曲梅巴贞等人。我们打到金沙江西岸的岗拖村时，当地藏民见我军说话和气、处处爱护群众，对比过去奸淫、抢劫、鞭打、勒索他们的藏军，他们就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是这个”，又伸出小拇指说“藏军是这个”。战役中，我们严格战场纪律，执行对藏军俘虏特别宽大的政策，先为伤俘治伤，后为我伤员治伤；藏军官兵的私人财物一律不动，仍归他们自己所有，还发给路费予以遣返。对比起他们过去对俘虏任意打骂、搜腰包甚至砍手、剁脚来，许多藏军士兵都说“没想到当了共军的俘虏还真不错”。原本是穷苦农奴出身的三千多名藏军士兵被释放回去，一路上没有不说解放军好的，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对稳定拉萨一带的人心起了良好作用。

 

昌都解放后，已值寒冬。王其梅首长率领我们军前指仍住帐篷，让在战场上最后命令藏军放下武器、停止与我军对抗的原藏政府昌都总督阿沛等官员仍然住进总督府院内最好的房子。在朱古寺战场，阿沛慌乱中丢失了一匹心爱的白马和金鞍银蹬，王其梅首长得知后，严令部队查找，很快在52师骑兵侦察连找到，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他。这时，后方的牦牛、骡马运粮一时还没跟上，我们仍招待阿沛吃小灶、四品官员们吃中灶，对他们处处优待，同时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和我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王其梅恳切地对阿沛说：“昌都这一仗我们本不想打，但是格达活佛来劝和都被害死，我们才被迫不打不行了。打完我们还是希望和平谈判解决。”这一切使阿沛等40名官员大受感动，有的甚至感动得掉泪，促使他们联名致信达赖和藏政府应当同中央举行和平谈判。

所以，昌都战役既歼灭了藏军主力5700多人，更赢得了康藏地区各界藏胞的民心，是一场军事上更是政治上的胜仗。这个人心的向背，是个根本问题。为人民与反人民的完全不同性质，永远是我军的政治优势与一切敌人的劣势。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就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别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虐待俘虏这几条规定通俗简单，但实际做起来走遍天下都受欢迎。这在藏族地区也不例外，确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使我们在政治上无往不胜。

昌都战役后，藏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爱国、主和派势力抬头，他们谴责亲帝、主战派失策，坚决要求同中央开启和平谈判之门。我们军事上如此强大，政治上又如此宽大，康藏地区藏民多数已经人心向我，而此时美帝国主义正深陷朝鲜战争的泥潭中，英美均无力再帮助他们搞分裂活动，他们还得同中央和平谈判才有出路。见到这一切，达赖集团才在1951年春下决心派出以阿沛为首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谈判。终于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祖国大陆实现完全统一，敌人搞“西藏独立”的阴谋完全破产。

 

1951年8月，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领我们18军前方部队从昌都出发，爬雪山，趟冰河，徒步行军3000里，忍饥挨饿，负重行远，终于当年10月26日胜利进驻拉萨。这一路，藏民的牦牛运输队又是极其重要的支前力量。赶牦牛的藏胞往往和我们行军队伍一同前进，我们送饭请他们吃，他们送酥油茶请我们喝，真是亲如一家，血肉不可分。张军长曾经说：离开藏民的支援，我们进驻拉萨是不能想像的。同志们也都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

当年，我们18军进藏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密切联系藏族同胞，可以说是集体的孔繁森，是大得藏区人心的。

60年过去了，西藏翻天覆地，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沧桑巨变，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极大地发展了。但新时期出现了党风问题，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老同志关注的甚至担心的。当然，总体上还是党风优良，中央现在也一再强调创先争优活动。我们相信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西藏党政军民共同努力，进藏时期党的优良作风必定能保持并发扬下去，把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建设、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王贵：军事科学院原研究员，当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8军司令部侦察科见习参谋的身份随先遣队率先挺进西藏。）